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古国·河洛文化·河洛象

　　一、河洛古国

　　1．聚落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流域的河洛地区，古有“居天下之中” 的说法，向来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近年，在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镇双槐树村发现了都邑性质的大型遗址，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该遗址是一处距今约5300 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将其命名为“河洛古国”。

　　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它刚好处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段，使得河洛古国遗址在文明探源的研究中处于重要地位，为探讨河洛与太极文化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依据。

　　鉴于河洛文化长久持续至今的影响力，我们应重视区域研究与长时段研究，考察其起源、发展过程中的自然与社会背景、考古学文化产生的条件与契机、发展与演变因素。在一种文明形成的四要素中，城市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都邑性质的河洛古国，其选址充分考虑了建城诸要素，还涉及古人对聚落景观的认知与自然崇拜的“政治景观”因素。根据英国景观设计师汤姆·透纳的说法：“景观是指留下了人类文明足迹的地区。”19 世纪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则用“景观”一词代表“一大片地区”。（吴家骅的《景观形态学》）

　　“按一定规则组织在一起的人群居住在一定区域，构成聚落。聚落必有其形态。聚落形态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应被看成文化的内涵之一。特定的聚落形态，皆由经济、社会、审美观念三大因素所决定，审地察势，划定范围，条理规则，比较异同，求其变化，说明原因，就是聚落形态研究的内容。”在俞伟超先生《考古学新理解论纲》的“十论”中就有一个“聚落论”。

　　河洛古国那些遗迹、遗物组成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是与其具有共同生活方式、共同语言、共同风俗习惯、共同信仰和血缘关系的人联系在一起的。考古学文化族属的研究，就是要运用考古学方法揭示隐藏于组成考古学文化的遗迹、遗物背后的共同体——族或族系。维系族的存在的血缘纽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弱化，而起着纽带作用的文化分量却不断增加。

　　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之后，就出现了聚落。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在20 世纪50 年代曾做如下表述：“人类将他们自己居住地进行改造的行为方式。它包括房屋，包括房屋的安排方式，并且包括其他与社团生活有关的建筑物的性质与处理方式。”也可以将其简单表述为人群的居住方式，聚落不是指一座孤零零的房子，而是一群人（人数可多可少）居住在一起的方式，即由一群人构成的村落或一个区域的村落群的形态。

　　我们从历史时空的角度去研究河洛文化与河洛古国的形成、发展、空间分布及内部构成演变，进而剖析其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的状况和变化。通过对河洛古国与周边区域文化之间更大范围的研究，分析河洛文化在当时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从事农耕生产的人类固定居民点聚落的产生，为之后城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后来，由于阶级的出现以及部落之间的战争，人类开始在聚集区周围筑城，出于军事、政治、宗教等目的，兴建了城市，于是世界最早的城市出现了。河洛文化与河洛古国历史悠久，从城市起源理论称之为最初的神圣之地，到聚落，再到古国的形成，印证了这里是古文明核心枢纽的地理意义。

　　从20 世纪50 年代发掘半坡仰韶遗址起，我国考古学家就开始注意到了聚落的形态。20 世纪70 年代之后，在对临潼姜寨仰韶居址的研究中，更重视分析房屋群的布局与氏族集团的关系。苏秉琦先生指出了一般聚落遗址与中心聚落遗址之间性质上的差别，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从考古学角度分析，在河洛镇双槐树村发现的大型都邑性质的遗址，是已经具备了古国性质的大型聚落，其“河洛古国”之名当之无愧。

　　2．地理环境

　　张光直在《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一文中认为： “从每一个区域文化个别的观点来说，外面的作用网和几千年间在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在这个区域向国家、城市和文明跨进的准备工作上都是同等重要的。”被张光直认为是考古学经典的《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一书，把对环境与居民关系的自然背景、人文背景的考察提到了重要位置。著名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的《考古学思想史》认为，《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在考古学上最重要的方法论上实现了突破，地理时空的思维方式是“孤立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解药。”

　　河洛古国所在地区的环境应纳入聚落研究的范畴，聚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和存在的，环境对聚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聚落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无不打上环境的烙印。只有深刻了解周围的环境，才能深刻认识河洛古国的聚落形态与结构。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历史的科学使命是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气候可以创造生命，气候也可以改变历史。《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可见环境影响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研究“河洛古国”的兴衰更迭，应对历史环境问题格外关注。

　　《易经》贲卦的象辞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河洛古国发现北斗星座的布局图，也说明了当时天文学的发达以及聚落体现出来的重要性质。

　　要深入研究起源且发展于河洛古国区域的河洛文化与太极文化，须从其所处的特定背景出发，将其放在一个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与周围保持有机联系的环境之中。全面、系统、发展地去做综合判断，把河洛文化与太极文化放在历史时空的“情境”分析之中，辨析其核心文化，在精神领域的考古中对宇宙观、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艺术活动等展开研究，逐步建立河洛文化与太极文化在文明进程中的启示意义与坐标意义。

　　3．考古学文化

　　考古学文化的本质是动态的，考古学文化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河洛文化和太极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域的交流互动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河图、洛书的点状符号系统，在其他文明的陶器与史前岩画中也可以寻觅到近似的身影。对河洛文化发展变化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其所处的环境、地理因素及文化传播途径来分析。过去，河洛文化与太极文化在传播学中存在“文化飞地”这一特殊现象，并在文化进程中产生了持久的深刻影响。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考古学文化是指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范围内反复出现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的总和。”这一特殊的文化符号镌刻在人类精神史表中，留存于历史文化记忆深处。河

　　洛古国所对应的河洛文化应该是一个特定的考古学文化现象。河洛与太极，在黄河与伊洛河交汇的区域演变、交融，其考古学文化类型是有层次的，与周边的考古学文化也会存在各不相同的关系。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需要用更广阔的眼光去巡视周边，逐步建立河洛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从文化面貌角度去阐释河洛文化与太极文化，深入探讨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美国考古学家温迪·安西莫、罗伯特·夏尔在《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一书中谈道：“搜寻那些失落已久的文明，考古遗址的证据来源十分脆弱却又弥足珍贵，因为考古学的证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发现我们过去的唯一途径。”

　　文化历史考古学趋向在20 世纪上半叶是考古学的主流，这种趋向直到今天仍是大多数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它强调通过研究物质遗存来定义过去事件的时间顺序和空间分布，可以描绘出文化演变和文化延续的大致发展轮廓。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被称为“考古学的三大学术课题”。关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在距今4500 年—— 4000 年前，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考古学文化之间确有交互作用与加强的趋势，这无疑对文明起源起到了加速作用。河洛古国的发现使我们找到了一处失落久远的文明遗迹，河洛文化与太极文化的溯源，因涉及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精神领域的考古学研究。

　　河洛古国的社会发展模式，以及聚落人群所承载的思想观念、礼制和文明等现象，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正是依赖此主根脉延续不断，河洛地区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以河洛古国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史前文明的摇篮”。 2020 年12 月，太极拳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更应该重视这一区域特有的河洛考古学文化研究。

　　二、河洛文化

　　河图、洛书的出现一直伴随着上古神话与神秘的传说，在先秦典籍及历代丰富的易学文献中，涉及大量与河图、洛书、太极有关的内容，绝大部分应有所本，因为神话故事中有时会包含历史的影子。

　　河洛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系统河图、洛书，其点状组合排列隐含着原始数学、原始天文、原始地理思维等诸多内容，数术与易图成为易学研究领域蔚为大观的一个学术流派。

　　《论语·子罕》记载：“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在孔子时代，河图、洛书就已经成为失落的文化记忆。《尚书·顾命》记录了河图的历史身影：“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 王国维认为这篇文章是：“古礼经既佚，后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典大者，唯此篇而已。”

　　闻一多专门整理过伏羲神话脉络，写出洋洋大观的《伏羲考》。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符号·神话·文化》中有这样的观点： “事实上，神话不仅是人类文化中的一种过渡性因素，而且还是永恒性因素。人并不完全是理性的动物，他现在是而且将来仍会是一种神话的动物，神话是人类本性的组成部分。”

　　孔颖达作《五经正义》认为：“河图与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当孔之时，必有书为此说也。”刘歆在《汉书·五行志》中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刘歆亦如孔说：“是必有书明矣。”刘大钧先生则认为：“易图的兴起，特别是河图、洛书等图，绝不是宋人自造。隋唐之前，早已有以易图解《易》之著。考《隋书·经籍志》之《易》类书目中，有《周易系辞义疏》下注：‘萧子政撰。梁有周易乾坤三象，周易新图各一卷，又周易玄图普图八卷，薛景和撰。’可证以易图解《易》，梁已有之。”

　　张光直先生认为，在古代中国，艺术、神话与政治密不可分。氏族、城邑与政治格局、巫术与政治都有一系列共同特质。河洛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现象，以至于河图、洛书与太极的奥妙吸引了历代学者皓首穷经去孜孜以求，从《连山》到《归藏》乃至《周易》，可以从神话的传说中窥测到历史真实的影子，近现代的历史研究经历了疑古、证古等曲折过程，就像西方的圣经考古学，我们也应该建立中国的神话考古学，其切实的落脚点，不妨就从充满神话意味的河洛文明入手，亦或可称之为“河洛考古文化学”。

　　河洛文化除了其哲学本源的意义之外，更应该唤醒人们对河洛考古学文化的深入思考。

　　三、河洛象

　　《道德经》记载：“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易·系辞上》记载：“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

　　《易·系辞下》记载：“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刘勰《文心雕龙·养气》记载：“纷哉万象，劳矣千想。”

　　“象”字，本义为兽名，即“大象”。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表明象在殷商时代是人们所用的驯化动物。

　　英国学者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谈到人类与大象3000 年的搏斗史。4000 年前，大象出没于中国东北部、西北部、西部及其他大部分地区，商代考古遗址中发现了象骨，后来，大象日渐集中于西南部。大象在与人类持久争战之后败下阵来。大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退却模式，反过来即是中国人定居的扩散与强化的反映。河南被称为“豫”，但如今只剩对大象的怀念与追想了。《易经》六十四卦中，专有一卦叫“豫卦”，豫：“利建侯行师。”

　　“象”字又引申有形象之义，由具象到抽象、由个性到共性。文献记载，在原本意义上累积了更加丰富的寓意，如《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韩非子·解老》记载：“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从“象”字的演变提醒我们：为什么把某些象征意义赋予动物？人怎样认识自己在各类物种中的地位？怎样设想文化与自然的分际？又怎样划定人类与动物的界线？”英国学者胡司德在《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中讲道：“在中国古代，动物身兼多用，除了在畜牧、狩猎、运输、饮食的活动中发挥实用功能，还用作祭献牺牲、仪式的对象和媒介，或在社会性权利模式的创建过程中充当象征和隐喻。人们表达社会、道德、宇宙论等方面的重要思想，也时常从动物世界这个丰富的宝库中取材。”

　　象，在古文献里已经从现实走进了早期人类的思想境界，从自然范畴或生物学范畴到社会学范畴，再到权利的对象和媒介、形象和符号，最终成为人类思维的助手，在中国早期思想与哲学发生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左传·僖公十年》记载：“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

　　“象”与“像”之间的语义演变经历过多次分分合合。中国科学院曾召开过“象”与“像”用法研讨会，界定“象” 指自然界、人或物的形态、样子；“像”指用模仿、比照等方法制成的人或物的形象，也包括光线经反射、折射而形成的与原物相同或相似的图景。《易·系辞下》曰：“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其实早已跨越了表象之像，在易学时代，更多用于阐释自然时空的精神图像。

　　摄影，是对“象”最佳呈现的艺术媒介。

　　摄影，是田野考古时的必备技能。我参加过多次考古发掘，在全国各地做考古调查时，每一处遗迹、遗址我都会用摄影的方式去记录，用图片呈现遗址的历史风貌与精神内涵。遥感考古更离不开摄影，通过遥感影像去判读、寻找失落的那些历史遗存。整理考古报告时，在对图片、文本的梳理过程中可以思考遗址所对应社会人群的所在时空的精神意志与意识形态，图片可以体现独立的图像学意义。遗迹的历史风韵、失落的旧时光，通过摄影画面的呈现，让人掩卷遐思。

　　在田野考察途中，我邂逅了摄影家李英杰，看到他通过纯粹的摄影语言表现出来的景观与我们平常所见迥异，画面厚重的美感与艺术的力量感直指人心，现实中的大地峰峦幻化为唯美的色块与线条。通过相机镜头，李英杰的摄影艺术升华了山水的世俗存在，成为超现实的永恒。

　　随着接触的深入，李英杰赠予我其出版的大作《太极》《太极Ⅱ》，拜读之余，感触颇深，一是有感于其摄影作品本身的魅力，二是一种割舍不断的地缘情结——我们的根在河洛。

　　李英杰的摄影作品，将把河洛地域文化的代表——太极拳阐释出了新气象，将传统的地域文化创作出了国际艺术的风格与气派，这种跨越文化障碍的飞跃，就像河洛文化独有的特殊存在，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文化“飞地”。

　　最近，李英杰邀请我观看了他最近几年创作的《太极三部曲Ⅲ·河洛象》，与此前的创作相比，他最近几年的这些创作完全剥离了影像所依存的拍摄对象，转换为观念与意志的精神图腾，李英杰的摄影创作已经走进了抽象艺术的“自由王国”——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游离于物，想象于空，空中妙有，空而不空。这是我对《太极三部曲Ⅲ·河洛象》的深刻印象，他用摄影图像构建了人们对寂静辽阔的自然、红尘中的人与物精神本质的追忆和想象。

　　科林伍德在《自然的观念》里这样总结：“一个人除非理解历史，否则他就不能理解自然科学；除非他懂得历史是什么，否则就不能回答自然是什么，我们从自然观念走向历史的观念。”这应该也是河洛古国、河洛文化、河洛象给我们的启示。

　　河洛文化在演进过程中体现出“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理念，在这些理念的正确指导下，人们能够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构架起自然与人文学科的桥梁。适逢太极拳申遗成功，河洛文化走向世界的大门已经敞开了，这为河洛古国、河洛文化、太极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相互促进发展的最佳契机。

　　河洛古国、河洛文化、河洛象，是天、地、人的和合共生，是历史与文化的相辅相成、珠联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