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进一步扩大开放增大市场吸引力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

　　文 | 《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中国给世界的承诺。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解决外商投资经营的痛点难点提出6个方面24条政策措施。

　　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吸引外资工作均受到重视。今年以来，我国出台《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文件。政策表现出稳定性和连续性，且利好不断加码，彰显了我国坚定扩大开放的态度与决心。

　　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意味着全球经济大变局，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个别国家强推脱钩断链、地缘政治冲突、欧美国家通胀高企经济疲弱等背景下，开放型世界经济正遭遇挑战，但各方依然渴望推进开放合作、期待共享中国机遇，当前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具有强大吸引力。

　　加大力度吸引外资是务实之举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

　　一系列提振外商在华投资信心的政策优惠都能在《意见》中找到。在新政发布后由商务部等五部门召开的介绍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表示，此次《意见》拓展了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升了投资经营便利化水平、加大了外商投资引导力度，同时强化了外商投资促进和服务保障工作。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原部长赵晋平看来，目前吸引外资、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还是主要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给外商提供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国民待遇。在这一点上，《意见》中有很多举措可圈可点。

　　他向《中国报道》记者举例说，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开放举措是，《意见》推动加快修订政府采购法，允许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领域和国内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和条件。此外，随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步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变，它们越来越看重营商环境，《意见》专门对加大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要求。

　　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认为，外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整体格局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意见》的发布既体现了高水平开放要求，也关系到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考虑。

　　在当前，高度重视吸引外资工作是务实之举。赵晋平拿近两年举例说，在因疫情影响导致的2020年低基数基础上，2021年的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总额出现大幅反弹，达到了1.58万亿美元，同比暴涨64%。但遗憾的是，2022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再度大幅下滑，下降12%至1.3万亿美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放缓的原因包括俄乌冲突、食品和能源价格高企以及债务压力等，国际项目融资和跨境并购尤其受到融资条件收紧、利率上升和资本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

　　受访专家持相同观点，相关负面因素持续影响外资企业投资预期，各国引资竞争激烈，今年全年的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或难以扭转继续下行局面，使得我国引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

　　赵晋平坦言，我国吸收外资的环境和优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人口老龄化加速叠加出生率逐步下降，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劳动力资源上的竞争优势减弱，跨国公司下调了对中国未来大量供给廉价劳动力的预期。与此同时，土地等其他要素成本的上升也促使它们重新评估投资回报率。

　　在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受到高层强调。着眼于稳外贸，稳住和扩大外商在华投资更是被赋予了重要意义。

　　霍建国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相互依存，我国的商品出口很大一部分由外资企业创造。近年来，虽然民营企业超过外资企业逐渐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主力军，但民营企业还有待释放活力，外资企业进出口依然稳定贡献着我国外贸大盘中30%左右的份额。因此，稳外贸必须稳外资。

　　赵晋平和霍建国均预计，今年的中国外贸总体上会承压前行。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在去年外贸整体增长较理想的情况下，下半年外资企业出口出现了负增长，且持续时间较长，从近两个月的数据看仍处于收缩态势。“其增速如不能转正，会拖累中国全年的贸易增长。”霍建国说。

　　赵晋平认为，综合了国际国内背景看，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要加大力度吸引外资，防止利用外资下降可能对国民经济，尤其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冲击。

　　在开放合作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业界一般认同，外资企业高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它们本身的增减就能带动出口订单变化，因此中国要加大力度吸引外资，持续开放合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今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2.7%，但整体规模保持稳定。“短期数据波动并不影响外商投资持续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扩大对华投资整体趋势没有改变。”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表示。

　　霍建国告诉记者，回顾我国利用外资的历史，东南亚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以及中国香港占到了一半以上，此外还包括美日欧等的大企业投资项目。他指出，当前美国拉拢盟友围堵中国的发展趋势下，德国、法国、英国的一些跨国公司或许会因政府动员等因素考虑调整投资布局，但相较于美国把禁止企业来华投资以规则化、法制化的方式确定下来，欧洲目前还没有如此具体的法律条文。我国扩大从欧洲引资仍具有相当的空间。

　　今年以来，多家跨国公司高管接连访华印证了这一点。另据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G7国家中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五国的对华投资都在同比增长，其中英国增长680.3%。联合国《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也称，2022年流入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增加5%，达到创纪录的189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而且大多来自欧洲的跨国企业。

　　扩大中国“引力”，无疑将进一步织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网络。赵晋平则认为，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确存在调整动力，但美国力推同我国“脱钩”“去风险”，施加了人为的破坏性影响，也有的跨国公司转向“中国+1”模式，使得投资流向多元化，我国出口国际市场的份额开始出现下降。

　　赵晋平向记者进一步阐释说，2022年中国商品占美国全部进口的比重降至16.5%，倒推回5年前，即中美发生贸易摩擦之前的2017年，该比重为21.6%。“这5个百分点的下降却由墨西哥、加拿大、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的商品所弥补，且它们占美国进口的比重又整体提升了5个百分点，其中越南提升最明显，为1.9个百分点。”

　　对于越南、墨西哥等对我国形成所谓的出口替代效应，赵晋平认为不必过于悲观。他提到，2022年越南大幅提升的出口份额，就有不少是由转移到当地的中国企业创造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对美出口其实是通过越南等国进行了“转口”。

　　另外，赵晋平认为，立足于新型全球化角度，中国企业去到东南亚投资，恰恰是通过延伸产业链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出口带来的压力。同时，企业将核心技术留在国内，国内产业保持相对规模，也会对稳定中国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发挥积极作用。再者，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结合往往以企业为重要载体实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布局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

　　针对热度不减的“世界工厂向东南亚转移”“外资撤离中国”等论调，受访专家均表示要理性对待，我国吸引外资已经从“来者不拒”转为高质量引资，外商投资企业梯度转移也是基于成本等市场因素作出的选择。短期内，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产业结构完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中国，仍是开放合作的热土。

　　以更大开放力度应对外部不利环境

　　日前，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刚刚结束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根据公开信息，她在访问期间驳斥了有关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要“脱钩”的猜测。而过去多年来，正是美国商务部在力推同中国脱钩断链、去风险，限制高技术企业来华投资，并发布了多项遏制打压中国的出口管制举措。

　　和美国“小院高墙”式做法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持续打开大门，释放出开放合作的信号。

　　今年3月，我国首次举办“投资中国年”招商引资活动。据悉，下半年，在北京服贸会期间，还将举办服务业扩大开放专场推介会；在厦门投洽会期间举办“投资中国年”主旨论坛暨福建专场推介；在上海进博会期间举办“投资中国年”峰会、自贸试验区专场推介等一系列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6日，由我国在2016年杭州G20会议上牵头发起并推动的《投资便利化协定》文本谈判成功结束。参与这场谈判的成员涵盖了许多发达经济体在内的11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包括欧盟、加拿大、日本等美国盟友。

　　在霍建国看来，《投资便利化协定》谈判成功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发挥了主导作用。接下来，将该协定纳入世贸组织多边规则体系的相关事宜，有待于在明年2月于阿布扎比举行的第十三届部长会议（MC13）上进一步讨论。但由于美国不在协定内，要留意其可能的破坏性作用。

　　受访专家提醒，应谨防外部不利环境影响，着眼于稳外贸、稳外资、稳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围绕于此，霍建国表示，日前发布的《意见》，以及今年出台的《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措施》等，已经形成了政策合力，接下来要主抓政策落地。

　　赵晋平告诉记者，《意见》里的24条举措从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制度型开放、加大力度建立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利用外资的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实在举措。他举例说，目前我国在制造业领域基本全面鼓励引进外商投资，但仍有很多现代服务业限制外资进入，比如金融业，此次《意见》提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大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先行先试力度。

　　此外，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标准制定工作，以及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等涉及高水平营商环境的内容，也均在《意见》中有所提及。霍建国告诉记者，国际高水平开放通常把“跨境商务人员流动”单独作为一项开放内容，《意见》用相当篇幅回应了外商诉求，提出持续优化入出境政策措施，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外籍高管、技术人员本人及家属提供入出境、停居留便利等。

　　对于《意见》支持外商投资企业依托自贸区、国家级新区、国家级开发区等开放平台，在我国内地梯度转移的内容，霍建国表示，我国不会放弃传统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但考虑到当前的劳动力成本，企业向海外转移不如向中西部转移，那里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数量基本上能够承接得住此类转移。他表示，在利用外资方面，中西部起步晚、基数低，更多项目会集中在生产性项目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数字经济数字贸易，但见效还需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