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法治实践二十年·论证学生负担“单减”变“双减”

　　文/魏法宝

　　五言·“双减”·新韵

　　“双减”增真效，《教师法》把牢。

　　职权精准用，行政去官僚。

　　中办国办“双减”政策的科学性，同法律法规的科学性一样，都是毋庸置疑。但如何准确的理解，如何进行科学的运用，我认为，关键是需要提升教育管理者的人文素质、人文素养、法律素质与法治意识。

　　学生负担之所以成为引发大众关注的严重问题，根据我近四十年的教育工作研究与二十多年的教育法治实践，就是因为很多地方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教学，一直背离国家教育的法律、法规、规章与政策。历次减轻学生负担之所以流于形式，且继续反弹，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义务教育管理与教育教学中的违法违规问题。由于基层教育行政领导、基础教育学校领导，普遍的法律素质低下，法治人文意识淡薄。他们始终理解不了，只有认真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与政策规定去减轻学生负担，去管理教育教学，去进行教育教学；才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最佳、最根本、最有效的方式。因此，许许多多的中小学校就是阳奉阴违，明面上墙的制度是应付检查的规范制度，暗地里实施管理教育教学的，还是违法违规的操作。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潜规则，二十多年来，一直大行其道。

　　急功近利，加重学生负担的教育教学短方子，一直被很多学校教育系统领导干部，当做“法宝”一样的供着；多数教育干部认为那才是“务实”的干真工作。并且影响到社会家庭的一些低素质家长，也认可这种拔苗助长的违规教育方式。而极少数敢于站出来，去质疑违法违规加重学生负担，去抵制有害于学生身心健康行为的明智教师，却成了“负面人物”。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而参加工作的教师。1998年2月，国家教委出台文件减轻学生负担，实施素质教育。我通过学习《素质教育学习材料及政策法规》，认识到教育行政的违法违规管理，是造成教师违法违规教学，加重学生课业与家庭经济负担的根源。我开始依法同学校与教育部门较真，并抵制违法管理教育教学行为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侵害。

　　1998年秋季，我在法定聘任合同期间内，被口头“落聘”，实际停止教育教学工作；1999年秋季，我代理一百五十九名学生行政诉讼维权，一审胜诉；2000年春天，我代理七名学生家长提起不服“教育行政处罚”之行政诉讼，经过二审也胜诉。2000年初与2002年春，中央电视台《社会经纬》与《法治栏目》，曾两次，分别来我所居住的学校进行采访报道，并登上【创举-中国普法之路】的宣传片。这使我懂得了，国家是大力倡导走法治道路的，我决心要为依法治国尽匹夫之责。但也正是因为我坚决走法治道路，危及当地政府教育行政的违法管理。我也因此二十多年，不能直接面对乡村孩子，依据《教师法》第七条行使教师权利，去实施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合法合规的教育教学活动。

　　虽然我也依据《教师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进行了多次申诉，但教育行政部门只给予敷衍的“答复”，而不作法定的申诉处理。二十多年来，我始终履行《教师法》第八条确定的义务，制止有害于学生或者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抵制危害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现象；依法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2000年，我将教育行政部门的“答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以“答复”不是申诉处理决定为由，驳回起诉。我通过多年学习研究法律，也认同了法院的这个行政裁定，因为“答复意见”，的确不是“行政申诉处理决定”。直到2016年暑假，全县的教师又是在法定聘任合同期间，教育行政部门出文件，让各中小学校口头“落聘”了近四百名教师，还要以扣发工资补贴，迫使教师签字“自愿”同意。无奈，我们三十九名教师又向教育行政部门，依据《教师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按照规范的方式，请求申诉处理。但教育行政部门，仍然还是只给“答复意见”，拒绝依法出具“申诉处理决定书”。之后，我代表三十九名教师，提起请求教育行政部门“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讼。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转移了“被告是否有法定职责，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的案件焦点问题，以教育内部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的非法定理由，驳回起诉。再审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以同样的理由，驳回再审申请。

　　我又依照《教师法》第三十九条的申诉规定，先请求市教育行政部门依法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再走行政复议程序，请求市政府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然后根据《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对滨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诉讼。但是，经过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书面审理的终审裁定，仍然抛开“被告是否有法定职责，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这一案件焦点，还是以教育内部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这个“没有法律规定”的理由，驳回起诉。原告再审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院也以同样办法、同样理由，驳回再审申请。

　　根据网络查询，全国范围之内，教育行政部门没有应中小学教师的依法申诉行为，作出过申诉处理决定；也没有因不服申诉处理、或者是请求法院判令教育部门“履行行政申诉处理法定职责”的司法裁判。教师维权，不能通过法律程序来实现，一些教师就采用暴力违法维权。违法维权伤亡案例，全国倒是有许多，以复旦大学教师杀害学院党委书记，最为典型。

　　但我相信，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也一定会全面依法治教；国家也一定会为“斯文”的维权，依法开通《教师法》规定的、斯文的法治之路。

　　教师的“教育教学”等权利与“履行保护学生”等义务，若都“无法”保障，其结果就是教育教学违法加重学生负担、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教师不能依法抵制；有害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教育教学管理行为，教师也“无法”制止。教师在教育事业精神层面上，“无法”有主持法律正义的成就感，而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就会使很多教师随波逐流，去追逐物质层面的满足。随着随波逐流的教师越来越多，教育戾气也越来越重。因为“向高、最高上”走不通，教师就“向低、更低下”行，因此中小学教师，成了新媒体的众矢之的。

　　二十多年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由单一的学校课业负担，变成学校课业与课外辅导的双负担，严重危害幼小学生的身心健康。既然有“双重”负担危害的“果”，必然存在违法、违规、违章与违背国家教育政策行为的“因”。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教师身上，是有失公平的，因为教师毕竟只是教育教学的执行者，而不是教育行政管理的实施者。

　　通过我二十多年来的教育法治实践证明，学生课业双重负担的逐渐形成，应该就是教育系统内部，没有实现全面依法治教与全面依法执教的缘故。今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办国办出台“双减”意见，就是要在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过程中；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彻底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课业与课外、精神与经济的双负担，进行全面依法治理，使义务教育走向健康发展的法治轨道。

　　2021年12月4日 第八个国家宪法日

　　【作者简介】

　　魏法宝，男，汉族，1965年9月11日生于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魏庄村，1984年7月毕业于滨州师范专科学校物理专业并参加工作，1988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物理专业本科毕业，1995年晋级为中学一级教师，在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中学任教。

　　（作者单位：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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