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宏观调控由“逆周期”向“跨周期”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以“逆周期”调控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稳定物价、促进就业等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然而，“逆周期”调控只关注短期，可能会造成政策超调、过度干扰市场运行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逆周期”调控缺乏对中长期经济发展需求的考量。针对于此，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7·30”会议，首次提出“跨周期”宏观调控。时隔一年，在2021年的“7·30”会议上，中央再次明确“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进一步表明“跨周期”调控将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逆周期”宏观调控的内涵及局限性

　　“逆周期”调控的内涵：以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为目的。“逆周期”宏观调控理论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成为各国政府最主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逆周期”宏观调控的核心主张是关注短期经济波动。宏观经济具有周期性波动特征，大体上按照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阶段做循环往复的周期性运动，导致经济活动总是陷入扩张与紧缩交替的周期性波动变化中。凯恩斯认为要用政府“看得见的手”调控市场，也就是在经济下行时采取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在经济上行时“泼冷水”抑制总需求，给经济降温。通过这种“逆周期”操作平滑短期经济波动，减少社会福利损失。

　　“逆周期”调控的局限性。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取“逆周期”调控以减少短期经济波动，在2020年“7·30”会议之前，我国也一直奉行这一调控策略。“逆周期”调控虽然可能在经济萧条或过热时平滑波动，但其只考虑短期效果，而忽视政策对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容易导致政策过度干预市场运行，诱发新一轮经济波动，对中长期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

　　从宏观层面，“逆周期”调控未充分考虑中长期经济发展之所需。“逆周期”调控能够很好地调控短期经济波动，但其过度聚焦短期目标而未对政策的中长期影响以及经济长远发展进行充分考量，在政策实施力度不当时，引致政策超调，透支操作空间，过度干预市场运行，最终导致中长期经济波动。如在经济萧条时采取过度的扩张性政策刺激投资大幅增加，引起杠杆率飙升、物价上涨，反而会助推经济泡沫，带来新一轮的经济波动，因而政府须采取紧缩性政策以减缓经济过热现象，但若紧缩力度过猛则又会引发通货紧缩、经济萧条，由此循环往复，对中长期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我国2009年推出的“四万亿”政策，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有效地帮助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阴影之下仍然保持较好的经济形势，但也为此后经济陷入过热危机中埋下隐患，产能过剩、高杠杆等问题爆发，将许多企业拽入危机中，沉疴难消。从微观层面，“逆周期”调控易引致企业政策依赖，导致政策失灵。在“逆周期”的定式调控思路下，企业会根据预期的政府调控措施提前改变其行为策略，比如企业预期政府在萧条时一定会“救市”所形成的政策依赖等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政策失效，甚至会加剧经济波动。

　　不难看出，虽然“逆周期”宏观调控在促进短期经济发展上有着较好的成效，但其往往忽视中长期经济发展方向与需求，这难以满足我国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跨周期”调控政策提供了契机。

　　“跨周期”调控的政策逻辑：立足当下，着眼未来

　　“跨周期”调控的核心在于兼顾短期和中长期，其有三层含义：一是调控的稳定性，即避免政策超调，完全重复走“逆周期”调节的老路，要给未来的政策调控预留充足的空间，把对市场的干预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二是调控的前瞻性，即关注中长期经济发展方向，促进未来经济的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三是调控的持久性，即调控策略不能一蹴而就，增强调控策略的定力和耐力，以“持久战”的思路应对当前经济发展困局。

　　延长政策窗口期，保障政策稳定性。“跨周期”调控政策的主旨思想在于不盲目追求短期效果“立竿见影”，避免“大开大合”式宏观调控政策所导致的“急刹车”效应，通过延长政策窗口期，为未来调控预留充足的空间，进而实现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政策效果的稳定。例如，当经济萧条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逆周期”调控仅注重“放水”所带来的显著性刺激效果，而“跨周期”调控则要求控制“放水”的程度，使其既能对当期经济起到刺激作用，又不会引起长期经济过热。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已初步体现兼顾中长期的思想。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央行杜绝照搬西方国家无限量“放水”举措，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以此保持宏观调控效果在中长期内的稳定性。

　　立足中长期发展，提高宏观调控前瞻性。为更好地把握中长期经济发展方向，“跨周期”调控充分权衡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经济发展面临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以此提高政策前瞻性。国外也曾在宏观调控政策中加入对中长期经济发展的考量。例如，二战后日本、韩国通过长期保护政策促进战略性幼稚产业，美联储承诺将长期通胀预期锚定在2%的水平上。但这些调控政策多停留于长期的单一目标，而我国的“跨周期”调控政策依据国家长期规划和宏观经济发展现状，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共同发挥作用，协同国家的区域、产业扶持政策，促进多政策、多产业、多区域发力，对行业以及企业进行精准调控，在保障实现短期刺激经济目的的同时，定向促进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增强定力和耐力，强调宏观调控持久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我国面临着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和复杂严峻的内部挑战，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经济发展须破解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交织叠加的困境，不能一蹴而就，此次“7·30”会议也指出当前所遇到的问题“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因此，“跨周期”调控要矢志不移，注重持久性，增强政策实施的定力和耐力，摒弃“逆周期”调控下的“速战速决”思想，以“持久战”策略为总抓手，带领我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增长阶段。

　　“跨周期”调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适应对策

　　面对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商业银行需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思路，加强对调控政策变动的认知程度，转变传统经营模式，探索适合“跨周期”调控政策的新型经营模式。

顺应“跨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理念，制定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商业银行须充分把握“跨周期”政策的内涵和国家发展战略与规划，结合自身经营发展情况与特色竞争优势，从中长期视角，编制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同时，主动配合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积极围绕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碳中和等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着力点，制定金融服务规划，在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将资源向符合我国中长期发展的行业与企业倾斜，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促进自身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打破传统经营的“老路子”，切断对地产、基建等方面的政策依赖。“跨周期”调控的实施意味着“逆周期”调控所具有的“大水漫灌”的强刺激政策以及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主要政策发力点已成为过去式。一方面，国家将采取相关措施，如加大对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力度，以此对冲过去强刺激政策所可能引致的经济波动；另一方面，政策将更加精准发力于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与规划的行业与企业。商业银行若仍延续传统政策背景下的经营模式，不仅无法享受到政策红利，反而有可能触碰监管红线，阻滞自身经营发展。

　　探索新政策指引下的经营发展“新路子”，抢抓“跨周期”调控趋势衍生机遇。“跨周期”调控将充分惠及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行业，也将为商业银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蓝海。从产业层面上看，涉农产业、高端制造业以及绿色产业将享受到“跨周期”调控的红利。首先，农业是国之根本，乡村振兴计划亦是“十四五”发展规划的核心之一。因此，“跨周期”调控也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助力农业发展，加大对乡村振兴计划的金融支持力度。其次，制造业关乎国家命运，提振制造业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内容，以尖端设备制造、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将享受到“跨周期”调控的产业红利。最后，“十四五”发展规划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进行全面部署，加速低碳转型，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绿色产业将成为“跨周期”调控政策倾斜的重要对象。当下，央行设立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呼之欲出，商业银行应积极支持国家的调控政策，配合推进央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从客户结构层面上看，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政策扶持将成为“跨周期”调控的发力点。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跨周期”调控政策将给予此类企业更多的政策优惠。因此，商业银行应顺应趋势，积极调整客户结构，重点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优质客户群。

　　作者单位：青岛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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