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曹永毅
王献唐先生的《国史金石志稿》是一部重要的金石学和古文字学专著，收录了民国时期出土的金石器物,反映了这一时期在金石学方面的考古成就，对中国古文字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推进作用。王先生的著述颇丰，闻名学界的《国史金石志稿》却一直不知去向。其家人辗转寻找，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见到了这部尘封六十多年的手稿。
《国史金石志稿》是王献唐先生精心研究的成果，充分体现了其在古文字学和金石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但这部作者没有来得及定稿的著作受时代、资料等条件所限，铭文的释文中，有不确定的也有未释的字,所作案语也有需商榷之处等，因此出版前必须有专家对原稿进行整理校订。于是王先生的家人便将手稿委托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历史学博士进行整理，并把书稿的出版事宜交由青岛出版社处理。
负责社科图书出版的编辑部接到出版社的任务后，便立刻组织人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书稿整理人。见面后，通过交谈我们发现这位年轻的历史学博士对这部书稿的情况不是很熟悉，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说不清楚，只是强调书稿整理需要寻找资料，并花费大量费用。这位年轻的博士虽然想做这件事情，但好像力不从心。历史专业与古文字专业即便有联系也是不同的两个专业，不知道他要花几年时间，要多少经费，才能或者能否让这部著作得以问世。幸亏当时部门的编审李忠东通过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了解到，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文耀先生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我们当机立断，立刻请那位博士带着王先生的书稿来青岛。王文耀先生也如约在同一天抵达青岛，于当晚看了书稿便欣然承接了整理书稿的工作。年近六十的王文耀先生敦厚沉稳的面孔、他已有的科研成果、对书稿的评价和整理意见以及他所在的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开发的电子金文资料库让我们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后来我们又去了王文耀先生所在的研究所看了他们的金文资料库，了解到王先生曾经承担过《金文大字典》的编纂工作，更确信我们为这部著作的出版迈出了正确的关键一步。
王文耀先生接到书稿后便马不停蹄地对所有疑难问题进行一一攻关，根据现代的研究成果对《国史金石志稿》所录的器铭等所属的时代进行更为确切的断代,对释文中的未释、误释和不确定之字进行了一一校订和点评，对所录器物的别名和收藏等情况也作了简要介绍，共出校记3600多条。除了校订以外，王文耀先生还做了一项锦上添花的工作就是为原稿配上图片6000多帧，可以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所录器物。这项工作毫无疑问增加了该著作的价值，王先生自然也为此殚精竭虑，艰辛备尝。
王先生接受书稿后的第二年的下半年风尘仆仆地来到青岛。因为排版公司没有古文字字库，王先生只好把笨重的电脑主机从上海搬到了青岛的排版公司。当时看到他时我们感到很惊愕，因为他比一年前突然消瘦了很多。我很担心地问他身体的情况，他说体检没有发现问题，神态依然从容淡定。不幸的是在该著作问世一年后王文耀先生竟溘然长世，享年61岁。幸运的是由于王先生和出版社的编辑们奋发蹈厉，青岛出版社于2004年快速顺利地出版了这部七卷本的著作。这也许能让王先生感到欣慰。当时听到噩耗，又震惊又心痛，很想写篇缅怀王先生的文章，无奈事务缠身一直拖到现在才如愿以偿。
王文耀先生在整理札记中用四页纸高度赞扬了《国史金石志稿》的博大精深和王献唐先生在古文字学和金石学研究上的恢弘成就。但他对自己所做的繁重的校订与配图工作只用了三四行字进行了简要概括，展现了一位敦厚博学的知识分子的谦谦君子形象。他的为人和学识正如其母校的悼词所说的那样：“学识渊博，功底深厚，从容淡静，潜心学术……为人宽厚，虚心随和，富有同情心，深得同事们的尊重和后生们的爱戴。王文耀先生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贡献与世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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