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居民部门收缩性经济行为的根源

　　居民部门：一个被忽视的政策视角一个经济体中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门。在主流经济学语境中，政府部门又称公共部门，而企业和居民部门则是私人部门。就我国而言，广义政府部门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而我国最大的私人部门是居民部门，以及企业部门中的私营企业。

　　在讨论我国的经济政策时，不管是决策者还是学术界，都习惯于盯住企业部门，而对居民部门的观察和思考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的遗产，在那个时期每个人都是“单位”的附属，因此没有从家庭的视角思考经济问题的必要。改革开放已经40 多年了，但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给予居民部门应有的关注。

　　有几个证据可以佐证。例如，我们的“稳增长”政策，无论是减税降费、留抵退税、缓缴社保、再贷款再贴现等，都是针对企业部门的。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似乎不太擅长出台针对居民部门的刺激措施，例如家庭现金补贴、加强失业保障等。

　　一个最重要的观察是，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长期缺乏高质量的就业统计数据。时序最长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为人诟病。2018 年起我国开始定期报告“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定义与国际标准一致，可惜的是时间序列不够长，数据的质量和公信力的建立仍需时日。

　　疫情期间，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刺激政策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是补贴企业，他们是资助家庭。忽视对居民部门的经济激励，“稳增长”政策可能事倍功半。因为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传导关系，针对企业的减税降费、留抵退税不一定能惠及居民部门。

　　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的关系

　　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概括为一个包括两个市场在内的循环流向图。在要素市场，居民部门向企业部门提供劳动力，从而获得劳动收入；居民部门的储蓄会转化为企业的投资，从而获得投资回报。在商品市场，居民部门购买企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企业部门得到营业收入，从而可以支付居民部门的薪酬工资和投资回报。

　　在经济扩张时期，这一循环呈正向关系，互相促进。在经济下行时期，这一循环呈负向反馈关系，互相制约。假若居民部门收入增长放缓，那么消费就会疲弱；相应地，企业部门营收增长乏力，资本开支和信贷需求被迫缩减，新增就业职位减少；进而，居民部门收入增长进一步放缓，消费进一步疲弱，这一负反馈不断自我强化。

　　可见，居民部门是观察所有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毕竟，我们的目标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正如《孟子》所说，民为贵。

　　从居民就业到居民收入：预期显著转弱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依循惯例提出了两个就业目标，一是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二是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

　　今年3 月以来，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逆季节性上升，4月一度达到 6.1%，与2020年2月新冠疫情冲击最大时的6.2%相接近。虽然6月失业率回落至5.5%，但仍处于往年同期高位，位于政府目标上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统计指标可能低估了真实的失业状况。例如，部分劳动者由于隔离、出行受阻等原因，在调查中不被归为失业者，而是被视作退出劳动力市场。此外，不少农民工离开城镇返乡，也退出了统计样本。另一方面，疫情冲击下可能广泛存在“隐性失业”。部分劳动者并未完全进入失业状态，但是收入大幅降低甚至停滞，特别是服务业灵活就业者、个体经营户等。若观察新增就业岗位，上半年新增就业654万人，较去年同期少增44万人，与失业率的回落出现背离。

　　当前，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供给显著抬升，需求却明显收缩，对就业和薪资增长构成较大压力。供给方面，今年城镇新增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 1600 万人，为历年来最高。其中应届毕业生和农民工占据了绝对比重。一是今年应届毕业生规模达1076万人，创下历史新高，较去年增加了167万人，而往年多增的规模从未超过40万人。二是外出农民工人数与历史趋势水平之间存在约600万人的缺口，代表了农民工对城镇劳动力的潜在增量供给（图1）。

　　与此同时，劳动力需求却出现了明显收缩。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除医药、电气机械、通信设备、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等高景气行业外，大部分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均较疫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规模以下企业的就业收缩，应该更加明显。另外，服务业、房地产、教育以及平台经济等行业用工需求的收缩幅度大概率高于工业企业。

　　就业市场的压力，集中反映在应届高校毕业生这一庞大的青年就业群体当中。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我国 16-24岁青年失业率趋势性上升，于今年6 月达到19.3%的峰值，相较疫前近乎翻番。根据季节性规律，三季度青年失业率仍有进一步上行的压力。过去，可供毕业生选择去向较多，既可继续升学、出国留学，也可选择去国企、民企、外企或政府机构工作。近两年，由于民企、外企以及大部分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显著降低，年轻人的求职赛道变得异常拥挤。一个证据是，今年研究生和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相较疫前分别上升了58%和54%。

　　就业形势不佳，压制居民收入的增长。2020-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已较2019 年下降0.8 个百分点至5.5%。今年居民收入增速大概率将进一步走低。央行对2万户城镇储户的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就业与收入预期双双显著下行，当前均已跌破 2020年一季度的低点，其中收入预期创下历史新低。

　　居民经济行为变化：减少消费、增加储蓄、降低负债

　　就业压力上升，收入增长放缓，居民部门的行为明显趋于保守，不得不压缩消费、增加储蓄、降低负债。去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信心陡峭回落，预防性储蓄倾向大幅上升。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居民新增存、贷款显著分化。居民新增存款同比大增，上半年累计达10.3 万亿元，同比多增2.9 万亿元（增长38.7%）；而居民新增贷款连续8个月同比负增长，上半年累计增量为2.2万亿元，同比少增2.4万亿元（-52.4%）。

　　从结构上看，居民房贷、消费贷和经营贷均在收缩，特别是以房贷为主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在今年2月和4 月两度陷入收缩，上半年累计新增1.6 万亿元，同比少增1.9万亿（-54.5%），而在此之前，我国居民单月新增中长贷从未出现过负增长。消费方面，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储蓄倾向上升，导致消费大幅走弱，今年以来，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增速显著回落，弱于实际收入增速（图2）。

　　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行为：购房意愿下行

　　资产配置方面，住房是我国居民最为重要的大类资产，商品房市值占据居民总资产的七成。央行储户调查显示，今年随着房价“只涨不跌” 预期的逆转，居民购房意愿显著下行（图3）。这一调查结果与上半年居民中长贷及商品房销售的大幅收缩相互印证。

　　上半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收缩22%，销售金额累计收缩 29%。尽管6 月跌幅边际缩窄，但高频数据显示，7 月中上旬商品房销售跌幅再度掉头向下。受近期房企信用风险及烂尾楼事件影响，居民购房愈发谨慎，表现为现房和期房销售的分化。观察上半年累计销售面积，现房增长了7.7%，而期房则大幅收缩了 30%（图4）。

　　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负反馈关系，在房地产市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房企流动性风险上升、融资渠道收缩的背景下，居民的购房资金对房企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各地普遍希望通过放松限购限贷政策，在满足居民合理的购房需求的同时托举房企的营业收入，缓解其流动性困局。但政策放松并未达到预想效果，由于居民部门对收入和房价预期悲观，商品房销售持续大幅下滑，居民购房款（包括预付款和按揭贷款）反而成为房企资金来源的最大拖累。这加剧了部分房企开发资金的紧拙程度，建筑施工停滞乃至“烂尾”，进而又伤害到居民部门，进一步陷入负反馈的循环之中。

　　结语：恢复经济生活，着力改善就业，尽快走出负反馈

　　消费乏力和房地产危机，是当前我国经济中最为薄弱的两个环节。我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居民部门的收缩性经济行为。从根本上，就业和收入预期若没有实质性改善，居民的消费和购房需求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背景下，企业部门的信贷扩张只能产生更大的债务风险，制造更多的“僵尸”企业。

　　从居民部门的视角进行梳理，我们可以观察到就业和收入预期的恶化如何通过居民与企业经济行为的微观交互循环，放大为整个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循着这一脉络思考，彻底扭转当前居民部门疲弱的就业和收入预期，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关键所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当务之急在于尽可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约束，通过经济正常化带动就业正常化，从源头上逆转居民部门“做减法”的行为。

　　经济活动正常化之后，我国的就业修复应该具备相当的弹性，单位 GDP创造的就业岗位可能高于疫前水平。参考美国就业市场的经验，疫情导致失业率暴升（多为服务业失业），但随着经济活动放开，失业率直线下行，这使得此次美国就业市场修复的速度相当于历次经济危机时的两倍。

　　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高达48%，且由于其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单位GDP所吸纳就业的密度更大。这意味着，服务业经营活动的正常化将有助于实质性改善居民对就业和收入增长的预期。同时，我们观察到青年失业率与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的变化高度负相关，服务业的修复也有望推动青年失业率下行（图5）。

　　需要警惕的是，长期失业可能对就业意愿造成持续伤害，形成劳动力市场的“永久伤痕”（permanent scars）。不论是次贷危机还是新冠冲击，均导致美国劳动参与率出现显著下行，制约了其经济的恢复。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关键窗口，面对私人部门普遍“去杠杆”的艰难困境，政府部门正在主动“加杠杆”，着力推动一揽子“稳增长” 措施落地生效，形成示范和撬动效应。近期政策也在积极作为刺激居民部门的需求，如促进消费、放松商品房限购限贷等，但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稳定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从居民部门的视角出发，政策应加快推动经济活动正常化，特别是通过促进服务业修复，彻底扭转私人部门疲弱的预期，推动微观主体经济行为走出负反馈。

　　归根结底，只有居民部门的经济行为重回扩张的路径，“稳增长”才可真正实现。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