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隐秘角落”的危险

　　文｜方圆记者 黄莎 涂思敏 刘亚 通讯员 王笛鸣 董文静 付静宜

　　全国各地私人影院内刑事案件频发，这让检察机关注意到了私人影院这个领域的监管漏洞

　　情侣约会、朋友聚会，想看看电影，但对时下热映的影片不感兴趣；看电影时想聊天讨论，又怕会影响他人。藏身于写字楼、商住两用楼、住宅小区的私人影院成了不少年轻人休闲娱乐的选择。私密独立，主题丰富，随到随点，满足个性化消费也成了私人影院独特的卖点。

　　普通消费者挑选私人影院时，往往会关心性价比高不高，环境是否整洁，有没有自己想看的电影。然而，在一部分“消费者”眼里，私人影院吸引他们的是：房间里有床，房门可反锁且无可视窗，无监控，前台不查身份证，甚至没有前台没有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全程自助消费等。

　　这些“有利条件”，让他们避开监管，以“出来看电影”为由头，将未成年人带进了私密性极强的私人影院包间。

　　不见光的隐秘角落

　　私人影院，又有“点播影院”“影吧”“影咖”“私享影院”等名字。有别于普通电影院，私人影院为消费者提供的观影服务更为私密和个性化，但这种“私密”也暗藏风险。

　　今年初，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建湖县天和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鲁曼表示，她经常看到一些关于私人影院的乱象。一些青少年将私人影院当成了休闲娱乐、聚会的首选，但私人影院却提供类似于宾馆业的住宿服务，且并不需要顾客出示身份证。许多未成年人也在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就进入私人影院娱乐、住宿，安全隐患很大，甚至滋生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检察官郭妍介绍说：“普通的观影，消费者只能从院线播放的影片里有限选择，并且是集体观影，观影的时候不能喧哗、讨论。而私人影院，把观影这件事私密化了，还提供零食、饮料，舒服的沙发，不被打扰，有的甚至还提供床品等。”她认为，私人影院目前还处于中间地带，既不是影院，也不是餐饮店，更不是旅馆，通常以“新兴业态”来界定。

　　在某点评平台，《方圆》记者切换不同城市定位，以“私人影院”为关键词检索发现，私人影院经营者们对自己的“定位”看法并不统一。

　　有不少顾客都会提问“未成年人能进入吗”“需不需要身份证”等问题，有的经营者会明确答复“不接待未成年人”，有的表示“需有家长陪同”，还有不少商家表示“影院不需要提供身份证的”“目前没有强制要求，也不查看身份信息”“本店是电影院，所以没有年龄限制”，也有的商家在表示“未成年可以看电影的”后补充说明自己是“正规场所，不可以过夜”。

　　而“能不能过夜”也是提问的热点。有的私人影院答复称需要电话咨询，有的直接拒绝，而有的私人影院推出“超长待机”14小时观影的套餐，需要在晚上9时后使用，有的则是“夜场12小时”套餐，从晚上10时到次日上午10时，这显然允许过夜。

　　无论是否允许过夜，可躺平的沙发床几乎成为私人影院的标配。从商家提供的图片来看，不少房门都是完全不透明且无可视窗，房门能反锁的也占大多数，有的商家表示房门不能反锁后，也会说明“不会有工作人员走来走去或者开门打扰”。

　　《方圆》记者调查发现，整个影院里没有工作人员的情况也是有的，能自助观影的并不少见。有店家也以“全自助”为卖点，减少“社恐”人士消费时见到陌生人的概率。有消费者的评论里提到，“微信添加老板，会发大门密码，全程自助”，有的自助影院就在住宅小区里，老板会发“入住指引和房门密码”。

　　相较于酒店、宾馆，私人影院可以不登记、不查身份证，房间私密性强，又有床品，这些“有利条件”让别有用心之人选择在私人影院里实施犯罪行为。在办理一起发生于私人影院里的性侵幼女案件时，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检察院检察官冯圆圆注意到了私人影院存在的问题。

　　冯圆圆告诉《方圆》记者：“私人影院作为一种新型观影形式，主要以个性化、私密化的观影体验吸引消费者。影院内部被分割成多个小型包间，包间内无监控且隔音，有的还设有沙发床等可以躺卧的设施、可关闭型的内锁、可遮蔽门窗的遮帘等，形成高度私密的空间，并且普遍存在通宵包夜、午夜场、24小时营业等情况，可接纳未成年人夜间留宿，且不登记有效身份信息，不仅不利于消防以及公共安全，还为性侵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

　　据《方圆》记者了解，发生在私人影院内的违法犯罪，多为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这些案件中，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共同进入私人影院时均未受到阻拦，没有登记或者登记只流于形式。

　　2022年8月，武汉市江汉区刚结束高考的马中任结识了未满14周岁的小惠。两人认识仅一天后，马中任便将小惠带到一家私人影院房间，强行与小惠发生性关系，还认为彼此是“你情我愿”。

　　2022年10月，上海市长宁区一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也发生在私人影院。这家私人影院工作人员发现被害人年龄偏小、可能是未成年人，却没有询问登记。2023年6月，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涉案点播影院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之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涉案私人影院向被害人道歉，并一次性支付被害人精神损害抚慰金3.5万元。

　　2023年5月，福建省厦门市法院审理了陈浩恺强奸、猥亵多名幼女一案。此案里，陈浩恺通过QQ认识了未满14周岁的小琳并与之“恋爱”，把她带到当地一家私人影院实施猥亵。之后又以告知父母、老师相威胁，逼迫小琳多次与他发生性关系。

　　私人影院内，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刑事案件频发，这是偶然吗？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认为，当下未成年人作为网络原住民，网络是他们交友的重要途径。“基于社交需求，未成年人可能通过网络认识各种各样的朋友，然后发展成线下见面，而见面时会选择一些私密性强的场所。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未修订前，私密性场所里宾馆、酒店等接待未成年人和接待成年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未保法修订后，这些场所接待未成年人更为严格，线下见面也就多了私人影院这个选项。”

　　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检察研究中心主任宋英辉教授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私密性”是未成年人容易在私人影院受到侵害的原因。“私人影院的空间里，一般只有施害者和未成年人，不容易被外界发现，所以容易发生施害者对未成年人的侵害。未成年人本身的防范意识、自我防卫能力比较弱，所以在这种比较孤立、隐蔽的环境内，就更容易受到侵害，受到侵害也不容易被人发现并去制止，很难及时得到救助。”

　　在办案中，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检察官何艳也发现了被害人很难说“不”。何艳承办了马中任一案，该案涉案私人影院位于热门的商业街上，人来人往，顾客以小时为单位进进出出，繁忙的预订、打扫工作让工作人员无暇顾及房间内传出的异响。私人影院房间门又可反锁，窗户被装饰画遮住，外人看不见任何房内情况。在这样完全私密的空间内，屋内的被害人小惠本就性格内敛，哪怕有反抗也很无力。

　　在各地发生的刑事案件里，不少犯罪嫌疑人是以“谈恋爱”“看电影”等吸引未成年人的理由，将未成年人引诱至私人影院。

　　宋英辉表示：“如果犯罪嫌疑人告诉未成年人，要去看电影，或者带她去什么好玩的地方，这样具有迷惑性的借口可能就让未成年人放松了防范意识。就算是有警惕性，未成年人处于弱势地位，到了私人影院这样私密、缺乏外部监控的地方，还是很容易受到侵害。”

　　存在明显的监管漏洞

　　从全国来讲，私人影院内的刑事案件频发，这让检察机关注意到了私人影院这个领域的监管漏洞。私人影院究竟还有什么问题？检察机关又该如何发现这些问题？各地检察机关进行了很多走访调查。

　　2022年10月至12月，福建省厦门市检察院在全市开展私人影院类行业场所涉未成年人保护专项监督行动。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专门成立专案组，通过梳理线上套餐服务内容、电话咨询商家、数据汇总、建模等方式对辖区内全部共18家私人影院进行摸排。按照影院名称、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实际经营范围、是否取得旅馆等特种行业许可证，是否违法违规设置床品、留宿未成年人、有无酒水经营许可等逐一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形成重点调查监督名单。

　　检察官郭妍向《方圆》记者介绍，这18家私人影院主要分布在写字楼、商住两用楼里，多被隔成了大约10平方米的房间，有的布置了双人床，消费人群主要是年轻人，价格从100多元到数百元不等。“顾客大多通过平台下单，到前台扫二维码核销，或者通过平台下单，到现场通过商家发送的密码自行解锁影院门锁。摸排过程中，我们将提供12小时以上观影服务、平台线上宣传照片里出现床品、沙发床的、可通过密码自行解锁入住等服务的7家私人影院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针对这7家可能存在问题的私人影院，专案组联合公安机关治安民警共同走访调查，重点查看是否存在涉“黄赌毒”、是否违法接纳未成年人、有无未成年人禁入或限入标志、有无违禁影片、是否违规设置床品、是否取得旅馆等特种行业许可证、是否取得提供酒水许可等可能涉及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问题，进行拍照取证、形成现场勘验笔录。

　　郭妍说：“走访过程中，个别商家有抵触情绪，个别人员甚至不配合我们的调查，认为我们是去‘找茬’的。通过进行释法说理，我们最大程度上争取到商家的共识，努力提升他们保护未成年人的意识。”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部检察官马艳君也是因为一起刑事案件关注到了私人影院。“我们了解到，一个强奸案里，17岁的犯罪嫌疑人两次性侵了一名13岁的被害女性，而他选中的就是辖区内的两家私人影院。进一步调查发现，其中一家涉案私人影院竟然发生过3起性侵类案件，这明显存在监管漏洞。”

　　马艳君说，为具体了解私人影院的经营时间，是否设置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标志，他们也进行了实地调查。“我们和身着校服的未成年人一起去到多家私人影院，但无论是说要消费，还是说想在那里过夜，都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没有进行登记也没有要求查看身份证件。所以，我们认为私人影院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还是存在一些管理漏洞的。”

　　马艳君认为，私人影院应当属于娱乐场所，应当在显著位置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也应当核验未成年人的身份证件。如果带有住宿性质，未成年人未受任何询问就直接进入消费，也不适宜。

　　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马艳君与相关主管单位沟通后却发现，想要厘清私人影院的行业属性、加强对未成年人进入的监督管理，没有那么简单。

　　如何定义私人影院的行业属性

　　2018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的《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管理规定》称，“点播影院”指在电影院和流动放映活动场所之外，为观众观看自选影片提供放映服务经营活动的文化娱乐场所。不少学者认为，此规定将有众多别称的“私人影院”统一称呼为“点播影院”。

　　但马艳君在和相关单位沟通时，工作人员表达了他们困惑。《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管理规定》第2条将点播影院划归为文化娱乐场所，在第5条中明确了设立点播影院的必备条件，其中包括了“有拟加入的点播院线或者处于筹建期的点播院线”。而朝阳区目前有300余家私人影院类机构，均不符合法规中对“点播影院”规定的设立条件。相关单位也表示，对于私人影院设立的审批事项未纳入各区的审批清单，正在经营的私人影院均未通过电影主管部门的审批。

　　马艳君说：“相关单位可以‘管’什么，可以‘管’到哪种程度，目前来说还不是特别明确，该适用什么法律、条例也有实践上的疑惑。”

　　但苑宁宁认为，“私人影院是否属于点播影院，并不影响我们讨论其该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管理规定》并未提及未成年人相关的规范，且该规定出台时间较早，理应按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来进行解释”。

　　私人影院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通常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策划、销售食品、电影放映等。营业执照的内容通常不涉及娱乐场所的性质，从而无须办理文化娱乐许可证，同时不需要进行备案，不属于治安管理列管的娱乐场所。私人影院在营业执照中不涉及住宿服务，亦无须申办旅店经营项目，以观影的时长收取费用方式，不属于治安管理列管的旅店业单位。

　　“但实际上，部分私人影院兼具有观影功能和住宿功能，大多设置了床等住宿工具用品，还会提供‘包宿’等观影的延伸服务，但是并不需要顾客出示身份证，许多未成年人未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就进入私人影院娱乐、住宿。”马艳君说。

　　苑宁宁认为，私人影院是典型的新兴业态，在监管方面，监管主管部门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交叉重叠，甚至是空白。“如果把私人影院归为电影院的话，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进入影院是没有限制的。而有些私人影院其实是具有住宿功能的，把它们归为住宿经营者，则要按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与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未成年人保护保法第58条还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那私人影院算不算“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呢？宋英辉认为，从私人影院的经营方式、运作情况，以及全国各地曝光的在私人影院内发生侵犯未成年人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私人影院属于法律规定的“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苑宁宁称，未保法中使用的“等”字为私人影院这样的新兴业态留出了一定的讨论空间，当出现一种新兴业态无法确定到底应该怎么保护未成年人时，要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去解释。“我个人认为，不应当对私人影院管理问题一刀切。未成年人在节假日等休息时间，跟朋友家人一起去私人影院看看电影，休息娱乐一下没什么问题，关键是经营者如何接待，在接待过程中要赋予经营者什么样的注意义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现实的考虑。”苑宁宁表示，可以参照住宿经营者在保护未成年人时应履行的义务，或者像游艺娱乐场所一样，只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接待未成年人。

　　尽管私人影院该如何监管目前还不明确，苑宁宁认为，检察机关可以根据个案具体情况，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尽快明晰私人影院的行业属性、监管部门及监管方式。

　　宋英辉也说：“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应依法进行监督。在办案中，如果发现有未成年人因为出入私人影院而受到侵害，或者是引发犯罪的情况，检察机关要积极发挥监督作用，一方面，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私人影院的监管，出台有关规范性文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另一方面，对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可以通过支持起诉，或者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对私人影院进行追责。”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从未停止

　　实际上，各地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都在通过不同方式推动私人影院行业规范发展。

　　上海市检察机关针对私人影院监管不到位问题，以行政公益诉讼、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综合治理，并采取公开宣告方式送达，将检察建议主送行业主管部门，抄送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方式，促进相关职能部门明确权责，齐抓共管。

　　上海市电影局、文化和旅游局执法总队协同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开展了全市点播影院市场规范整治活动，累计检查相关场所1400余家次，立案处罚11件、关停240余家不合格影院，点播影院市场规范程度显著提升。上海市电影局还指导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成立了全国首个点播影院专业管理委员会，出台行业规范，引导相关企业合规经营，实现了未成年人保护与新兴业态健康发展的双赢多赢共赢。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针对走访调查结果，向思明区公安分局、文化和旅游局、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4份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上述行政主管部门均高度重视，组织专项检查，依据各自管理职能，对违法接纳未成年人的私人影院进行梳理，建立重点监管名单，督促相关场所加强客源审核，对存在违法情形的场所运营单位加大治安处罚力度，关停了5家问题突出的私人影院。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也通过公益诉讼方式，向相关单位制发了检察建议，从三方面督促相关主管部门履职，一是要求相关单位对私人影院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查处，对在禁止营业时间内经营、允许未成年人单独进入消费、没有设置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提示牌等情况进行整改。二是要求加强辖区内私人影院的日常监督管理。三是建议各单位调查研究朝阳区私人影院行业的监管漏洞，明晰各方管理职权，落实对新兴业态的监管责任，出台规范性文件。

　　马艳君也表示：“工作中发现了新兴业态存在可能损害未成年人群体利益的情况，那我们肯定要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积极履职，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在履职过程中，我们发现行政机关监管确有困难，有些监管难以及时跟进，但这不意味着就停止工作了。行政机关也好，检察机关也好，大家都在继续努力，督促新兴行业规范化经营，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郭妍认为，“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领域大有可为，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坚持以‘我管’推‘共管’促‘共护’，推动各职能部门形成合力，共同为未成年人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亟须国家层面出台规范性文件

　　今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新兴业态治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保障儿童合法权益等要求，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应尽之责。近年来，电竞酒店、剧本杀、点播影院等新兴业态受到了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但同时也存在着监管治理盲区和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风险隐患，存在行业归属不甚清晰、行业规范不健全、法律规定不明确以及社会关注还不够等问题。

　　何艳在办案中对这几个问题深有感触。在2021年的专项行动中，他们通过公益诉讼的形式来推动行业治理，但检察机关没办法保证专项行动后，每家私人影院都能够按地方出台的相关规定来落实执行，亟须国家层面针对私人影院行业出台更加完善的行业规范，从根本上解决私人影院里频发的性侵未成年人问题。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了解到私人影院乱象的鲁曼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建议，建议相关部门严格规范私人影院的审批、经营，相关部门应明确私人影院禁止接待未成年人单独消费，强化经营者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公安机关、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对辖区内私人影院应开展排查工作，规范私人影院的经营范围、营业时间、点播影片筛选等，消除法律监管的“空白地带”。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在今年两会上也曾提出，由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协调确定新兴业态的行业归属和主管部门，切实加强监管，既实现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优先保护，又帮促新兴业态产业依法繁荣发展。

　　针对私人影院没有明确的行业监管机制、经营上打擦边球等问题，北京市人大代表、朝阳区检察院检察官李雨聪于2023年初向北京市人大提出建议，建议进一步明确私人影院的性质，加强审批、经营管理，对辖区内私人影院进行排查，规范私人影院的经营范围、营业时间、点播影片筛选等，对从业资格不完备、违法违规行为予以及时予以取缔或处罚。

　　宋英辉认为，各地检察机关进行的探索，为未保法的落地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很多法律规定，要在实践当中去贯彻，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去做一些具体的探索。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加强监管或者是出台相关规范性的文件，也为将来中央有关部门出台相关的规范，提供了一些实践样本，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苑宁宁觉得，私人影院要长久发展，还是需要公安部门、文旅部门在进行有效沟通后，尽快明确私人影院的监管部门以及监管范围，从顶层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通过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能让国家的主管部门意识到私人影院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尽快推动出台国家层面的规范性文件，让检察机关主导的司法保护，融入政府保护当中。”（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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