我小时候住在单位大院,好处是,大家互相有个照应;坏处是,生活被熟人尽收眼底,免不了被人打量、比较和品评。
比如我家隔壁的李姨,经常被邻居们挂在嘴边。倒不是她有多特别,相反,她看上去非常普通,个头儿不高,皮肤微黑,头发总是乱乱地扎在脑后,衣服也都是灰色调的,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来往往,属于最容易被淹没在人海里的那一类人。正因为她如此寻常,她的生活方式,不,应该说消费方式,才让诸位高邻觉得碍眼:她看上去不像个有钱人,也不像一个大手大脚的人,为什么她花钱那么着三不着两呢?
比如她有一天下班回来,车篮子里躺着一把弯弯的金黄色水果,别说孩子们好奇,就是大人见了也问这是什么。李姨介绍说这是一种热带水果,叫香蕉,又要掰给我们尝尝。我们当时虽然年幼无知,却也知道不能轻易接受贵重物品,忙不迭地闪开了。
然后就见李姨的女儿小雨,拿着香蕉出现在门口。在一群小孩的围观下,她很奢侈地剥下香蕉外皮,细微的香甜进入我的嗅觉。之后好多年,我都觉得香蕉的香味很有高级感。
初见桂圆也是在李姨家,她分享给我一个。桂圆的味道没有多特别,但那个乌溜溜的核多好看啊,像个宝物,我觉得它应该被珍重对待。
螃蟹下来的时候,他们家就吃螃蟹,那会儿还不流行大闸蟹,就是很小的河蟹。在我奶奶看来,没有比吃这种没什么肉的河蟹更不划算的事了,她总是叹息:“就是吃它一个命啊,哪抵吃肉呢?”
他们家在饮食方面的投入,引起整个大院人的诧异、窃笑与非议。我们大院里没有人这么过日子,把钱花在吃上,最后连个响声也听不到。我们大院里的人,更愿意把钱攒起来买家用电器,谁家是大院里第一个买电视机的,谁家是第一个买冰箱的,谁家是第一个买洗衣机的,全大院的人心里都有本门儿清的账。把钱花在这上面,多有面子。
李姨家没有这些电器,甚至连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这也不完全是因为李姨败家,她丈夫也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她丈夫被我们喊作张叔,在我们大院的男人里,也是个非典型。印象中他是个电工,大人们说他的收入还可以,他却不给李姨一分钱家用。张叔弄点钱,就去街上小饭店里叫俩凉菜,喝个小酒,能拎一包卤菜回家,就算他有心了。李姨对此不管不问,一家三口同框时,还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这样两个人,自然过得家徒四壁,大人们提起来都摇头,觉得他们的日子太失控。我们小孩,却一直有点羡慕小雨。
我们都上小学之后,小雨成绩一般,我的成绩也一般,但我爸妈明显比李姨着急多了。尤其是暑假刚开始那几天,大家坐在巷口那户人家的竹榻上乘凉时,总有人主动谈起自家孩子的成绩,其他人一边啧啧赞叹,一边分出余暇来,含嗔带怨地瞥上自家孩子一眼。我妈还会额外加码,伸手推我一下,从那力道里,我能感觉到我妈内心的失衡。
李姨则不同,她只是笑笑,还不是强颜欢笑,是打心眼儿里不当一回事。她的这种淡然无疑令那些成绩优秀的孩子家长扫兴。李姨走后,我听到她们对她深表同情:“找个男人是那样,小孩又是这样,她这命真不好。”
之后,我们陆续搬离那个大院,我不再听到和李姨有关的消息。她的形象重新浮现于眼前,是十几年以后了。有一天,我爸说:“你知道吗?小雨现在跟她对象一块儿卖牛肉汤呢。”
我听后很吃惊,李姨怎么也是个文化人,小雨小时候就很喜欢《红楼梦》,能背下里面整套的诗词,她成绩是不好,但也不至于这样啊。我爸解释说,小雨后来上了技校,认识了一个男同学,两个人毕业后都找不到工作,正好男的家里是卖牛肉汤的,他们干脆就帮家里做生意去了。
我爸的叙述让我吃惊,倒不是我过得有多好,但小雨这是典型的“生活下降者”,我觉得跟当年李姨的漫不经心有关。
我想去小雨的铺子看看,又心存顾忌,怕小雨介意发小看到她的“落魄”。
又过了几年,我爸对我说“你可知道,小雨家的牛肉汤已经风靡全城了。连外地人都大老远地开车过来,只为喝她家一碗牛肉汤。她开了好几家连锁店了。”
换一种思路,小雨这一路,持有的应该是一种如李姨那般随性的态度。“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当年李姨的消费方式,正是王维这两句诗的具体体现。
相对于其他人总是把钱花在“让别人羡慕”的地方,她总是将钱花在“让自己高兴”的地方,比如那些香蕉和桂圆,比如和谐自在不紧绷的家庭氛围。她只用自己的感官去体验,对他人的评论没有预期,便也没了贫穷感——在饱暖之后,穷与富,就不完全和金钱相关,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感受。
我曾见年入数百万的人,被贫穷感一路追击,张皇失措,不知所往;也有李姨这样的人,心安理得,怡然自足,谈不上富有,但绝不贫穷。她是结结实实地“把钱都花在了自己身上”,别人买东买西,她只买一个“我高兴”,这才是真正幸福的消费方式。
偶尔到手的一笔钱,有人精打细算,想要买房置地做投资,积攒一份家业;有人不计算机会成本,只求活个高兴,即便千金散尽,总算是敞开高兴过,也不能说不划算。每一个人的选择,都自有其缘故,哪有什么标准答案。
(杨子江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我的便携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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