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锺书《中文笔记》一处笔误说起

　　庞惊涛

　　钱锺书《中文笔记》卷一（商务印书馆，第128页）“冒广生”条，论及陈维崧《妇人集》，特别垂注李香君。然“‘李香’条注备载侯方域与其年一札”云云，当是钱先生笔误。侯方域手札，当致陈贞慧而非陈贞慧之子陈维崧（陈维崧字其年）。按老陈生于1604年，小陈生于1625年，虽“二陈”皆与侯方域有交谊，但源头在老陈而非小陈。

　　观陈维崧《妇人集》“李香君”条注原文更可证这是个笔误：

　　姬与归德侯方域善，曾以身许方域，设誓最苦，誓辞今尚存湖海楼箧衍中。又方域与陈处士一小札曰：“昨域归来，有人倚阑私语，谓足下与域至契。既知此举，必在河亭凝望，冀月落星隐，少申夙诺，不意足下夸李君虞作薄幸十郎也。然则一夜彷徨，失却十年相知。罗袖拂衣，又谁信此盛遇乎？域即冒受法太过之嫌，然有意外之逢，此即至诚之报也。足下表章，自是不藏善之美。其实天王明圣，不介而孚，遭际如此，臣愿毕矣。今日雅集，亟欲过谈，而香姬盛怒足下，谓昨日乘其作主，而私宴十郎，坚不可解。则域虽欲过从，与人臣无私交之义，未有当也。”玩此书词，姬生平风调尔尔。

　　“陈处士”之称，显然指向陈贞慧而非陈维崧。陈贞慧毕生未出仕，后人辑刻其遗著为《陈处士遗书》。陈维崧于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后授官翰林院检讨，任《明史》纂修官，显然不能称为“处士”。同时，侯方域所谓“至契”者，当指他与老陈皆列“明末四公子”，而小陈不在“明末四公子”之列，所以他与小陈的关系，远不能到“至契”的地步。侯方域大陈维崧七岁（侯方域生于1618年），但若以侯方域与老陈称兄道弟、论交在先而论，小陈当是侯方域的子侄辈。故钱锺书先生《中文笔记》所谓“‘李香’条注备载侯方域与其年一札”是笔误无疑，当为“‘李香’条注备载侯方域与陈贞慧一札”。

　　此则笔误虽辨明，但由注文牵引出的诸多疑问却不得不进行一番探求。此不仅可为了解侯方域与李香君本事作一佐证，而且，对关注明季到清初这段时间的遗民心态也大有裨益。

　　首要的问题必然是：《妇人集》中的这些注文究竟是出于何人之手？

　　侯方域致陈贞慧此札极为私密，显然是陈维崧从其父手上所观或后来干脆为陈维崧所得。陈贞慧共有五个儿子，长子陈维崧最具声名，也最有成就，老陈偏爱小陈，愿意让他看这样的手札或者干脆让他保管收藏，也在情理之中，但未料这样的手札却成为陈维崧后来撰著《妇人集》的重要材料。陈维崧请冒无誉（冒辟疆弟）加注，或有刻意遮蔽这个材料出处的嫌疑。按钱锺书先生在《中文笔记》中所论，以为此集虽“号出冒无誉手，而玩其词意，乃陈髯（指陈维崧，小陈蓄美髯，极爱伶人徐紫云，其与徐紫云一段情，为当时士林所传说）自撰，嫁名无誉”。钱锺书先生此见颇为明通。这也就是说，这些注文，和其中所写到的“妇人传”正文一样，都是陈维崧执笔，只是注文假借了冒辟疆弟弟冒无誉的名义。如此，小陈在写完《李姬传》正文并加注文时，显然不能径呼“家君”，乃以世人之尊称“处士”而贯其父姓后。小陈此举颇堪玩味，子称父为“陈处士”，这大概也是千古一例吧。

　　第二个问题是：李香君何以对陈贞慧“盛怒”如此？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李香君对陈贞慧都只能是敬仰并感激的。陈贞慧作为李香君养母李贞丽的座上宾，对很小就跟随李贞丽生活的李香君应也颇多教诲和照顾，而李香君也从李贞丽处直接或间接地习染了这班才子遗民的风骨和气节。在李香君看来，陈贞慧多多少少填补了她生命中所缺少的父亲角色的不足，尤其是陈贞慧和杨龙友介绍她认识侯方域，避免了她堕入田仰给她埋好的巨坑。

　　然而，让李香君想不明白的是，当她与侯方域定情后，陈贞慧的态度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但不给予肯定和支持，反而竭力阻止侯方域娶李香君。没有证据表明陈贞慧是否嗅到了某种不祥的政治气氛，他之阻止侯、李婚配，或出于保全侯方域的真心。从他后来被阮大铖和马士英诬陷入狱的遭遇来看，他认为阮、马二人对李香君不会善罢甘休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的。一边是朋友，一边是从小看着长大的才女，这样的居中说项，的确很让陈贞慧费脑子。从侯方域与陈贞慧札的措辞可以看出，陈贞慧此举颇不光明，一个“夸”字，陈贞慧背后的诸多心曲与举动流露无遗。陈贞慧的态度终究还是触碰了李香君的底线，深爱侯方域并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李香君，岂能容忍陈贞慧“出尔反尔”，让李益负霍小玉的爱情悲剧重演，于是盛怒之下，不仅从此改变了对陈贞慧的认识，而且坚决不许侯方域参加陈贞慧的雅集，借此表明自己对爱情忠贞不贰的立场。

　　那么，侯方域对陈贞慧的态度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玩味小札中的诸多措辞，对推究侯方域在与李香君的感情中的心态演变极有价值。“一夜彷徨”，证明侯方域对陈贞慧的态度有过艰难考量，虽然最后“情感”战胜了“理智”，但他并没有和陈贞慧翻脸，甚至肯定陈贞慧的话不藏人善，有成人之美。他一再向陈贞慧表明，我侯方域对你的好意是领受的，就算没有你的警诫，我也会在这段感情中调整自己。所以侯方域特地写这封信向陈贞慧说明自己不参加雅集的缘由，其实是将自己失约的责任推给了“盛怒”之下的李香君。从这个态度不难看出，他对李香君的“盛怒”似乎也殊不可解，这也为他后来隐居乡里、深为当年因与李香君这段感情误了前程而“壮悔”的行为埋下了伏笔。

　　另外一点，侯方域与陈贞慧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的政治选择。陈贞慧决不仕清，而侯方域在这个小札里却隐隐然流露出甘做“贰臣”的想法，其“臣愿毕矣”虽相对于“天王明圣”而言，却是向往对清称臣的真情流露。小札末尾的“与人臣无私交之义”云云，则显示了他欲为人臣的急不可待。其时清廷尚未向他授职，他哪里就用得着那么着急自称“人臣”了？侯方域这种既在文坛上享受遗民清誉，又寄希望于在新朝有个位置的复杂心理，在这个小札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他这样“既要又要”的矛盾，可能也代表了那个特殊时期相当一批文人真实的心境。以之比钱谦益，“既要又要”的矛盾，真是再准确传神不过。只是钱谦益比侯方域更有勇气一些，也更决绝一些，甘受乡人咒骂和扔烂菜帮子的巨大侮辱，还是娶柳如是进了家门。

　　最后，我们再来看陈维崧的态度。

　　一个“玩”字，正是此札作为侯方域李香君爱情猛料颇堪玩味的生动诠释。“生平风调尔尔”，虽只寥寥六字，其中却饱含着对李香君人品气节的激赏。或许写到《李姬传》时，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已以悲剧收场，而《桃花扇》传奇尚未诞生。陈维崧作为一个终生为徐紫云之爱所困而不得超拔的情痴，对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悲剧，是抱以极大的同情的。潜意识里，他对父亲当年竭力阻止侯、李婚嫁的举措应当是极不认同的。所以，他才在《李姬传》的正文中假借冒无誉之名，公布了这个极为私密的小札，其本意不仅在赞美李香君的才调气节，更欲借此札为老陈当年的“一念之差”而向时人致歉——尽管那些风流往事俱已成过往，尽管如他一样的前朝遗民大多已在新朝做了官儿，可是当他决定撰写《妇人集》这部作品时，这样的气节仍让他心折不已。

　　历史的草蛇灰线，就这样埋在一部并不太为世人关注的《妇人集》中。若不是钱锺书先生《中文笔记》这处笔误无意中为我们洞开了一个窗口，我们又何从在《桃花扇》之外，了解到侯方域和李香君情史中这一段波澜起伏的插曲？又何从窥见侯方域与陈贞慧父子以及那一代遗民矛盾隐秘的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