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朱鸿军 王涛

　　【内容提要】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适逢ChatGPT推出一周年之际，通过对过去五年国内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的议题、成果和脉络的系统回顾，发现国内的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人工智能中的国际传播与国际传播中的人工智能两大研究主题。其中，前者力图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传播应用价值的最大化，后者则回归传播研究的本质，力图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传播应用风险与负面效应的最小化。鉴于已有研究中存在的实用主义偏向、缺乏实证研究和理论创新等问题，建议未来我国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增加人本主义关怀，关注人工智能技术背后人的价值、自由、尊严和理性；增加经验和实证类研究，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延续性；尝试更多的跨学科合作，实现叙事和理论的创新。

　　【关键词】人工智能 国际传播 ChatGPT 回顾 反思 展望

　　过去200年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人工智能(AI)①。像其他重大创新一样，人工智能已成为当前新一轮国家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同时伴随着机器写作、社交机器人、深度伪造等技术在选举等政治场景以及现代信息战、舆论战中的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亦成为国家政治权力博弈、国家形象构建、国家话语权争夺的关键场域。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突破了泛化瓶颈与语义鸿沟瓶颈，其所表现出的划时代的语言理解能力、内容生成能力与模型迭代进化能力，使之具有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变革现有人机协作模式、改变未来国际竞争格局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大模型驱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带来信息偏见、信息污染、数据隐私、国家信息安全与版权等新问题与新议题②。时值ChatGPT推出一周年之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潮有增无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国际冲突与对立日趋紧张，面临技术与政治双重不确定性的人工智能国际传播，处在新老问题交织的新节点。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对近年来国内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的议题和成果进行系统性的回顾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中存在的新老问题进行反思，对未来可能的研究议题进行展望。

　　一、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的主题回顾

　　在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大致从2018年开始，人工智能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点议题③。人工智能进入国内国际传播研究的视野，既有2016年人形机器人“索薇娅”所吸引的社会关注，也有2017年“阿尔法狗”（Alpha Go）战胜人类围棋冠军柯洁引起的社会轰动，更有2017年国务院与工信部分别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与《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两份重要政策文件。更令人瞩目的是，这一年我国在上海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2018年为时间节点，纵观过去五年我国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的研究脉络，总体上可划分为人工智能中的国际传播与国际传播中的人工智能两大研究主题。

　　（一）人工智能中的国际传播

　　人工智能中的国际传播侧重于从工具理性探讨、分析智能技术谱系中的典型技术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场景、价值、趋势与路径。根据研究中所涉技术数量与种类的多寡，此类研究总体上分为人工智能技术国际传播应用的整体趋势与特征分析、局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现有国际传播质量与水平的应用路径研究两大分支。

　　第一类研究常以传播的5W模式和信息生命周期为基础分析框架，探讨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趋势与特征。基于传播的5W模式，研究者采用案例嵌入的方法突显各类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以及传播环境中的典型应用场景④，而在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框架中，研究者同样举凡国内外各家国际媒体在信息采集、内容生产、内容分发与扩散等生产流程中拥抱人工智能技术的案例⑤。在案例的采用中，推特（现更名为“X”）上大量存在的机器人“水军”⑥、美联社的写作机器人（Wordsmith）、基于智能语音技术的微软“小冰”、剑桥分析公司利用脸书平台用户数据预测选民心理进而通过算法干预美国大选⑦、“李子柒”在优兔平台上的成功出圈等作为经典案例，反复出现在这类论文的观点佐证中。从研究的模式与取向上来看，这类研究侧重于从宏观整体上总览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传播中的典型应用场景，归纳出人工智能技术视野下的国际传播中共同呈现出的内容生产智能化、传播大规模自动化、公共空间平台化、权威与理性失衡等新趋势与新特征。

　　第二类研究常以人工智能某一单点或局部技术特性与优势为锚点，针对当前我国国际传播中的痛点与政策需求，提出技术性解决方案与路径。针对当前国际传播中因文化背景差异而形成的共情困难，研究者认为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和情感识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与语音识别技术、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从情感、话语与情境偏好识别三个方面解决国际传播中的情感共鸣问题⑧。基于我国实现精准国际传播的战略需求，研究者立足于绩效正当性、技术正当性、价值正当性、规制正当性，提出采用人工智能推荐算法实现精准国际传播的基本路径⑨。此类研究更多呈现实用主义色彩，从学界的视角对人工智能潜在的垂直应用价值与场景进行理性分析与论证⑩，期望为业界提供可供参考与落地的技术解决方案。

　　然而，从整体上来看，上述两类研究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诉求，即让中国的国际传播插上人工智能的“翅膀”11。尽管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多种前沿智能技术的综合体与集成束，在人工智能的国际传播研究中，研究者不再局限于上述两种研究视角，而是以国际传播中的战略升维12与媒介技术演进历史脉络13为新的切入点，强调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传播中应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是在总体上，我们仍可以看到在人工智能新老技术迭代更新的过程中，我国人工智能的国际传播研究一个不变的关切，即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传播中应用价值的最大化。

　　（二）国际传播中的人工智能

　　国际传播中的人工智能回归传播研究的本质，研究者不再单一地将人工智能视作一种技术解决方案与实践应用工具，而是以技术作为突破口，关注其背后深层次的知识生产、权力博弈、全球治理、风险规避问题。在此类研究中，研究者总体上肯定国际传播中人工智能的价值，但是对其背后的风险进行辩证性与批判性的再审视，根据研究者批判的指向，国际传播中的人工智能研究可分为媒介权力批判与媒介风险批判两个分支。

　　第一类研究常通过剖析人工智能背后深层次的权力属性，揭示人工智能“超级媒介”开发、应用背后所影射出的知识生产与信息权力的不平等结构14。研究者多采用国际传播知识社会学与话语权力分析两种逻辑透视人工智能背后的权力关系。基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开发本质上是知识生产活动的产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尤其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范围普及，则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价值观、世界观乃至意识形态的全球输出与传播15。基于话语权力的视角，研究者认为通过对训练模型的算法操控与数据标注中的内容操纵，人工智能的拥有者改变了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知识传播的话语权力结构16。然而，无论何种视角，研究者的结论具有一致性，即认定人工智能是国家权力竞争与博弈的载体，西方发达国家是人工智能国际议程设置的主导者，而全球南方国家则处于边缘者与失语者的劣势。

　　第二类研究常通过系统性阐释国际传播中人工智能的运用过程已经导致或者可能导致的问题与风险，提出风险规避与治理的策略或方案。研究者以新冠疫情时代国际传播污名化、美国政治中对中国的污名化、俄乌冲突中国际污名化行动为例，指出了机器写作通过降低虚假新闻生产成本、深度伪造技术通过提升人物逼真程度、推荐算法通过加强信息精准触达，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中制造更多消极与不确定性因素17。对于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研究者认为其存在强化技术垄断与偏见、加剧信息污染与失序、强化技术依赖而导致专业失守、扩大全球数字鸿沟与数字赤字18、危害网络与数据安全19、削弱人类文化多样性20等风险。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引发了知识产权风险的探讨，研究者认为大模型在应用国家数据时面临国家安全风险、应用政府数据时面临行政监管风险、应用个人数据时面临违规利用风险21，而AIGC作品因可能抑制人类创作者的创作热情与创新，其是否可以受到版权保护也存在争议22。风险的识别本质上服务于风险的预判、规避与治理，研究者均认为人工智能的风险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球参与和合作。政府加强政策指导与立法监管、行业自律、以技术接轨而实现规则与伦理标准制定的深度参与、算法监管与算法透明、对抗技术的研发、公民数字与人工智能素养提升是研究者提出的共识性治理思路。

　　从整体上看，国际传播中的人工智能两类研究，超越了将人工智能视为技术工具的视角，然而如何从操作性层面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合理且合法的国际传播议题来考察，是第一类研究的核心诉求。在国际传播研究的场域内，无论是将其视为一个概念，还是视作一种方法23，都显得突兀，将其视为一种权力，似乎更为合理。而媒介权力批判研究通过权力的嵌入与联结，循着“媒介即技术”的指引，很自然地引发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的“媒介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联想，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的应用，则进一步凸显了ChatGPT作为一种跨国媒介，具有塑造用户意识形态、价值观、世界观乃至国家形象认同的潜在可能，这其实为争取人工智能作为国际传播议题的合法性创造了条件。以此为前提，第二类研究总体上采用的是规范取向，即在算法审计的基础上，力图形成国际传播中人工智能的价值规范与法治规范。然而，倘若将两类研究统合，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国际传播中的人工智能研究一个不变的关切，即实现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应用中风险与负面效应的最小化。

　　二、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的反思

　　基于上述回顾与梳理可以看到，我国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总体上呈现蓬勃发展的面貌，这其中既有技术应用价值的热讨论，也有技术风险的冷思考，但是这种繁荣表面背后却存在一些不可忽视且值得反思的问题。

　　从研究的取向上来看，无论是追求技术应用价值最大化的“人工智能中的国际传播研究”，还是以实现技术应用风险与负面效应最小化的“国际传播中的人工智能研究”，其本质都体现了我国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中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从实用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则必然导致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过分关注，从而使研究本身弱化了人本主义关怀。

　　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两大研究主题下的四种类型研究更多采用思辨式的方法。而在观点的具体论证中，则是采用了观点先行、事实佐证的经典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事实作为例子或证据被引用，国内外的各种实践案例、各种统计数据则反复出现在各类研究中。但是这种基于历史案例和数据的罗列，所推出的观点与结论，是否能够佐证技术在实践中应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否能够证明各类风险是否真实存在，不免令人存疑。质言之，现阶段我国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缺乏科学性与延续性，科学性缺失主要指向研究方法中实证方法的缺失，具体表现在研究中多用思想的分析去代替实在的科学分析，延续性缺失则是指我们的研究多停留在观点输出阶段，鲜见有对观点的实证检验的后续研究。

　　从研究的理论贡献上来看，基于实用主义的研究取向和思辨式的研究方法，现有研究很难取得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人工智能中的国际传播研究多为基于单个案例或者多个案例的事后经验归纳与总结，国际传播中的人工智能研究同样基于此种模式，在事实与数据陈列的基础上，识别、归纳出技术应用中的风险与问题。因此，既有的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表述上，仍旧陷于经验性、直觉性的主观论断24，充满了后见之明。而这种后见之明，却因为缺少实证研究的论证与检验，导致理论的解释力与先见之明不足。

　　基于上述三个层面的反思，可以发现，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存在关注“智能”而忽视“人工”的实用主义偏向，缺少人本主义关怀是其首要问题。进而，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思辨类论文过多，而实证类研究缺乏的问题。最后，在理论贡献上存在理论的经验性表述过多，且因缺少实证检验，导致理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不足的问题。

　　三、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的展望

　　综合对我国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脉络的回顾与问题的反思，在延续实用主义研究取向的传统之外，未来我国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应超越“技术中心主义”，回归“人是目的”的出发点，关注人工智能技术背后人的价值、自由、尊严和理性，增加人本主义取向的研究。

　　对人工智能背后“人工”的关照，有其现实意义。例如，困在大模型里的数量庞大的数据标注员的生存状态，鲜少获得关注，而这背后其实隐藏着“我们想让机器变得更像人，同时人工智能却把人变得像机器”25的劳动异化问题，另外，大模型数据标注工作的跨国外包26也并未引起重视，而这涉及的是数字劳工的现实境遇问题。对人的关注，更有对未来的警示意义。如果说俄乌冲突是人工智能战，那么当下的巴以冲突则让我们看到了人的价值以及人际传播的力量。“他们已经回到石器时代，不使用电话或电脑，而是在专门的技术间或地下房间里交接”27，他们以最原始的人际传播逃避以色列的技术情报收集，成功绕过了以色列用最先进技术所搭建的情报监视系统。

　　除了研究取向上的人本主义突破，在研究方法上，未来的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可跳出基于案例和事实的思辨式探讨与分析，适度增加经验与实证类的研究。采用基于经验的数据来检验技术应用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从而真正实现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中应用价值的最大化。通过基于实证的方法来判断技术应用中的风险是否真实存在，从而真正实现国际传播中人工智能负面效应的最小化。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更好地满足研究的实用主义取向，同时对提升研究本身的科学性与延续性也大有裨益。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讲，其也是提升理论解释力与预测力的必要路径。

　　最后，人工智能本身是数学、语言学、哲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合作的产物，而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在此基础上更添跨学科色彩。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加言之有物，在未来尝试更多的跨学科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而人工智能背后鲜少被提及的能耗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环境问题28，则是我国未来人工智能国际传播叙事创新的一个突破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技术观、价值观、文化观与劳动观，则为未来我国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提供了视角源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媒体融合中版权理论与运营研究”（项目编号：19ZDA331）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19ZDGH10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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