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 打破经济增长障碍

　　当下经济增长面临一系列的困境，经济潜在增速可能会出现放缓或下降。要改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全面深化改革可以起到关键作用。

　　文 | 《中国报道》记者 邱慧

　　深化改革激发活力，才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解决经济问题关键在改革。

　　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京召开。会上再次强调，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此次会议也给出了明晰判断。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

　　多位政界、学界的专家都坦言，当下经济增长面临一系列的困境，经济潜在增速可能会出现放缓或下降。要改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全面深化改革可以起到关键作用。“新老问题的存在与出现，需要我们进行更为精准且深刻的改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委兼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结构性问题待解

　　从多个指标数据来看，业内认为，当前经济发展较突出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在其参与撰写的分析报告中指出，2023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在防疫政策优化之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一季度GDP增速达4.5%，超出市场预期。但经济的环比动能在进入4月之后出现了显著下滑，总需求不足问题逐步凸显。

　　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累计同比增速从年初的5.5%持续回落至5月的4.0%。上述分析报告认为，今年4—5月制造业PMI均位于荣枯线之下，这说明了制造业出现景气收缩态势。报告还指出，年初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数据（CPI）同比从1月的2.1%降至5月的0.2%，连续3个月位于1%以下。持续低迷的物价反映了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的现状。

　　负增长的CPI指数也引发了市场对经济通缩的担忧。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今年7月份，CPI同比下降0.3%，这是2021年3月以来首次负增长。

　　“CPI连续两个月均表现为零增长和负增长，尽管8月份CPI同比增长0.1%，但是还需要我们警惕通缩的出现。”采访中，刘英向《中国报道》记者坦言，目前，新冠疫情的“疤痕效应”仍然存在，经济还处在艰难的复苏过程中，数据表现不及预期，经济增速尚未达到经济潜在增长率。在她看来，现阶段，政策应“能出尽出，宜早不宜迟，要力求精准有效”，宏观政策应发挥更大的效用。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经济增长5.5%，低于市场机构6%的预期，部分机构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开始下调对中国2023年全年经济的预期至5%左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在当下经济发展过程中，能不能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是最为关键的。在他看来，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并非周期性因素导致，更多的是有诸多结构性问题待解。

　　结构性改革需要更为明确的改革思路，更具针对性的安排。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我国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分为两个阶段。在他看来，2010年前，乘改革开放之东风，中国持续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人口红利不断涌现，我国潜在经济增速持续上行，彼时的经济主要矛盾是需求过热、供给不足。但在2010年前后，潜在经济增速基本达峰。一方面，次贷危机后海外经济增速放缓，外需整体疲弱；另一方面，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在21世纪初逐步接近发达经济体，技术进步的速度边际放缓。此外，2010年前后劳动力规模增速开始放缓，对经济的贡献逐步减弱。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中国GDP增速达到10.64%，此后便逐级下滑，经济进入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的“经济新常态”。

　　高瑞东认为，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经济的主要矛盾变为了产能结构性过剩。我国也主动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挤出过剩产能，以降低过剩产能对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占用，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生产和分配效率。

　　汪玉凯长期从事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相关的研究。他也向记者谈及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他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面临国内、国外多重不确定因素影响，而要推动经济复苏尽快恢复到常态增长状态，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尤其是结构性改革是唯一路径，以此来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推动经济回归增长轨迹。

　　持续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2023年上半年，涉及消费、房地产等领域的重磅政策相继推出，在一揽子政策的加持下，市场也适时给出不错的反应。但这些短期、临时的刺激性举措在业内看来，并不足以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长期性症结。

　　刘英告诉记者，从数据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者的数据均出现了下滑，表现出了动能转弱的态势及明显的乏力，内需严重不足。刘英指出，深层次来看，这是投资者、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并不够乐观。

　　“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境所在——居民消费、民营经济信心不足。”刘英指出，除了此前存在已久的居民高负债相关的货币问题，以中美脱钩断链到去风险化带来的保护主义抬头、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特别是美联储陡峭加息带来的发达经济体九成不升反降为代表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外需疲弱，也是给民企带来信心不足、给中国经济造成下行压力的原因之一。

　　在她看来，长期而言，要充分提振居民消费、民企信心，除了短期的刺激政策，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深入推行结构性改革，标本兼治。

　　记者梳理发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曾多次在重要会议上被提及。最为标志性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国内外的普遍共识是，这份文件的通过将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中国改革之路推向新阶段。

　　《决定》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中，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此后，2021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2021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上，全面深化改革在多项工作部署中被强调。包括汪玉凯在内的多位业内专家都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持续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经济形势依然存在堵点、卡点，需要对照《决定》再作梳理，进一步明确改革的具体方向。

　　汪玉凯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依然是当前经济形势下具有价值和可行性的政策选择。然而，从已有的改革进展、进程来看，与《决定》中的总体目标还存在着一些差距。

　　刘英也表示，对于当前改革中的一些困难，如何深化改革、方向在哪儿、力度如何等实际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思想和明确的意见。“迫切需要调整和推进改革。”刘英坦言，这些年来，不少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继推出，如降准降息、减税降费等，但似乎效果并不显著。

　　谈及原因，刘英向记者直言，单靠政策还不足以解决当下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经济领域的改革受到社会领域改革进程的制约。“金融机构改革不深入，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就会无法避免；收入分配制度不改革，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也难有缓解；医疗、教育等方面同样如此。”

　　刘英指出，稳经济、促发展的改革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还需要社会领域改革的并进。她坦言，存在于政府之间权责不对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甚至躺平主义等根本问题若得不到彻底解决和根本改革，那么经济领域的改革举措也无法实现应起到的作用。

　　破除“滞后性”，增强内生动力

　　如何通过全面、彻底的深化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症结，真正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业界内外持续关心的话题。

　　“政府在加强对社会有效治理的同时要充分调动社会活力，培养社会自我治理能力。”汪玉凯说，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不能永远过于强势。

　　今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在座谈会上发言。他指出，我国必须深化改革，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简政放权、精兵简政裁撤冗员，深化行政体制、财政税收体制、社保制度改革。

　　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刘尚希认为，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更多集中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上，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等治理范畴的改革，已经显著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这也成了下一波改革红利的来源。

　　刘英同样观察到“滞后性”的存在。她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从近年来国内推行的改革举措来看，多数都是以部门为主导，欠缺超越部门的整体联动性。也正因为联动性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导致政策难以层层传导，最终发挥协同效用。

　　“改革不是光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就能推动的事情，需要所有部门按照改革思路齐头并进，推动有效落地落实落细。”在刘英看来，当前的改革要对内更深度地剖析和调整，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也更需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特别是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