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及发展

　　每一种文明，都是某一个特定人类群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但在文明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初级阶段，物质财富起着更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人们要生存，要解决基本的吃、喝、住、穿，水是不可或缺的。

　　一条水量充足、径流较长、流域面积较大的河流，能满足一个较大的人类群体对水的需求。但人类对河流的要求或选择，也不会仅仅看其水量，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因素。

　　首先是气候。在地球上，温带最适合人类生存。所以处于寒带和热带的河流，对人类的早期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可能孕育文明。

　　其次是地形地貌。海拔太高的地方空气稀薄，含氧量低，不适合人类生存。一些大河的源头和上游往往都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高山，早期人类不可能选择这样的环境。所以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绝不是偶然。

　　再次是土地等初级资源。人类踏进文明门槛的前提是能生产养活自己的食物，而无论是从事农业还是牧业，都需要一定量的土地。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有很长的河段流经沙漠，两岸许多地方都没有宜耕地，所以古埃及的农业区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和卢克索一带。黄河的中下游流经黄土高原和由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地势平坦，在四五千年前曾气候温暖、降水充足，是最适宜的农业区。

　　最后是河水被利用的条件。在完全依靠人工取水或灌溉的情况下，河水能否被有效利用往往取决于流经地区的一些自然因素，如有没有稳定而高差小的河岸，流量是否稳定并在安全范围内。最理想的条件就是能实现自流灌溉，或利用比较简单的工程就能做到自流灌溉。如都江堰和郑国渠，固然是华夏先民的杰作，但河流本身的天然优势无疑是基本条件。

　　同时，一条大河与其他大河、其他文明区的距离也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

　　黄河和长江是地球上两条靠得最近的大河，甚至在很多地段是直接相接的。多条运河的开凿和交通路线的开通，更使两个流域连成一体。更幸运的是，从公元前221年开始的大多数年代，两条河流都处于同一个中央集权政权的统治之下。在两个流域产生的文明萌芽相互呼应，汇聚到当时自然条件更优越的黄河流域，形成早期的中华文明，以后又扩散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人口一次次大量迁入长江流域，为其开发提供了人力资源。当长江流域获得了更有利的自然条件、经济文化发展后来居上时，又反哺黄河流域，帮助它重建和复兴。

　　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小亚细亚、爱琴海、希腊、罗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不是太远，两河流域的早期农业带动了尼罗河流域、环地中海地区的农业开发，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埃及、希腊、罗马等文明之间，也有密切、频繁、有效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而印第安人的印加文明、玛雅文明以及阿兹特克文明产生于南美洲西部、中安第斯山区，影响范围北起哥伦比亚南部的安卡斯马约河，南至智利中部的马乌莱河，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完全为大洋所隔。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它们与外界文明有交流的可靠证据。被外界发现时，它们都已成为废墟陈迹。

　　河流对文明的作用还表现在精神方面。所谓“同饮一江水”，就是一个人类群体长期生活在同一个流域，形成了相同的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心态。像黄河、长江这样长达数千公里的大河，从源头到出海口，有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如高原、峻岭、湖泊、荒漠、森林、草原，栖息有各种飞禽走兽，生长着各类奇花异草，构成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景观，不仅是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是深厚的精神源泉。诗人抒发出激情，画家描绘着美景，哲学家在沉思中期待顿悟，艺术家在探索中寻找灵感，政治家在谋划大局，军事家在观察险要。一些特殊的景观或环境，会唤醒人性中的真、善、美，升华为对自然、人类、民族、国家的情感与信念，经过杰出人物的阐发和推广，形成为价值观念、传统文化或坚定的信念。它们本身，也因凝聚了历史、经历了沧桑，而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精神象征、时代烙印与历史记忆。一条大河就是一首颂歌、一篇史诗、一部历史、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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