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封面署名权”的译者

　　也许，发起“译者上封面”活动会让克罗夫特今后失去很多翻译机会，但她仍然觉得自己迈出的这一步是值得的——“至少人们对语言、对翻译工作有了更多的关注”

　　当金发长裙的美国译者詹妮弗·克罗夫特手捧奖杯，对着镜头嫣然一笑时，不少人会联想到红毯上的好莱坞女明星。

　　对于克罗夫特来说，她手中奖杯的分量并不亚于“奥斯卡小金人”——作为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布克国际文学奖每年评选一次。此次，克罗夫特是作为获奖作品《云游》的译者前去领奖的。与她一同获此殊荣的，还有该作品的作者，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没有太多人知道这个精通乌克兰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和俄语的克罗夫特是何许人也，但对于和她共享该奖项的托卡尔丘克，大家却很熟悉。更为残酷的是，克罗夫特的姓名没有出现在英文版《云游》的封面上，她也没有获得该译本一分钱的版税。

　　这是克罗夫特面临的困境。在她看来，《云游》应该是她和托尔卡丘克共同的“结晶”，她也不想掩饰自己的功劳：“这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作品，但它也有属于我的很多元素，整本书的很多风格和元素是由我赋予的。”

　　当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时，克罗夫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2021年9月30日，国际翻译日这天，她在英国作家协会官网上和英国小说家马克·哈登发起了一场名为“译者上封面”活动。在联名发表的公开信上，他们呼吁每一位作家去要求出版商在封面印上译者的名字。

　　“把我们的名字放在封面上只需要2秒钟和0美元，为什么不做出这种改变？”克罗夫特对《卫报》说道。

　　而从克罗夫特发表公开信时获得100多位作家和译者的支持，到今年7月底，已经有近2700人在信中签署自己名字的这件事中不难看出，多年来被原著作者的光环覆盖、被强势的出版商抢走话语权的译者，正试图打响一场关于“封面署名权”的战争。

　　为语言而生的女孩

　　出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第二大城市塔尔萨的克罗夫特，虽然没有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家人们只说英语，但自幼年起，她就对语言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年少时，她甚至发明了一种像摩斯电码一样的语言，专门用来和妹妹交流“秘密”。

　　15岁那年，克罗夫特考入塔尔萨大学，跟随俄罗斯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学习，后者将她带入了俄罗斯文学的殿堂。2001年，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她又考入爱荷华大学学习波兰语，对波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3年，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克罗夫特成为著名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之一——“福布莱特计划”的资助对象，进入华沙大学学习，深入感受波兰的语言文化环境。

　　也正是在这一年，克罗夫特偶然读到了托尔卡丘克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打许多鼓》。“她的文字舒缓、微妙，我几乎立刻就喜欢上了。我最喜欢的是她对人物心理极其敏锐的描写，她能提炼人性，能完整地展现人物的本质，以至于她笔下的人物如此鲜活。”克罗夫特评价道。

　　因为对波兰语不够纯熟，克罗夫特想找到更多托尔卡丘克的作品英译本来读，结果发现，托尔卡丘克的小说有两个英译版本，都是由安东尼娅·洛伊德·琼斯翻译的。她联系上了琼斯，讨论英译本中的翻译细节，琼斯则把克罗夫特介绍给了托尔卡丘克。

　　克罗夫特和托尔卡丘克几乎一拍即合。从那以后，克罗夫特一边在华沙大学学习，靠着奖学金和补助金维持生活基本开销，一边无偿翻译托尔卡丘克的作品。随后，克罗夫特搬去了德国柏林、法国巴黎，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住了一段时间，只为了完善自己的西班牙语——这是她20多岁时才开始学习的语言。

　　在此期间，克罗夫特从未懈怠过自己的翻译工作。她找到各大出版社，不厌其烦地推荐托尔卡丘克的作品。她不仅为翻译这本书倾尽了所有心血，在《云游》尚未被英语出版界注意到时，还花费数年奔走，给《云游》寻找出版商。“我总是和他们说，这是一位未来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我到处宣传托尔卡丘克，但这些似乎不能真正说服那些出版商。”克罗夫特回忆道，那段时间，她只能靠着奖学金和补助维持生活。

　　除了托尔卡丘克的作品，克罗夫特还翻译了波兰作家维奥莱塔·格雷格和阿根廷作家罗米娜·保拉、佩德罗·迈拉尔、费德里科·法尔科的作品。这些作家纷纷对克罗夫特的翻译能力赞不绝口：“克罗夫特能翻译出不同人物的语言中最微妙的区别和变化，对人物的情感和情绪非常敏感。”托尔卡丘克也对这位合作者赞赏有加：“詹妮弗（克罗夫特）根本不关注语言，她关注语言背后的东西以及语言想要表达的东西。因此，她在翻译时解读出了作者的意图，不仅仅是逐字逐句翻译一个一个单词。她能和作者产生很多共鸣，可以完全沉浸于作者构造的世界。”

　　与此同时，克罗夫特也十分感激托尔卡丘克给予了她充分的信任：“她并不会逐行检查我的翻译，也不会对她的译者指手画脚。这一点我非常喜欢。她认同翻译需要有译者的东西，也清楚译者需要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

　　对翻译的热爱和反抗并行

　　在克罗夫特过往的访谈中，她从不掩饰对翻译工作的迷恋。在她看来，翻译是一个既充满挑战又特别令人愉悦的过程。

　　“看到一个句子，我就能想象出随之而来的人物的手势和表情。翻译的过程既具有挑战性，又特别令人愉快。前一分钟我还在担心那个从新西兰飞回波兰、杀死奄奄一息的童年玩伴的女人，后一分钟我就会被一些互联网的小段子逗乐。”在聊起自己翻译的作品《云游》的过程时，克罗夫特显得兴奋而满足，眼睛里仿佛闪着光。

　　在翻译迈拉尔的小说《来自乌拉圭的女人》时，克罗夫特得知迈拉尔当时是一气呵成写完的，于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翻译了出来。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现出迈拉尔“火热、快节奏”的语言风格。

　　“她成功地保持了人物亲密的语气，”迈拉尔说道，“译出来的感觉就像有人在跟你说话一样，这正是我想达到的效果。”

　　除了在翻译上的突出才华之外，克罗夫特在写作方面也颇有造诣。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评论》的创始人之一，曾为《纽约时报》《卫报》《芝加哥论坛报》等诸多媒体供过稿，还出版过自己的原创作品。例如，她用西班牙语写的自传体小说《蛇与梯》就是以她自己的成长经历为蓝本。目前，定居在洛杉矶的克罗夫特正在创作一部小说，讲述的是一群译者和一名波兰小说家之间的故事，而故事地点就在波兰的原始森林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克罗夫特还有几部新的翻译作品即将问世，其中包括三部西班牙语小说和一部波兰语的作品。

　　虽然克罗夫特的手中并不缺少翻译项目，她常常会忍不住去想，发起“译者上封面”活动是不是会让她未来失去很多翻译的机会，“我确信有很多出版商不会再想和我合作，因为我和编辑们进行过一些交流，有些人确实对这个（译者名字应印在封面上的）想法不满意”。

　　可即便如此，克罗夫特仍然觉得自己迈出的这一步是值得的——“至少人们对语言、对翻译工作有了更多的关注”。当对翻译行业的热爱和反抗并行，克罗夫特认为，自己点燃的星星之火，也许真的会成为燎原的烈焰。

　　“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尽管当今世界的英语文学早已不限于英国、美国等主流英语国家的文学范畴，例如《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意大利作家埃琳娜·费兰特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等少数非英语的写作者也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他们的作品译本仍然只占美国出版的书籍的一小部分。换句话说，在英语文学界，译者一直是“沉默的弱者”。

　　“美国的出版商们一直担心，读者们会对非英语作品的翻译版本存在疑虑，担心译本失去了‘原汁原味’。”翻译费兰特作品的译者安·戈尔茨坦告诉《纽约时报》，“因此，出版社们会刻意淡化翻译的作用，甚至不在封面印上译者的名字。”

　　“以前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如果美国人知道一本书是翻译的，他们就不会买’。”戈尔茨坦叹息道。

　　这一现象可以被数据佐证。根据美国出版社Open Letter Books的编辑查德·波斯特编撰和维护的英文译本数据库的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美国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和诗歌的英文译本共计不到9000个，2021年，仅有413个译本在美国发行。同年，美国出版商发行了58余万本成人小说。而根据《出版社周刊》（Publishers Weekly）的数据，2021年的英译本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作品印上了译者的名字。

　　“一些读者可能不太愿意冒险购买一本被包装成译本的书。”波斯特解释，“一种可能性是，当一本书售卖时只是‘好书’而非‘译作’时，它们会卖得更好。”

　　天平的另一端，大多数美国出版商也承认，他们并没有将译者名字印在封面上的习惯，除非是专门致力于国际文学的小型出版社，例如群岛图书公司（Archipelago Books）和双行出版社（Two Lines Press）。就连《云游》也是小型独立出版社Fitzcarraldo Editions出版的。即便这之前，托尔卡丘克已经两度获得波兰颇负盛名的文学奖项之一——尼刻文学奖，出版业巨头们也对波兰文学兴致缺缺。

　　像克罗夫特一样，自己主动找出版商推销非英语作品并屡屡受挫的情况，在翻译界并不少见。“译者扮演着文字侦探、经纪人和推销员的角色。许多译者寻找新的作者和书籍，然后把它们推荐给出版商。当英文版本问世时，译者经常被要求担任采访时的‘工具人’，参加作者的图书巡展，管理他们的英文社交媒体账户等。”《出版社周刊》介绍道。

　　而过去的几十年来，美国译者的报酬都比较微薄，从业者很少，这也是这个群体屡屡被忽略的原因。据一位来自瑞典的译者基拉·约瑟夫森介绍，尽管没有官方标准，但坊间流传的翻译收费标准大约是每字0.02美元到0.15美元。例如，一本200页的小说大约需要三个月的翻译和几个星期的编辑和修改，但译者只能获得约5000美元的报酬。约瑟夫森还透露，她周边的译者同行收到的报酬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在作家兼译者马杜·卡扎看来，这种现象并不公平，“因为将非英语作品翻译得浑然天成、文字带有英语语感，让读者完全以为这本书就是英语写成的，是一种极富艺术性却容易被忽略的技术”。克罗夫特对此表示赞同：“要让一些文字读起来很自然是很难的，这也是判断一个译者是否优秀的好方法。”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当你阅读一本英语译作时，你可能并不完全知道你在读谁的书。你甚至可能不会意识到这本书是翻译的。这就是原著作者与译者共同创作的过程，他们不应该被遗忘。”卡扎说道。

　　“列出译者！”

　　其实早在克罗夫特之前，一群英语译者就在2013年发起了一场名为“让译者署名”的活动。带着这个标签，译者和他们的追随者会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宣传，并在各大出版商账号的评论区里“穷追猛打”。

　　2021年，当美国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即将出版的丹麦作家托芙·狄特莱夫森的短篇小说集《幸福的烦恼》（The Trouble with Happiness）的封面时，有人发现，译者迈克尔·法瓦拉·戈德曼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封面上。

　　“列出译者！”一位网民留言道。

　　而自2021年9月克罗夫特发表公开信以来，有将近2700人在公开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多亏了译者，我们才能接触到过去和现在的世界文学作品，”公开信写道，“译者应得到适当的认可、赞美和奖励。”

　　随着越来越多读者开始注意到这群“无声的”译者，一些出版社也试图作出让步。2021年10月，美国六大出版巨头之一——麦克米伦出版公司（Macmillan Publishers Ltd.）已率先表态，将在今后的译作封面标注译者的名字。一家独立出版社——卡塔普尔特出版社（Catapult）也制定了一项政策：将译者名字放在译本封面上，并向译者支付版权费。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简单而明显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学翻译家所做的工作的肯定。”卡塔普尔特出版社的高级编辑肯德尔·斯托里说道，“在封面上不写译者的名字，到底有什么好处？是为了欺骗毫无戒心的读者，让他们以为自己买的就是原著吗？这种诡计能持续多久？”

　　今年2月1日，由克罗夫特翻译的托尔卡丘克的史诗九部曲《雅各布之书》英译本出版。这一次，出版商也将克罗夫特的名字印在了封面上。

　　即便如此，在克罗夫特看来，这场关于争夺“封面署名权”的战争，是改变傲慢与偏见的斗争，是漫长而艰难的——傲慢的出版巨头仍然顾虑译者的存在会影响销量，读者对非英语作品的偏见也不会就此消失，而译者的话语权仍然微弱。道阻且长，克罗夫特仍不会放弃。她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自己不会再翻译任何封面上没有她名字的书，“因为这不仅是对我的不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一种伤害，他们应该知道是谁选择了他们将要阅读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