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困境与挑战

　　王莉丽 郑博临

　　【内容提要】数字公共外交是指在一国政府主导和政策支持下，在充分倾听公众舆论的基础上，政府、智库、媒体、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依托数字技术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对话与关系建构。当前，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主要面临战略机制与平台规划不完善、外交实践缺乏对话意识与定制化传播、多元战略叙事欠缺布局与联动三大主体困境。同时，还面临着美国对华舆论整体趋于负面消极、美国政治极化与妖魔化中国同频共振和“数字围剿”、遏制中国技术研发与平台升级、深度造假与偏向性算法固化受众对华刻板认知四大外部困境。本文提出，推进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完善数字公共外交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将中美对话理念由目的转向过程，以数字共情提升对话效能。

　　【关键词】数字公共外交 中美关系 对话 舆论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而中美关系作为这场大变局中影响深远的变量，正面临两国建交以来罕有的严峻挑战，陷入多领域冲突与对抗相互叠加的危机状态。与此同时，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迭代，数字技术成为重构与连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的底层逻辑，人类正加速迈入数字文明时代。在这样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的数字公共外交推动中美交流与对话、构建中美竞合关系框架，已经成为当下亟须应对和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数字公共外交是指在一国政府主导和政策支持下，在充分倾听和了解公众舆论的基础上，通过以政府、智库、媒体、企业、个人为主的多元行动主体，依托数字技术所提供的信息传播渠道与平台，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对话与关系建构。其目的是加强理解、增进信任、推动共有观念的形成。其与传统公共外交的主要区别在于更通畅的信息传播、更便捷的对话互动，更加注重对公众意见的认可、尊重与反馈。①当今世界，美国仍为全球数字公共外交的领军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数字公共外交经历多次转型和升级，完成了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采纳的整体战略规划，②并积极利用自身技术、平台和话语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家形象建构、政策鼓吹与舆论战。相较而言，中国的数字公共外交起步较晚，整体规划还不完善，虽然在应对舆情危机、增进文化交流、构建国家形象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整体而言还处于信息独白为主、交流对话为辅的探索阶段。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全面转向及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舆论等各领域相伴而来的封锁与遏制，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面临艰难挑战。

　　基于数字公共外交倾听与对话的核心要义，本文首先分析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在战略布局、战略实践上面临的主要困境，随后剖析美国在数字技术、舆论环境等方面构成的多重外部挑战，并提出解决路径。

　　一、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的主体之困

　　公共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对于中美之间加强基于相互尊重的倾听与对话，避免误解与误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数字技术的赋能更是为公共外交提供了更加便捷快速的双向沟通平台与渠道。新世纪以来，全球公共外交的数字化既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迭代过程，同时也是技术演进的必然结果。2020年爆发的全球新冠疫情更是加速了公共外交的数字化转型。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公共外交的发展与各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及其所处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近年来，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在政府主导下，在修复国家形象、阐释国家政策、回应争议性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整体仍以信息独白为主，离实现对话与关系建构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从自身发展现状出发，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主要面临以下困境。

　　（一）战略机制与平台布局亟待完善

　　战略理念的模糊削弱了传播力。公共外交的战略理念是一国希望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指导方针，应具体、明确，能够被受众所理解和记忆。③作为全球各国竞相追逐的一种符号资本，战略理念能够生成以认同和尊重为形式的符号权力，对其他行为体的实践决策施加重要的支配和影响作用。与美国“人权外交”、欧盟“绿色外交”、芬兰“模因外交”等战略理念相比，当前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缺少具有鲜明特色和统领性的核心战略理念，对内无法充分整合各主体优势以形成统一、聚焦的战略传播合力，对外难以培育具有品牌化影响力的符号权力，并在某种程度上为外部污名化攻势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战略管理与统筹机制的不完善，影响了多元主体参与外交实践并形成合力。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管理模式以权力高度集中的垂直化科层制为主，跨层级的信息共享、协调统筹、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低，官方与非官方的联系也颇为松散。由于缺少法律与制度依据，很多社会主体虽具备强烈的公共外交参与意愿，但未能得到相应的资格和机会。④美国政府则经由“外交百科”“走廊”“国家社区”等数字工具系统搭建起权力分散、扁平开放的数字公共外交战略管理体系，并能实时调动智库、媒体、高校等非官方主体协同参与。

　　平台战略“元资本”差距明显。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美国拥有设定国际社会场域规则的“元资本”优势，其不但可以设定场域间不同资本的流通和转换，还可以为特定资本注入符号意义，进而创造霸权秩序。而作为天然链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场域的数字平台已成为美国攫取元资本、主导全球数字公共外交场域的战略工具。截至2021年，仅美国政府就在全球各地总计开设了1223个社交媒体账号，吸引了超1.1亿关注者。⑤美国总体上完成了数字公共外交的制度化、专业化战略转型，达成了全方位的平台战略布局，创建并维系着排他性的美式平台霸权秩序。相较而言，中国数字公共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平台硬件建设、实践能力、话语权上均与美国存在显著差距，且外在性霸权秩序一旦形成便会脱离行为体的主观意志，成为制约其他行为体能动性的结构性压力。因此，中国当下仍缺乏改变既有场域规则的战略元资本，并将暂时受制于美国平台霸权秩序所施加的结构性不平等。

　　数字平台公关缺乏机制化应对策略。碍于数字公共外交国际规范和问责、监管机制的缺失，“脸书”“谷歌”等美国数字平台已成为全球数字公共外交的超级把关人，如何调节与各平台间的公共关系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战略关切，例如丹麦、法国等国家相继在硅谷额外设立“数字大使”等职能岗位以协调本国外交部门与平台在安全防护、信息治理上的沟通合作。与之相比，中国尚未设立类似的专项机构，外交机构与数字平台间的公共关系并不稳定和紧密。这可能导致官方账号等虚拟“外交资产”无法得到平台提供的额外技术防护，继而放大信息泄露等国家安全风险。

　　（二）战略实践缺乏对话意识与定制化传播

　　数字对话难以向普通民众下沉。数字化传播将多元场域中的行动者均置于一个相对平等的位置，打破了原本的外交对等原则。然而，普通民众在中国数字公共外交的对话实践中依然处于长期缺位的状态。例如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外交官在微博、推特平台上的数字公共外交活动仍以单向信息传输为主，少量对话主要发生在与本国同行、媒体，以及零散的外国精英之间。中国外宣媒体虽然也曾尝试发起对话，但碍于互动意识匮乏、信息反馈渠道不畅等原因，与外国受众的对话同样未能真正实现。⑥

　　定制化传播思维匮乏。当前中国数字公共外交虽已能够充分运用多模态、立体化的表达方式，但难以摆脱“自说自话”的思维藩篱，缺乏对于受众个性诉求的平等倾听。在中美针对肯尼亚、南非的数字公共外交博弈中，中国外交部门的议程设置虽通过谴责美国的不良行径而提升了自身的战略合法性，但也为此忽视了对当地民生议题的关注。相反，美国的议程设置虽极为简单平淡，但高度贴合当地受众的日常需求。从最终效果看，中国内容的关注度不但非常有限，而且对国家形象也产生了负面影响。⑦

　　（三）多元战略叙事缺乏整体布局与多部门联动

　　竞争型叙事亟需战略研究与规划。长期以来，中国公共外交被认为偏向内向型的防御模式，在战略叙事上倾向于事后回应和被动解构，难以摆脱被西方“牵着鼻子走”的舆论逆差困境。而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无底线打压和挑衅的逐步升级，中国数字公共外交在近年来为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采取了更富主动性的竞争性叙事。但是，竞争型叙事并非简单的“口水战”，需要战略研究部门在长期数据跟踪和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整体战略方案，并统筹外交、宣传、文化、商业等多领域、多部门形成联动机制。竞争性叙事如果使用不当，则可能诱发适得其反的效果。

　　文化与政治叙事之间未能形成合力与互补。近年来，田园风短视频、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数字文化叙事激发了美国民众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但总体来看，中国数字公共外交虽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文化为主的公共外交叙事传统，但对中国政治体制、生态保护、科技进展等多元场域的叙事仍缺乏关注。鉴于美国舆论当前对中国的质疑仍集中于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等领域，偏日常化的文化叙事虽有助于减少传播阻力，但无助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深层次、复合式理解。

　　二、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的外部困境

　　公共外交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影响一国公众舆论，塑造其认知框架，影响其态度和行为，从而提升国家形象与软实力。美国对华舆论的形成是复杂、动态过程，除了受到来自中国的主观影响之外，更受到来自美国国内政治以及数字技术本身等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一）美国对华舆论整体趋于负面和消极

　　近年来，美国对华舆论整体趋于负面消极，这使得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缺乏适宜的舆论空气与土壤。综合而言，美国对于中国政治、军事、人权、意识形态领域的攻讦与排斥最为强烈，对于经济发展、教育合作、文化交流等领域的认知则相对客观。此外，不同舆论主体的对华认知存在一定差别。按照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的舆论分层理论，美国对华舆论可主要分为政府舆论、精英舆论、普通公众舆论，其中，精英舆论主要包括智库、媒体、企业三大舆论主体，具体而言：

　　1.政府舆论：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但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难以形成对华统一战线。美国联邦政府的对华态度以强硬、攻击为主，并表现出一定摇摆、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拜登政府将中国锁定为“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和“唯一一个既有意图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另一方面，又大力宣称要避免中美竞争演化为冲突，但却屡屡在台湾问题等议题上出尔反尔，加大对华制裁。相对而言，美国各州政府的对华态度较为积极和中立，普遍欢迎中美经贸投资与合作。州经济发达程度越高、制造业出口越多、华裔人口占比越大，对华态度则越积极。

　　2.精英舆论：对华态度普遍消极负面，但在教育、文化、全球治理议题上不乏客观、中立。美国精英舆论主要包括智库、媒体、企业三大主体。智库层面上，美国智库普遍将中国视为全方位、多领域的强劲对手和强大敌人，并在多元议题上建构了高度一致的“威权”中国形象。而在全球治理、教育交流、经济发展等议题上，美国智库则普遍认为中美应保持谨慎的交流与务实合作。此外，近年来对华立场偏强硬和鹰派的智库不断增多，不同政治倾向的智库虽在具体对华策略上存在意见分歧，但对华态度却表现出日益一致的强硬。

　　媒体层面上，美国媒体对华舆论总体上表现出“观点先行”“罔顾事实”的负面态势。传统纸媒在教育、文化等议题上的报道较为客观，但在经济、防疫政策、军事、政治体制等议题上却充斥着对中国的极端观点和意识形态偏见。广播电视媒体虽存在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差异，但反华态度却渐趋一致，频频兜售涉华假新闻或阴谋论。企业层面上，美国企业界近年来虽普遍处于沉默和失声的观望状态，但依然较为看好中国市场的投资和盈利前景。据华南美国商会2023年度报告显示，尽管在华美资企业对中国市场增长的信心出现一定波动，但仍有超半数的企业看好中国市场。⑧

　　3.普通公众舆论：被政府与精英舆论所引领和影响，处于中美建交以来历史最低谷，相较而言“Z世代”对华较友好。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及精英舆论的持续引导，美国普通公众对华态度持续走低。据盖洛普民调显示，美国普通公众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数比跌至15%，创1979年以来的历史新低。⑨从年龄来看，美国18至29岁年轻人的对华友好态度比例在全年龄段中最高。从议题来看，美国普通公众并非完全认同中美敌对竞争；据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美国普通公众更加看好中美在贸易与经济政策、学生交换项目上的合作，但对两国在管控国际冲突、疾病防控、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则普遍感到悲观。⑩

　　（二）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妖魔化中国同频共振

　　美国政治极化与对华政策极端化同频共振，激化全社会反华情绪，挤压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发挥作用的空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近年来的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双方在贫富差距、种族歧视等议题上的分裂对抗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和民主共识的衰落。而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两党竞相将国内议题无所不包地披上反华外衣以推销自身政策主张，进而导致美国政治极化与对华政策极端化同频共振，激化了普遍反华情绪，这使得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难以发掘中美“共同价值”的战略共识，其发挥空间也遭到大幅挤压。

　　面对盘根错节的国内社会问题以及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美国政府企图通过重构“中国威胁论”以达到转移社会矛盾、缓和政治内耗、重塑美国聚旗效应的目的。近年来，美国持续污名化中国对美公共外交为“锐实力”，将中国企业污蔑为窃取核心技术的元凶，将中国媒体列为外交使团，编造孔子学院的“意识形态”威胁等。对于中国数字公共外交，美国企图通过建构自由与现实的双重威胁话语以将其妖魔化为“锐实力”的典型代表。其一，以“民主/专制”的冷战思维将中国数字公共外交建构为镇压自由主义的数字威权代表，毫无根据妄称其通过非法的数字技术窃取他国机密、侵犯民众隐私、操控公共舆论；其二，通过无端臆造他国的“受害者”身份，丑化、抹黑中国数字公共外交，并借助捏造一个极其负面的灾难性后果以树立遏制中国的合法性。总之，互为表里的双重威胁话语已经普遍加剧了美国国内对中国数字公共外交“锐实力”的思维定式。

　　（三）“数字围剿”、遏制中国技术研发与平台升级

　　采取“脱钩断供”的数字竞争策略，阻挠外交工具迭代升级。全球数字公共外交的战略博弈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争夺。随着中国在全球数字领域的全面崛起，美国政府单方面发起对华“数字冷战”，通过垄断核心技术、抢占规则制定、主导理念体系、限制原材料供应等“小院高墙”式的数字竞争策略阻碍中国尖端数字技术的研发进程，进而限制人工智能（AI）模拟外交决策、大数据外交算法模型等新一代外交工具的迭代升级，企图进一步拉大中美数字鸿沟。

　　粉饰不平等的平台剥削，阻遏自主平台建设规划。美国数字平台虽然长期大力标榜自身“公共利益”的天然属性，但实际上掩盖了参与者内在资本不对等的现实，使得不平等的剥削合法化为“正常监管”。各平台为寻求政治庇护与政策红利而日益为美国政府实施对华舆论渗透、干涉内政、言论封锁提供特权。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在短期内仍将主要依托美国数字平台，其不但要应对“影子禁令”等底层技术风险，还要应对“言论审查”“账号冻结”等政治干预风险，例如美国政府为确保自身平台霸权秩序，以“国家安全”为名对抖音国际版（TikTok）等中国数字平台肆意施加行政审查与全球禁令，加深中国数字公共外交对美国数字平台的长期依附，煽动社会公众对中国数字平台的负面认知。

　　（四）深度造假与偏向性算法固化美国受众对华刻板认知

　　深度造假解构“权威真实”，固化对华错误认知。当前，深度造假的学习成本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的加持下变得愈发低廉，其个体赋权逻辑也与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特点相互耦合。随着深度造假在美国的“民主化”与“合法化”，任何个体均能轻松利用反华情绪来大规模生产误导公共舆论的虚假内容。攀附于反华民意的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将冲击与解构对美数字公共外交的真实信息，扰乱美国受众对整体涉华舆论态势的感知和判断，使其难以正确识别伪造的“对华舆论”并固化对华错误认知。

　　偏向性算法操控信息接触，制造对华认知僵化。美国数字平台普遍存在对于涉华信息的偏向性算法操控问题，涉华负面信息或虚假内容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曝光与传播。在平台个性化算法推荐机制的作用下，美国受众更易接触到单一、同质的负面涉华信息，并难以突破其构成的信息茧房，进而形成封闭、僵化、负面的对华刻板认知。同时，受制于心理“逆火效应”，美国受众在接触与自身固有认知相异的涉华信息时，往往会下意识反驳或忽略，并转而再次强化既有认知。因此，对美数字公共外交不但面临着“接触越频繁，认知越固化”的实践矛盾，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公共外交赤字。

　　三、突破困境，提升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效能

　　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明确表示：“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双方应该正确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11对话追求包容与平等话语权，能帮助人们协商彼此差异，对话是解决人类困境的根本出路。12未来，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变化，两国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都会处于一种战略博弈状态，但这并不代表两国不能进行积极的对话。而为了推进中美对话，提升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的有效性，在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推进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优化中美对话网络生态。中国应加强中美对话协商机制建设，增进双方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上的合作共识，以网络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制定全球数字公共外交国际规范，为防范美方的数字公共外交武器化提供制度与法律保障。加强中美在虚假信息侦测技术研发，国际算法治理体系建设上的合作，增强算法程序的可追溯性、可问责性和安全性，逐步构建公正、公平、中立的信息传输机制，帮助美国受众打破负面极化的对华认知圈层。

　　第二，完善数字公共外交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推动多元主体形成战略叙事与传播合力。集结跨学科、多领域人才制定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战略规划，明确战略理念，理顺管理机制，打造协同联动的数字公共外交协作与传播体系，加强平台治理和形象公关，持续扭转当前美国平台的全球霸权秩序。

　　第三，转变中美对话理念由目的转向过程，由身份对立转向观点分享。以观点认同带动身份认同，推动对话由以我为主转向受众为先。

　　第四，加强情感倾听，数字共情提升对话效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全天候的实时情感评估体系，对各平台美国受众的对华情感变化态势进行追踪研判。将中国特色文化与经济、环境、健康、科技等多维度的现代化、全球性议题相结合，以短视频、直播等直观化、现场化的视觉语言激活双边受众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