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新发展

　　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坚持对华全面遏制打压战略，修复并强化与盟友关系，希望借此维护和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此过程中，日本被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日本出于拓展自身利益和提升影响力的考虑，对美国重塑全球联盟体系的战略安排给予积极回应，在印太战略及乌克兰危机中均成为美国得力的战略帮手。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持续强化，其行动方向呈现一系列新特征，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拜登政府修复并强化美日同盟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战略定位，继续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坚持以同盟关系为基础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重建美国的领导力。无论从经济和科技实力衡量，还是从地缘战略意图以及意识形态契合度等角度考量，日本都是美国的“全球盟友之选”。为了推动日本在印太战略中积极发挥作用，拜登政府在安全防务、经济、科技多个领域深化对日合作。

　　第一，重新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和共同战略利益。近年来，美日同盟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过程。冷战结束后，美国重新定位美日关系，加强了日本在其亚太战略中的“中心地位”。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进一步突出了美日同盟的作用。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采取了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美国优先”政策，淡化盟友关系，提出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美日同盟的战略中心地位被弱化。拜登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与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的战略，希望通过重新加强同盟关系推行其与中国全面战略竞争的部署。日本以其地缘战略地位和经济科技实力，成为美国当前在亚太地区最为倚重的盟友。拜登执政后选择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作为其会见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在2021年日本新一届政府轮换之际，拜登在岸田文雄胜出当天旋即表示，美国高度重视美日同盟，这是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期待与日本新首相共事，继续加强合作。拜登上任以来，从菅义伟再到岸田文雄，美日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得以延续和确认。

　　第二，美国对日本作出诸多承诺并让渡利益。为了让日本在印太战略，尤其在平衡亚太政治力量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美国对日本极力拉拢，其对日政策发生许多变化。在钓鱼岛、日本“入常”、普天间军事基地等问题上美国均对日作出相应妥协与承诺。2021年《美日“2+2”联合声明》和2022年《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均删除了“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解决钓鱼岛争端及美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表述，这表明拜登政府变相承认了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管理权限。2022年5月23日，拜登在与岸田文雄举行会谈时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入常”，并重申了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承诺。在普天间军事基地问题上，美国表示启用替换设施计划，希望平息日本国内民怨。此外，针对日本政府将核废水排入海洋的决定，在国际社会存在较大争议的情况下，拜登政府称该做法“似乎符合全球公认的核安全标准”。

　　第三，美国与日本在安全防务、经济、台湾问题等方面加强政策协调。美日同盟合作领域多元，除安全和防务之外，拜登政府还逐步以日本为轴心重塑由美国主导的价值链体系。同时，拜登政府在推行印太战略的过程中，以台湾问题为抓手，与日本密切配合，企图削弱中国实力。2022年拜登访日期间，表达了将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军事存在基石的意图，拜登与岸田文雄的正式会谈围绕“延伸威胁”进行协商，在亚太地区的供应链和安全防务等多个领域合作中释放“遏制中国”的信号。2022年5月23日，岸田文雄出席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启动仪式，该框架既满足了美国在印太战略的基础上遏制中国经济的意图，也使日本对亚太地区经济地位的诉求得到极大满足。拜登上任后，美日围绕台湾问题对华挑衅意味越来越浓，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相互配合，不断挑战中国底线。2021年4月，拜登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后在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湾，这是自1969年以来美日首脑联合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及台湾问题。此后，拜登政府不断联合日本挑拨陆台关系，甚至抛弃长期以来的“模糊政策”，企图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从法律层面彻底掏空“一中原则”。

　　日本积极谋求融入美国全球战略体系

　　面对拜登政府递出的橄榄枝，日本政府反应积极，在重拾价值观外交、强化军事合作等方面予以配合，根本目的在于借助美日同盟扩大自身利益与国际影响力。

　　首先，日本政府坚持美日价值观同盟。从安倍晋三到岸田文雄，近三届日本政府一直倡导所谓“普世价值”，在价值观领域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和政策协调。安倍晋三任内，虽然也提出“价值观外交”，鼓吹所谓“自由民主之弧”，但在其外交实践中仍能看到浓厚的务实外交传统与自主性。安倍执政时期，日本与古巴、伊朗、俄罗斯等国都保持较好关系，并在中东积极开展“平衡外交”，试图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协调以获取能源利益并展现大国作用。菅义伟政府时期，日本继续推行价值观外交并强调印太战略的重要性。菅义伟在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明确指出，“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的轴心”，并将日美关系与印太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挂钩。菅义伟多次强调印太战略的重要性，积极鼓吹日美两国在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层面的相似之处，这与拜登政府对印太战略、盟友合作和民主人权原则的说辞相互唱和。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后，宣称“将身先士卒，把作为‘印太’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繁荣根基的日美同盟提升到更高层次”。岸田政府大力推崇基于和平宪法和自卫队力量的“人道外交”，积极呼应美国当前的价值观外交，日本外交政策风格从“平衡外交”一端愈加向价值观外交倾斜。

　　其次，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美日同盟自冷战初期建立以来，就有很强的军事属性。此后美日双方通过一系列法律文件确定了美国负责进攻作战、日本负责自身防卫及对美协调支持的“矛”与“盾”定位，并逐步使日本的活动范围突破地区限制，转向全球，合作领域也日益广泛多元。面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弱化联盟关系的举动，日本出台了一系列新安保法案，在法律层面突破“盾”的定位，消除了日本参与美国军事行动的约束。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遏制中国与俄罗斯，坚持继续给日本松绑，除了全面强化美日同盟，支持日本“入常”外，还派遣更多军事力量协防日本并加强对日本核保护。2022年5月23日美日首脑会谈时，拜登与岸田文雄一致同意加强以美国核武器和常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的“延伸威慑”，即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手段保护日本不受攻击。岸田文雄对此也积极响应，在赢得参议院选举之后表示将尽快发起修宪动议，修改“和平宪法”。日本政府将在2022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其中主要涉及增加国防开支、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和加强经济安全三方面。2022年8月31日，日本财务省公布了2023财年预算申请总额，其中防卫预算申请额高达5.5947万亿日元（约合2784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在日本力争将防卫预算大幅提升之后，原有美日同盟进攻与防卫分工也必然会随之发生改变。目前美日已经在军事装备协同、联合作战演练等方面进行调整。美日新一轮军事合作还体现在美日两军频繁举行多层级会晤与交流上。据日方数据显示，仅2021年美日就进行了43次军事会谈。此外，日本自卫队不断加强与美军以演习训练为基础的“持续合作”，加快作战整合。美国希望借此不断放松对日限制，为加速联合作战创造条件。日本则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处理地区争议问题，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再次，日本在美国联盟体系内主动承担更多责任。美国在联盟框架内积极塑造与日本的共同利益，不断提升日本在联盟内地位和作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轴辐结构”联盟体系是在冷战时期为遏制苏联而构筑。为了遏制日益崛起的中国，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鼓励日本在联盟框架下承担更多责任，“轴辐结构”逐步调整为“美日+1”的网状结构，日本成为美国联盟体系内的中坚力量。拜登政府上台后，日本的这一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无论是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还是在G7等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中，日本都积极参与。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同时发展与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的“准同盟”关系，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继续扩大朋友圈，增强自身影响力。2022年1月6日，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互惠准入协议》（RAA）。该协议的签署在标志着日澳两国进入“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带来了日本对外安全合作体制的相应调整。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将以此为范本，以制度化的方式进行处理。此外，在拜登政府修复同盟体系和促进盟友协调的同时，韩国也进入保守党执政周期，美日韩同盟的凝聚力开始逐步回升，日韩关系在美国的调解下出现回暖迹象。

　　在美国试图“桥接”北约和印太两大联盟体系的尝试中，日本也积极发挥作用。2022年的北约峰会邀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太地区四国出席，岸田文雄还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主导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四方对话。

　　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影响及未来走势

　　2022年9月2日，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发表演讲时宣称，美日同盟关系已经进入了“向印太地区同盟投射”的新时代，这意味着美日关系不断深化。美日同盟的强化给亚太地区和世界都带来了重要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对抗性增强，发生冲突的风险增高。

　　第一，美日同盟的新一轮强化对地区及世界安全形势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一方面，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恐将受到严重冲击。为实现遏制和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在印太战略中调整盟友架构，由双边向“层叠多边”型发展并升级合作内容。继美国向澳大利亚扩散核潜艇技术后，日本国内已经出现“核共享”的言论，其向美国要求核武援助的进程或将进一步加快，一旦“核不扩散”原则在亚太区域被打破，地区安全形势无疑将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美国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使其他印太国家面临“选边站”的压力。拜登的价值观外交虽然起到了强化同盟的作用，但亚太域内大多数国家仍希望能够避开大国竞争。美英澳宣布潜艇计划后，印尼和马来西亚都表达了对地区安全的忧虑；在美国接连对东盟国家施压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表示，将在中美两国之间建立动态平衡，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22年8月会见佩洛西时也表态，“新加坡由衷希望中美两国间能够保持稳定和谐的关系。”若美国持续施压，这些国家必将面临更大压力。

　　第二，美日在台海频繁互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一方面，美国连续开启多轮“对台军售”；美日勾连台湾当局，频繁开展军事活动，使台海局势日趋紧张。2022年7月，台湾“台南舰”秘密参与美日联合岛国帕劳在西太平洋进行的海上联合演习，渲染所谓“台湾有事”论调。另一方面，拜登执政后多次就台湾问题进行公开表态，并默许或纵容佩洛西等政客窜台，逐渐背离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原则。当前，美国国会正在酝酿通过《台湾政策法案》，试图掏空“一中原则”，暴露了美国塑造“台独合理路径”的企图，无疑会将台湾问题及台海局势引入激化阶段。

　　美日还试图把俄乌冲突与台海问题挂钩，将台湾问题纳入美日同盟框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公然宣称，俄罗斯的失败能够拯救台湾地区。岸田文雄称“俄乌冲突这种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不应允许在印太地区出现”，极力渲染“印太地区正处于类似乌克兰危机的危险局势”等舆论。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日在台海问题上很可能会蓄意强化政策协调。

　　尽管如此，美日关系也并非铁板一块，美日同盟的固有矛盾决定了同盟的功利性和两面性。美日同盟当前处于蜜月期，呈持续化发展趋势，然而，日本的“对美不安”是长期存在并会视情加剧的集体心理。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日本历史上一直存在一种“希律王主义”，即在外界的压迫和管制下，不断向最强者学习并逐步发展的心态。换言之，日本的对外结盟或者形式上的“屈服”，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当前日本对美国和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观感，与其对世界整体局势的感知密不可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田中明彦指出，日本政策界和学界普遍认为，国际关系正在多个层面发生结构性变动，世界将面临比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更严重的大萧条，同时，大国竞争和逆全球化潮流回归。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本对美国的地位和角色保持密切关注，“对美不安”主要体现为对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及战略收缩的担心上。

　　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中期选举等对外交政策具有一定影响。未来拜登政府连任存在不确定性，未来两年美外交政策将面临来自国内更多复杂因素的掣肘。即使在美日同盟整体发展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具体政策的实施也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美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上的先立后退就是前车之鉴。因此，日本眼下会依仗美国对其战略地位的倚重，继续寻求修改和平宪法，借机在军事和安全方面作出突破。一旦美国对日政策有所调整，日本会视情重拾“务实外交”。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存在对日的不安心理。岸田文雄内阁刚上台时，美国战略界便出现了对日本政府是否稳定及能否会全力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疑虑。此外，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也一直存在，在美日加强军事一体化、将日本推向中美竞争的“最前线”和地缘政治冲突前沿的过程中不断发出反对的声音。

　　结语

　　2022年10月12日，美国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其中将应对“中国挑战”列为美国的“全球优先事务”。为了遏制中国，报告确定美国主要战略手段依然是“投资”和“结盟”，并且会继续推动欧洲和印太盟友联动。可以预见，美国将日本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必将持续强化与其同盟关系。这份报告同时指出，“美国与中国的和平共处是可能的”，美国寻求与中国实现“更大的战略稳定性”。面对这些战略表义，日本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令人关注，也考验着其外交政策能否理性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