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片统领提名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国际性”引发争议

　　编译／田 英

　　奥斯卡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下简称“学院”），在2019年4月对最佳外语片奖的评奖规则进行过一次重大调整，将最佳外语片（BestForeign Language Film）改名为最佳国际影片（B e s tInternational Feature Film）。

　　在次年的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韩国影片《寄生虫》创造了历史，不仅成为首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电影，更摘得更名后的首个最佳国际影片奖，《寄生虫》还获得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原创剧本2项大奖。

　　学院之所以对这一类别重新命名，是出于努力实现成员多元化和接纳全球电影制作团体的考虑。时任国际电影委员会联合主席拉里·卡拉谢夫斯基（LarryKaraszewski）和戴安娜·韦尔曼（Diane Weyermann）当时曾发表过一份声明，“‘外国’这个说法，在如今全球电影业中已经过时了，我们相信‘国际影片’这个称呼更能代表这个类目，意在宣传更为包容的电影观念和全球性的电影艺术。”

　　近年来，奥斯卡曾被拟人化为一位刻板无聊的“老白男”（该奖项背后的推动者和中坚力量确实是这样一群人）。为了摆脱这一印象，学院出台了多项改革举措，极力强调电影文化的多元发展，将“最佳外语片”改名显然也是尝试之一。

　　自2020年《寄生虫》获奖以来，已经有《米纳里》《驾驶我的车》和《西线无战事》等国际（或主要演员为非英语的）影片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今年也有《坠落的审判》《过往人生》和《利益区域》3部影片入围。尽管如此，入围最佳国际影片奖项的作品，仍然难以称得上“国际化”，因为欧洲影片在提名和获奖量上都遥遥领先。

　　在《寄生虫》获奖后的3年里，仅有一部亚洲影片获得最佳国际影片奖提名，即2022年获奖的日本影片《驾驶我的车》。丹麦的《酒精计划》和德国的《西线无战事》则分别于2021年和2023年获奖。其余12部获最佳国际影片提名的作品中，8部来自欧洲，2部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有1部。

　　今年最佳国际影片奖入围者的国别占比也差不多：5部提名影片中，有4部来自欧洲，1部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影片无一入围。但有两点需要注意：入围的日本影片《完美的日子》由3次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执导，他也是“新德国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意大利影片《我是船长》（Io Capitano）由马泰奥· 加罗内（M a t t e oGarrone）执导，讲述两个塞内加尔少年移民到意大利的故事，影片主要在塞内加尔和摩洛哥拍摄，但仍被归类为意大利影片。其他获得提名的还有德国影片《教师休息室》（The Teachers’Lounge）、西班牙影片《绝境盟约》（Society of the Snow）和英国影片《利益区域》。

　　欧洲影片统领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提名不仅仅是趋势，更是现状。自费德里科·费里尼在1957年凭《大路》（La Strada）赢得首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来，这一奖项已经57次花落欧洲国家，相比亚洲的9次、拉丁美洲的5次和非洲的3次，欧洲国家影片获奖次数之多，令人咋舌。在欧洲国家中，意大利影片14次获得该奖项，法国影片以12次紧随其后，非欧洲国家获奖次数最多的为日本（5 次），其次是阿根廷（2次）和伊朗（2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化多样性方面，非虚构类影片完胜最佳国际影片。

　　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的5部作品均为国际制作。《博比·维内：人民的总统》讲述了博比·维内以乌干达说唱歌手身份涉足政坛并参选总统的过程。迈特·阿尔韦迪执导的《永恒的记忆》，探讨了智利记者奥古斯托·贡戈拉和演员妻子保利娜·乌鲁蒂亚的婚姻关系，以及他们如何与阿尔兹海默症斗争。卡乌塞尔·本·哈尼娅执导的《奥勒法的女儿们》讲述一位突尼斯妇女带着两个女儿逃离家乡的故事。加拿大影片《屠虎》记录了一名印度男子在女儿遭受侵犯后为正义而战的故事。米斯蒂斯拉夫·切尔诺夫执导的《马里乌波尔的20天》讲述一群记者在俄乌战争期间被困在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的经历。

　　《寄生虫》在举起奥斯卡小金人的几周前，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国际影片奖。导演奉俊昊在获奖当晚的感言中，曾直言不讳地质疑好莱坞的文化单一性，并希望好莱坞能够接纳电影制作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成就，“一旦你们克服了‘字幕’这道只有1英寸高的障碍，更多令人赞不绝口的电影佳作，将呈现在你们面前。”

　　如今，字幕或许已不再是学院成员的最大障碍，但也许很多成员都需要超越地理边界，去发现那些虽然符合学院评选标准，却从未在奥斯卡典礼上留下印记的国家（及地区）的影片，并将之纳入候选作品范围。

　　第9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美国当地时间3月10日晚间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