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转型中的机遇和风险

　　为了实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体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商业银行作为经济社会系统中的重要金融中介机构，持续加大绿色金融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对于国内商业银行来说，一方面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优化产品结构等把握绿色金融业务中出现的潜在机会；另一方面要强化低碳转型下可能出现的气候风险管理，推动信贷业务结构健康稳定，向绿色低碳转型。

　　双碳目标将加速产业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排放量约占全球的28%。为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国能源、产业、消费和区域经济结构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从产业结构来看，目前，电力行业是中国碳排放最大来源，以火电为主的电力部门约占社会总排放量的44%，而工业与制造业生产活动排名第二，排放占25%；建筑物消耗占15%；交通运输排放消耗10%左右。后续，能源系统低碳转型（包括电力部门脱煤及清洁能源开发等）、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及生态环境治理将是碳中和背景下重要的产业调整方向。

　　从区域经济结构看，各省的转型压力将取决于其碳排放权分配额与实际碳排放量的差额。根据田林等测算，山东、山西、新疆、河北、辽宁、内蒙古、陕西等区域是碳排放赤字最严重的省份，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此外，长三角绿色生态示范区、六省（区）九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等正在加快建设，为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带来较大机遇。根据央行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末，六省（区）九地的绿色贷款余额为2368.3亿元，占该区域全部贷款余额的15.1%；绿色债券余额达到1350亿元，同比增加66%。

　　警惕低碳转型中可能发生的气候风险

　　“双碳”目标的推进，将对宏观环境、政策和法律环境、科技环境、市场环境产生显著的影响，并通过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声誉风险及其他风险渠道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对于国内商业银行来说，信用风险仍是其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高碳行业属性带来的经营风险。一方面，低碳经济的转型限制了化石燃料的需求，使得已探明储量的部分化石燃料不再能开采，可能成为搁浅资产。另一方面，碳达峰、碳中和要求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对“高能耗、高排放”行业进行升级改造，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经营成本将大幅提高，未来这些产业或将同时面临收入下降、成本上升、盈利下降的困境，出现不良的可能性大增。目前煤电企业负债率普遍较高，且大部分债务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根据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对气候转型风险的研究，需求下降、新能源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带来的价格竞争加剧、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将使我国主要煤电企业的年度违约概率从2020年的不到3%上升至2030年的24%左右，给拥有较多“高碳”资产的商业银行带来较大损失。

　　绿色低碳转型中的技术风险。在政策引导下，低碳减排新技术、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电池及储能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创新将持续推进，这将引起不同产品相对价格和企业市场份额的变化，影响企业盈利及其信用，给不同领域的企业带来不确定性；而这些领域存在较高的知识门槛，其未来的演变及发展方向难以评判，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评估也就更加困难，对商业银行前瞻性研判和评估能力提出较大挑战，而商业银行尚缺乏相关的人才。此外，环境效益的成效时间较长，相关项目投资的期限较长，将拉长商业银行的久期；而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绿色金融考核指标的压力，将使商业银行一窝蜂似的涌入绿色项目，参与绿色信贷业务的单笔收益变得更低，商业银行获取的收益可能无法弥补潜在的信用损失。

　　政策和市场波动引发的传染风险。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投资者对于高碳行业企业的盈利预期将发生变化，导致金融资产价格急剧波动，并引发市场抛售潮。市场风险的加大将使得高碳企业的融资渠道变窄，融资成本上升，并引发信用风险。如前所述，目前煤炭大省中的很多企业都是债券市场的主要融资方，受制于既有产业结构，整体债务负担本来就很重。未来，受制于煤炭需求下降、经营转型成本变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主要煤电企业债务负担进一步加剧，融资成本持续加大，造成债券违约，并引发传染效应，导致信用风险的产生。

　　此外，商业银行在低碳转型中还易受到声誉风险、流动性风险及操作风险等的影响。比如商业银行因参与或实施直接或间接加剧气候变化的行为而受到监管部门、投资者以及社会舆论的质疑和指责，致使声誉受损并影响到各类业务的开展；随着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显现，拥有较多碳密集型资产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会受到极大流动性风险冲击；极端天气可能会直接导致金融机构的办公楼、网点、数据中心等受到损害，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行业重要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进而使商业银行业务中断，引发操作风险。

　　商业银行在低碳转型中存在的困难

　　体制机制建设不足。各商业银行虽然有绿色金融、环境和社会风险治理体系，但只有部分银行搭建了针对低碳转型风险的治理架构体系，且没有针对绿色金融足够详细的授信政策。比如，虽然在授信流程中考虑了环境和社会风险，但对低碳转型的影响还没有进行充分评估，尤其是未在客户评级模型和信贷审查审批中单独考虑碳价格波动对信贷资产质量造成的可能影响。此外，目前只有工行、建行、邮储、兴业等少数银行直接标识ESG标准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更多商业银行仍没有详细明确实现自身运营碳中和、投资与贷款组合碳中和的目标达成年份。

　　金融服务能力不足。一方面，商业银行金融产品较为分散，横跨在不同的条线和部门，集中度不够。另一方面，除兴业、浦发等少数银行已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融资、融资保理、财务顾问等业务外，大部分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产品业务结构仍较为单一，创新不足，无法满足不同企业客户的差异化需求。此外，目前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产品主要以表内绿色信贷为主，绿色债券承销、绿色租赁、绿色基金及其他绿色金融领域的支持仍待增加。对标国际先进银行，国内商业银行未来或许能够发展出碳排放权做市、投贷联动等业务种类，从而最大程度提高综合收益。

　　配套支持不足。目前监管对绿色金融的统计口径和标准尚未统一，相关的财政配套资源和支持仍未明确，部分业务的法律条文仍不完善（如碳交易权抵质押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中方向不明确、执行动力不足。此外，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相关衍生品市场建设尚未成熟，商业银行在风险匹配、风险定价及风险对冲上尚缺乏足够的工具和手段。

　　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商业银行应关注低碳转型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其导致的信用风险，包括政策变化、技术突破或限制、市场偏好等，尽快建立和完善顶层设计、制度流程框架，梳理产品体系并建立分析和披露模板，更好地做好风险应对。

　　建立建全绿色金融管理框架。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治理架构。将气候转型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明确董事会高管层、专门委员会、相关业务部门在绿色金融推进中的职责和任务；加强与监管机构的沟通与交流，争取获得更大支持。二是建立绿色金融制度。制定并完善全行性的绿色信贷政策，将环境、社会、治理要求纳入授信业务全流程管控。探索为低碳、环保等绿色项目单设专项信贷计划，并细化相关行业的投向政策。三是重视并加强ESG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引进绿色技术，设立碳排放目标，并将之纳入内部考核体系，早日实现自身营运碳中和。同时，在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中详细披露自身在绿色金融、“碳中和、碳达峰”对策或限制“两高”项目上的举措，更好地满足监管和投资者的期望和要求。

　　降低高碳资产等领域的风险敞口。一是制定差异化的绿色信贷管理机制。密切关注不同行业和区域的碳排放进度，综合应用减退加固、限额领额管理等方式逐步降低高碳资产风险敞口；严把项目准入关，原则上不介入新建煤电项目，针对“两高”项目分布集中以及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提出区域差异化的指导意见；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与交流，减少信息不对称，并通过签订责任承诺书，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更好地支持客户有序推进技术转型升级。二是建立针对“两高”项目的行业风险监测和跟踪机制。加强对存量业务的跟踪分析和风险排查，建立风控监测和管理模型；及时跟进当地政府、生态环境部门的排查进度，做好风险筛查和预警；尽快开展定量分析与压力测试，加快存量高碳资产客户化解处置。三是丰富完善碳交易权抵质押融资等业务，将其作为支持新能源企业或者传统企业技术改造融资的抓手，同时积极参与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绿色资产证券化（ABS）来进行风险转移和对冲。

　　持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商业银行应结合国家政策和市场动向，积极储备符合绿色政策的重点项目，加快相关客群的拓展工作，同时推出低碳零售产品，创新满足个性化金融服务。例如，可以进一步完善以支持减排为目标的金融产品，包括绿色信用卡、绿色债券、气候基金、绿色理财产品以及以碳排放权为基础资产的金融产品，包括碳资产抵质押授信产品、碳资产回购、碳资产托管以及基于碳排放权的现货交易和衍生品交易，以拓展综合收益，实现新的利润增长点。

　　加强配套保障机制建设。一是加强专业人才建设。一方面，考虑引进懂金融和环保知识、具备贷款项目环境及社会风险评估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加强与高校、智库等机构的合作，或邀请专家学者以开展内部培训等形式，加强全行员工对于低碳转型下风险的识别和分析能力，打造一支专业化、精细化的绿色金融人才队伍。二是加强系统开发和建设。通过系统完善绿色金融业务的统计和测算工作；充分发挥大数据等先进科技在绿色贷款审批、贷后管理和风险控制等环节的作用，助推绿色贷款业务稳步发展。三是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综合应用专项规模、FTP、定价等资源配置措施，鼓励分行摆脱过去对高碳资产的投放偏好，持续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不断优化信贷结构。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授信管理部）

　　责任编辑：杨生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