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营生

　　刘方志

　　我小时候许下了当作家的愿望，但二十岁时才发表了一篇“铅字”文章，最后“顺坡下驴”成了记者。这一切都取决于自主选择，要是我听命于长辈安排，那我或许就变成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模样了。我想说的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人想做什么营生就能做什么，哪里知道人世间有一个词叫做“不容易”。

　　在河北保定，一位刚结婚的女孩身穿婚纱，拿着小时候的照片拍视频，寻找亲生父母。打动人的不仅是她是被拐者的身世，还有她自十七岁起便一边打工一边寻亲的韧劲。她端过盘子刷过碗，在花店修过花，也曾骑着写有“煎饼侠”的车子满街跑，卖着煎饼，“传播”着寻亲信息。

　　她的故事让我想起读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时的感受，芸芸众生，都在为了一个目标、一个家庭，以司空见惯的苦味、自然大方却又显得些许笨拙的营生勉力支撑生活。老杨卖豆腐、吴摩西和吴香香卖馒头、罗长礼喊丧、老曾杀猪……不管怎么说，“干活活人”对讨生活的人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了。

　　“嫁衣女孩”涉足的虽然多是“浅尝辄止”的营生，但她不仅靠着这些营生立足，还让自己走得更远。世间更多的人，则是下意识地在目标的引领下，走向某些“终点”。

　　多年前，我去某城的郊区采访，接触了废品收购站的打工者、露天摆摊者等“外来人口”。在建筑工地边上，各种小吃摊位一字排开。我吃着一位西北妇女的凉面，和周围的摊贩、民工搞好了关系。操着各地乡音的他们都认为，离乡背井来到这里挣“苦钱”是天经地义的，没什么苦不能因每个月都能寄钱回家而消融。

　　我跟随那位妇女回到她租住的农房，听她和她的丈夫说了许多艰辛找寻生计的故事。他们待在这座城市，只因他们的子女可以接受较好的教育。他们的孩子们如今已经成年，是在卖凉面还是在写字楼里沉思，我不得而知。

　　我祝福过很多人过上“有段位”的生活，但我不得不承认，那些看上去没什么“段位”的生计，永远有人在或自愿或无奈地干着。

　　我的村庄拆迁后，我的母亲就开始打各种零工，还去过陵园打扫卫生。她身为农民的一生，其实是由各种活计组合而成的。失去田地后，她依然停不下来，力气好像是取之不竭的东西，因此她不需要惜力。

　　我觉得，只有真正的衰老能阻止她，但我不希望那一天到来。在这个“高精尖”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她自得其乐地从几无技术含量的活儿中证明自身价值，总体上是自信的。只有一次，她表现过“不自信”，那是多年前我陪她一起去某间办公室结账领钱时，她沉默地领了一沓皱巴巴的纸币，担心人家少给钱、给假币。那天，我目睹了母亲的不安，并为之疼痛良久。因为那些我发誓不用的母亲辛苦赚来的钱，其中一部分最终还是“融”进了我的房贷里。

　　大地上的营生，确实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我们选择各种各样的营生，不是为了丰盈自己的羽翼、消解内心的不安，就是为了把“最好的生活”极力展现给我们用命爱着的人。

　　【原载《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