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对美国”，2024年大选将怎样展开？

　　高瑞东 顾皓阳/文

　　拜登与特朗普，借国会骚山乱事件炒作民主议题

　　尽管距离美国大选仍有8个月时间，但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斗争却提早进入白热化阶段。当前双方斗争漩涡的中心并非对华政策，而是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事件。双方均试图借助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抨击对方对美国民主造成严重威胁。

　　2023年下半年以来，国会山骚乱事件迅速成为民主党攻击特朗普的主要手段。2024 年1 月5 日，拜登在其2024 年首场总统竞选活动中公开指责特朗普，称其对国会山骚乱事件的纵容和暗中支持，对美国民主构成了严重威胁。拜登宣布，将“维护美国民主”作为其2024年总统竞选的核心议题，并呼吁民主党人、独立人士和珍视美国民主的“主流共和党人”给予其更多支持。

　　对此，特朗普并未坐以待毙，反而瞄准民主党滥用司法和非法移民等问题展开反击，进一步巩固其被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形象，以获取来自保守派选民的支持。

　　我们认为，拜登和民主党以炒作国会山骚乱事件为手段，将维护美国民主作为2024年大选的核心议题，从而获取中间选民支持的尝试，恐怕难以取得预期成效。一方面，美国选民对民主的认识本就高度多元化，即使拜登一方能通过大肆宣扬特朗普对民主存在威胁从而说服选民，也并不意味着选民将赞同拜登一方对民主的定义。另一方面，特朗普的有力回击，使得拜登一方陷入骑虎难下的局面。一旦选择搁置或退让，特朗普就会借机宣布抗争获胜，而持续炒作这一议题，又可能引发选民的疲惫和反感。

　　从最新民调数据来看，炒作民主议题仅仅使拜登与特朗普之间的斗争烈度加大，而并未使拜登选情回暖，但特朗普也未能随之赢得选民支持。

　　根据ABC News和益普索（Ipsos）于2024年1月中旬发布的民调数据，受访者对拜登任期内工作成果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至33%，甚至低于特朗普任内36%的最低水平，但对特朗普任内工作成果的支持率也仅有41%。受访者对二人的反感程度也在伯仲之间，仅有33%的受访者对拜登有好感，这一数值较2020年夏季民调的50%大幅下降，对特朗普抱有好感的受访者也仅占35%。

　　考虑到拜登和特朗普作为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地位仍然较为稳固（根据前述民调数据，分别有57%的民主党选民支持拜登，72%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特朗普作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如何有效获取中间选民支持，仍然是二者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图1）。

　　美国两党为何围绕2024财年预算展开激斗？

　　在拜登和特朗普围绕民主议题隔空开战的同时，美国国会两党也围绕2024财年预算案（简称“预算案”）展开激斗。

　　2024 年1 月19 日，在迟迟未能就预算案达成共识而截止期限即将到来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再度借助权宜支出法案（Continuing Resolution，CR），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运转资金至2024年3月初，这也是美国国会自2023年9月以来，第三次使用这一手段避免美国政府“停摆”。

　　具体来看，两党在预算案上的矛盾焦点在于边境问题和对外援助，这折射出其维护美国本土利益和全球霸权的路线之争。

　　一方面，拜登政府上任之初，便放开特朗普时期的“边境墙”等限制非法移民的政策。其任期内，美国非法移民数量也持续增长。对于长期秉承保守主义价值观、以维护美国本土利益为己任的共和党而言，愈演愈烈的非法移民问题关乎其核心选举利益，进而引发了其对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政策路线的强烈反对。

　　另一方面，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在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的主导下，美国始终是乌克兰军援的第一大来源国。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统计，截至2023年10月末，美国对乌军援总额高达460亿美元，占各国对乌军援比例的近50%。

　　但是，随着2023 年以来俄乌战场陷入僵局，对乌援助也陷入两难局面。对于拜登政府和民主党人而言，援助乌军是彰显其对盟友坚定支持、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重要抓手。考虑到当前援乌资金已趋于耗尽，民主党同样难以在援乌问题上做出退让。两党在各自立场上陷入无法退让的境地，导致传统的“互投赞成票”妥协策略失效。“美国反对美国”，两党党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差异何在？

　　2023年5月以来，中美持续保持高层会晤和磋商，并建立一系列管控分歧的沟通机制，中美关系进入更为成熟的发展期，因为缺少沟通而导致战略误判、事态升级的可能性降低。2024年为美国大选年，中美关系或将迎来波动，但整体风险可控。

　　虽然当前美国两党在对华强硬的态度上高度一致，但在手段上则存在本质性的路线分歧。如果两党在国内政治上持续内耗，则会导致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难以形成合力。尽管大选来临之际，两党候选人都可能借助炒作涉华议题博取选举利益、团结中间选民，但其政治口号和战略规划能否真正落地，才是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特朗普当前的对华政策主张仍然高度聚焦于中美贸易问题，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向美国进口的所有商品额外征收10%的报复性关税；二是终止向中国授予最惠国待遇，也即提高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和其他潜在的贸易壁垒；三是向对华投资的企业和资本流动施加额外限制。

　　拜登对华政策框架则大概率延续此前提出的“新华盛顿共识”，包括四点，即确立现代美国工业战略，对美国国家安全、科技创新相关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长期公共投资；在清洁能源及核心矿物、半导体方面加强盟友合作，构筑一个弹性、安全的供应链系统；打造有别于低关税和低贸易壁垒的传统贸易关系，发展以产业协同为核心的新型贸易伙伴关系；利用对华封锁“小院高墙”，保护美国的基础核心技术。

　　总结而言，拜登和特朗普对华政策本质上是难以兼容的，这也与美国对外政策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间来回摇摆的历史规律一致。特朗普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必然以牺牲盟友关系为代价，不利于拜登政府此前长期谋求打造的对华科技封锁“小院高墙”。拜登自由主义的对华政策，则需要以相对开放的经贸关系为基础，而这也无疑将继续损害保守主义支持者的利益。在美国国内政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目前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路线均难以有效获取各方支持形成合力，2024年大选能否改变现状仍需进一步观察。

　　大选临近，拜登政府如何筹谋对话战略？

　　纵观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对华战略，其核心思路是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全方位战略竞争对手，在科技、军事等核心领域，采用短期防御性战略与中长期进攻性战略相结合的方式，最终实现从优势地位出发，开展对华接触和竞争的战略目标。

　　具体而言，拜登政府的中长期目标是通过大力投资于科技创新和制造业，重塑美国在上述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是，无论生产、研发还是教育投资，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取得实际进展。为给中长期进攻性战略争取时间，拜登政府必须配合惩罚性关税、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等手段。

　　虽然这一策略已取得了部分成果，在内政方面也通过产业政策，撬动了超过5000 亿美元的私人投资，推动美国制造业建设开支实现增长，并提振了相关行业就业状况和薪资水平，拜登政府亦将这一成果提炼为“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在全美开启大规模宣传，从而服务于其连任的诉求，但是，鉴于“拜登经济学”高度倾向于半导体和清洁能源行业的结构性特征，拜登政府难以借此博取大部分美国民众对其经济议程的支持。同时，美国通胀持续高企，使得民众对经济的“体感”不佳。以上两重因素使得“拜登经济学”并未有效转化为支持率的提升。

　　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仅凭对外强硬政策，并不足以实现连任。拜登提升支持率，实现连任的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对华关系暂不会成为竞选的重点发力方向。回顾1980年以来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仅有老布什和特朗普两任总统未能成功实现连任，主因在于二者任期最后一年，均遭遇严重的经济问题。

　　老布什任期内，一方面继承里根对苏的战略，促成苏联解体赢得冷战，另一方面，在海湾战争中压倒性横扫伊拉克，巩固美国军事霸权和国际地位。但是，以上成果均被疲软的经济表现所掩盖，而克林顿通过对经济议题的高度关注，战胜老布什。特朗普任期内全面加强对华竞争力度，不仅大举加征对华关税，也开启了对华为等企业的科技封锁，然而，面对疫情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深度冲击，特朗普的经济刺激政策短期内难以充分显效。在支持率持续下滑的背景下，特朗普通过炒作涉华议题，转移视线并吸引鹰派选民，支持率小幅回升，但最终仍然未能扭转败局。

　　我们认为，大选年来临之际，共和党必然炒作涉华议题，但拜登政府未必会针锋相对，中美关系不一定会因此而趋紧。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亦需要通过推动对华“战术性缓和”，弥补自身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的短板，服务于其选举利益。外交方面，拜登政府一方面需要暂时降低中美博弈烈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国在俄乌冲突等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内政方面，拜登政府面对的核心挑战是财政可持续性，需要寻求中国在稳定其负债端和扩大其收入端两方面的配合。负债端来看，疫后美国经济超常韧性的支柱之一，是联邦政府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为居民端和企业端注入超额购买力。但是，这一举措也造成了联邦政府赤字急剧扩张，与美国当前的高利率环境相叠加，引发了包括各国央行在内的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并最终表现为2023年以来美债供需关系的相对失衡，以及美债利率的持续上升。

　　在收入端，拜登政府将全面提升各项税收，作为各项产业政策落地见效的重要支撑。在具体举措方面，拜登政府的征税计划，既包括向美国国内的富裕阶层和大型企业加征一系列新税，也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开征最低企业税、碳税等新税种。后者的成功落地，既能够提升美国财政可持续性，也有助于我国对外开放和气候合作，服务于其选举利益。

　　因此，拜登政府有争取我国配合，在短期减缓减持美债速度、中长期支持全球征税计划的诉求，从而摆脱“利率上升、税收缩水、财政刺激减弱、经济走弱”的恶性循环，避免经济问题对其连任造成不利影响。

　　从目前情况来看，2024 年中美关系出现大幅下滑的可能性较低，但仍然需要关注三个结构性风险。一是拜登政府对华“战术性缓和”的实质是服务于其选举利益，并为遏华战略争取时间，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核心领域，拜登政府仍将继续推进其“小院高墙”战略；二是美国国会对华鹰派可能借助突发事件契机，快速推动涉华强硬的议案通过，一方面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另一方面迫使拜登政府加以回应；三是若大选临近时，美国经济出现超预期衰退，导致拜登支持率持续下滑，则拜登也可能效仿特朗普任期末的选举策略，即通过加大对华强硬力度博取选民支持。

　　2024美国大选会如何扰动A股走势？

　　2024年美国大选选情和对华政策的走向，需要关注几个重要的时点：1月起陆续启动的各州总统候选人初选（热度在美东时间3月5日的超级星期二达到顶峰，主要关注两党候选人支持率和竞选议题变化）、7 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8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两党总统候选人和竞选纲领）、9 月起举行的多场总统辩论（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对华政策将是重要议题）等。

　　我们以上述观察时点为基准，回顾2016、2020 年两届大选期间的重要事件与上证指数走势，可以得到的初步结论是，当时A股市场对两党总统候选人涉华表态的反应并不明显。

　　从月度和季度维度来看，无论是特朗普不断加大对华强硬力度，还是两党候选人在总统辩论阶段大肆炒作涉华议题，都没有对市场造成持续影响。但是，以上现象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大选不会对2024年的市场造成冲击。当前市场处于分子端预期偏弱、分母端持续承压的定价环境，可能导致市场在面临类似事件冲击时的韧性不及2016、2020年（图2、3）。

　　除了总统选举之外，美国国会的归属也将决定美国两党之争是否持续，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路径和实施情况。与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为博取选民支持的表态相比，当选后政策的实际落地情况，对市场预期的影响更为持续。目前需要关注的风险是特朗普

　　当选，且共和党获得两院绝对多数席位。不过，即使特朗普成功当选且共和党掌控两院，如果不能进一步获取两院绝对多数席位，仍可能出现共和党温和派与民主党达成妥协的情况（如2023年9月以来的历次权宜支出法案，均是少数共和党人与民主党投票支持），则特朗普针对中美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一系列强硬政策可能难以落地。目前来看，这一情形属于小概率事件，但参照2018年市场走势，其一旦发生，对市场影响的幅度和持续性或将大于大选期间。

　　在美国大选年，中国需要做到统筹发展与安全，在逆全球化趋势下把握战略主动，保持底线思维，沉着应对，通过产业政策双轮驱动，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同时，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引进来、走出去步履不停，以和平发展的共识获得更多友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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