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何割股奉亲

　　在我国传统社会，由于医疗资源匮乏，加之医学知识和财力所限，广大民众在生病时除了请医看病外，很多时候也根据经验、习俗自行治疗。这些经验和习俗，既包括民众在生活中累积起来、具有医疗价值的科学知识，也不乏礼教观念影响下的特殊医疗行为，割股奉亲便是后者中的典型。

　　割股奉亲是指晚辈（一般为子、媳、女、孙）割取自己身上的肉作为药饵，为长辈（主要是父母、祖父母）疗病的行为。因割肉的部位以大腿（股）为主，故名“割股”。对于当代人来讲，这种行为常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可以说耳熟能详；但割肉是如何与疗亲发生联系的，知道的人却不多。

　　目前关于割股奉亲的最早记载出现在隋代，大量出现则是唐代以后的事情。《新唐书·孝友传》中记载：“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本草拾遗》原文说的是“人肉疗羸瘵”。“羸瘵”即肺结核，在古代，这是一种令人恐惧的致命慢性病，一旦染上，几乎康复无望。而充足的高蛋白食物和较好的卫生条件则是缓解羸瘵的有效法宝，所以食肉是当时治疗此病的方法之一。但普通百姓在当时获取肉类食物并非易事，如遇灾荒、战乱等特殊年份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在此情况下，出现了割股奉亲的行为。古人习惯将治愈严重疾病的功劳归功于所用药品，于是孝子贤孙割取之肉便作为一种“奇绝”药物在普通百姓中流传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能“疗羸瘵”的功效逐渐被模糊、泛化，出现了不论病症即割股奉亲的“滥用”情况。

　　由于该行为符合传统礼教的孝道观念，故影响日深，在当时的社会上备受推崇，意义远不止于医疗。如宋人朱熹如此评价此种行为：“其心发之甚善，人皆以为美。”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 年），13 岁的朱元僧因父病“百疗不能愈”，便割股取肉，烹煮后呈给父亲食用，期待能疗其沉疴，被名儒张之翰赞为“孝童”，并专门作文褒扬此事。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一些女性也开始以此尽孝。元代“名高一代”的散文家贡师泰曾在《龙泉县君潘氏墓志铭》中记述了一位名叫潘妙真的孝妇，在婆婆徐夫人病情严重时“ 焚香默祷， 刲股作肉糜以进”，徐夫人竟于次日痊愈。徐夫人的病愈或非由潘氏割股奉亲之故，但潘氏的割股行为却被亲戚邻里作为教育自家女儿的榜样。1998 年， 在河北宣化出土的辽代墓葬中有一幅壁画，内容是一名女子拿刀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煮熟后呈给一位正受病痛折磨的老妇（应为其母亲或婆婆）享用。画中所描绘的便是当时孝女、孝妇们割股奉亲的真实情景。

　　割股奉亲也曾一度受到官府的表彰。武则天当政时，怀州人王友贞的母亲病情严重，“友贞独念无可求治，乃割股肉以饴亲”，因此被朝廷“特加旌表”。从此，唐朝政府对割股奉亲者一直大力旌扬，并免除赋役，甚至一度赐官。之后的宋、金时期也是如此。

　　为父母疗疾而割肉固然是孝行，但这也与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相悖，因此该种行孝方式本身就有自相矛盾之处，故千百年来饱受争议。肯定者说此举“忘甚痛于己躯，期有瘳于亲疾”，是“人伦共感”的“仁孝”之行。否定者则认为父母有疾“则谨其医药”，“烹药饵，以是为孝”，而这种毁伤父母所予身体的行为犹如伤害父母本身一样，是有违圣人之言的不孝之行，况且很多人就是想以此获取美名、换得官府的褒奖，官府旌扬此事，便“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

　　正因如此，这种特殊的医疗行为并不被主流医学家所认可。前文所说的陈藏器是一位惯于标新立异的另类医家，其医书中所记述的“药品”大多荒诞不经，如有 “枷上铁钉”“市门土”“故渔网”“孝子衫襟灰”等物，甚至“寡妇床头尘土”“猪槽中水”“自经死绳”“灵床下鞋履”等也在其中。相比之下，“人肉疗羸瘵”还算是里面比较靠谱的内容。

　　为了避免一些人行此毁伤肢体之事以 “贻父母之忧”，且以孝之名来“市乡党之誉”“邀县官之赏”，从元代开始，官府对该行为虽不禁止，但取消了对割股奉亲之人的旌赏。然而，割股行为此后仍大量涌现。因为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割股奉亲“虽非圣贤之中道，实孝子一念之诚切也”，情有可原。因此，地方官员、名士等出于教化的考量，仍继续褒扬此事，认为这有助于“兴仁兴孝之风”。

　　“诚孝”也好，“愚孝”也罢，不过是基于不同立场对割股奉亲的价值评判。该行为既然是当时人们表达孝心、传承孝道的极致方式之一，就难免受到生活于传统礼教社会之人的热烈追捧。因此，这种礼教下的医俗直到20 世纪中期以降，在人们医疗卫生知识普遍提高、思想观念整体转变后才逐渐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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