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的霸权：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及其影响

　　赵明昊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极右翼政治运动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重大威胁，进一步加剧其内部的不稳定。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不断壮大，主要由国内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族群矛盾加剧、政治传播手段变化、政治制度顽疾难除等因素所致。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注重向外扩展自身影响，与欧洲等地区的极右翼政治势力紧密勾连，力图编织极右翼政治运动国际网络。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仇华反华情绪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的稳定。

　　【关键词】 美国政治 极右翼 民粹主义 中美关系

　　近年来，在社会分裂、族群对立、政治极化不断加剧背景下，美国极右翼（Far Right）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极右翼政治思想出现主流化态势，“骄傲男孩”“美国先锋”“爱国者阵线”等极右翼政治势力持续壮大。“占领国会山”等事件集中体现了极右翼政治运动给美国带来的深层次冲击，成为美国政治变局和乱局的鲜明印记。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具有深刻的国际影响，它与欧洲等地区的极右翼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此外，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带有强烈的反华鹰派色彩，在美国对华战略调整过程中发挥重要驱动作用，将对中美关系带来更多外溢性负面影响。

　　美极右翼政治运动已成为国家安全威胁

　　美国总统拜登在阐述该国面临的严峻内部危机时强调，“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国内恐怖主义”带来重大挑战。这些挑战都与极右翼政治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可见，极右翼政治运动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重大威胁。拜登明确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就国内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展开联合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对策。拜登政府还重新设置总统国土安全顾问一职，其主要职责包括处理美国国内极右翼政治势力构成的安全威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高度重视极右翼政治运动问题。2021年6月，拜登政府发布首份《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宣称极右翼暴力是美国国内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1]

　　极右翼思想是白人至上主义、反联邦主义等多种政治理念的杂糅。虽然极右翼脱胎于保守主义，但它既将自由主义和左翼政治思想视为对手，也激烈反对保守主义中的温和派、建制派。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的成员构成较为驳杂，并没有一个单一性组织，其代表性人物包括“国家政策研究所”负责人理查德·斯宾塞，新纳粹网站“每日风暴”创始人安德鲁·安格林，媒体评论人士迈克·切尔诺维奇、作家约翰·德比希尔以及准军事组织“另类骑士兄弟会”创建者凯尔·查普曼等，代表性组织包括“爱国者阵线”“美国先锋”等。[2]

　　概要而言，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的立场主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扬白人民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声称美国面临针对白人的“种族灭绝”，要求夺回属于白人的国家；二是反全球化、反移民，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白人中下层的生存困境，外来移民与白人“争饭碗”；三是反精英、反建制派，认为秉持全球主义理念的政治和商业精英不顾美国普通民众死活，为了自身利益推动自由贸易等议程，致使美国日益衰败，指责这些精英和建制派力图通过“暗深势力”“行政国”等把持政治权力；四是反对女权主义者、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犹太人等群体，认为这些群体破坏保守主义者所看重的社会稳定和秩序。

　　与传统的保守主义和右翼势力相比较，极右翼政治运动具有以下显著特征：一是主张采取暴力和准军事手段实现自身政治诉求。一些极右翼组织明确提出要为开打内战、推翻政府作准备，如“布加洛运动”。鉴此，极右翼也被称为“激进右翼”“极端右翼”“另类右翼”，杰瑞·哈里斯等学者将之视为“法西斯主义”。[3]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国土安全威胁评估报告》称，“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分子”是美国国内“最持久、最致命的威胁”。二是极右翼政治运动是美国身份政治的产物、文化战争的体现，具有鲜明的社会心理基础，它由“我们是谁？”这类有关身份认同的议题所界定。极右翼势力认为，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左翼势力不断壮大，保守主义在反堕胎、反同性恋等问题上应对不力，加之拉美裔、亚洲裔等外来移民显著增多，美国的人口和社会结构面临“大更换”（Great Replacement）挑战，[4]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白人和白人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必须采取激进手段捍卫“白人国家”。三是极右翼政治运动推崇“犹太暴徒控制世界”等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如“匿名者Q”等极右翼组织宣称特朗普发起的秘密战争是为了对抗全球崇拜撒旦的自由派恋童癖邪教团体。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及其带来的极端暴力有所升温。2017年8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极右翼势力在举行“团结右翼”集会时，发生了白人至上主义者驾车撞击并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骄傲男孩”等组织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及2020年总统大选过程中，实施一系列暴力行动。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查获密谋绑架密歇根州民主党籍州长格蕾琴·惠特默、暴力推翻州政府政权事件，涉案人员均来自极右翼组织，一些人还曾是海军陆战队成员。事实上，在美国军队、国民警卫队和警察等武装力量中，有很多极右翼组织成员或同情者，而且这些人员的隐蔽性较强。2021年1月，为保证拜登总统就职典礼安全，数万名美国国民警卫队队员被部署到华盛顿。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机构查明，这些国民警卫队队员中有数十位与极右翼政治组织关系密切。

　　近年来，极右翼政治运动的冲击力未减反增，其意识形态变得更为主流化。[5]特朗普得到众多极右翼组织的支持，一些组织甚至以“特朗普的战士”自诩。“让美国再次伟大”派共和党人试图利用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强大动员能力，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对拜登和民主党施以重击。根据美国政府机构和专家的评估，极右翼政治运动在未来或将构成更大威胁：一是可能会出现更多极右翼分子实施的“独狼行动”，加剧美国国内恐怖主义挑战；二是极右翼势力或将加紧谋划和实施准军事行动，利用白人民兵组织发动武装叛乱，夺取相关美国地方政府的政权；三是极右翼势力将对自由派媒体人士进行报复和袭击，如果拜登政府进一步施压社交媒体限制极右翼的声音，极右翼组织攻击媒体人士和机构的行动或会增多；四是极右翼势力在得克萨斯州等保守主义较强大的州推动“公投独立”，以相对合法、和平的方式对民主党控制的联邦政府施压。[6]

　　美极右翼政治运动缘何不断壮大

　　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7]其可以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时期出现的三K党。三K党主要由反对奴隶解放的南方邦联军队的退伍老兵组成，主张通过暴力行动维护白人对于黑人、犹太人、亚洲裔移民以及其他移民的社会优势地位。三K党等组织和当代极右翼政治运动的关系相当密切。无论是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政治暴力传统，都在美国社会内部被长期保留，尤其是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南北战争则被认为是美国国内政治暴力的重要源头。“北方赢得了战争，但南方却在和平中获胜”，内战并没有解决种族主义等引发美国国内政治暴力的难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兴起的民权运动，实际上也伴随着严重的政治暴力。[8]很多美国学者都担心，极右翼政治运动显著加大美国再次陷入内战的风险。[9]

　　当前的极右翼政治思潮，主要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政治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深刻变革的产物。冷战结束后，随着克林顿和民主党执政，经济全球化、政治自由化等进程加速推进，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受到来自民主党和左翼势力的压制。在这种背景下，以理查德·斯宾塞等人为旗手的极右翼政治势力试图进行强力反击。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极右翼政治思潮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茶党”运动兴起。极右翼势力对民主党推动的医疗改革、性少数群体平权等政策颇为反感，他们也难以接受奥巴马出任总统，“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利用首位非洲裔美国总统的当选，动员既有的支持者，集中力量招募新的成员，通过宣传手段扩展影响范围和号召力”。[10] 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将史蒂夫·班农任命为白宫首席战略师，加之玛乔丽·泰勒·格林等秉持极右翼政治理念的人士成为美国国会议员，这标志着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从社会边缘成功地侵入了主流政治。

　　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不断壮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白人中下层民众对政治精英的愤怒和不满持续上升，美国底层白人困难的经济处境为极右翼政治运动的扩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柯成兴等人的研究，过去30多年，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民众的平均收入不断下降的发达国家。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牵头的调查指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社会，存在数千万贫困人口，其中包括大量的白人民众。[11]白人的经济困境主要由三大因素导致，一是经济全球化造成就业岗位流失，尤其是在制造业、能源业等领域；二是自动化等技术进步导致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这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乡村地区白人造成重大冲击；三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致使只有华尔街精英等少数人获利，不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带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痼疾。“爱国者阵线”等极右翼组织称，白人是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受害者”，他们鼓吹的反全球化观点得到美国很多白人民众的认同。

　　第二，美国的族群矛盾日益加剧，有色人种的高生育率等因素导致美国白人的“生存焦虑”不断上升，极右翼政治势力所宣扬的白人至上主义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民权运动的推动，美国政府对黑人等少数族裔实施“肯定性行动”，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给予少数族裔特殊照顾。这被认为是针对白人的“反向歧视”，引发白人群体的不满。此外，随着外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数量的不断增长，美国白人在人口数量上的劣势越发凸显。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预测，到2044年左右，非洲裔、拉美裔、亚洲裔等美国有色人种的数量将超过白人。[12]极右翼势力宣称，如果美国的选举制度不调整，如果不像特朗普那样坚定采取支持白人、抑制移民的政策，白人的命运将会越来越悲惨。他们认为，只有“让美国重新变白”，才能“让美国重新伟大”。极右翼政治运动的支持者基本上是美国中下阶层的白人，他们坚信特朗普这类人物是美国白人的“救世主”。

　　第三，互联网等技术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普及，使美国政治呈现“部落主义”特征，极右翼政治势力得以实现更加有力的理念传播和政治动员。数字技术对于美国的民主体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正如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所言，人们可以在网络上畅所欲言，但各种阴谋论和诽谤中伤也大行其道。社交媒体实际上令大量的美国民众陷入“信息茧房”，他们只关注、接受与自己政治理念相近的信息和观点，这会导致民众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偏执和极端。美国政治中的“部落主义”越发明显，网络上和政治相关的“仇恨言论”随处可见，发布这些言论的社交媒体平台不必为此负责。[13]美国极右翼政治组织的核心策略就是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制造和散播各类不实信息，用自动程序制造虚假的点赞和转发量，激发和操纵美国白人民众的恐惧感。[14]《美国日报》等美国极右翼政治媒体滥用“言论自由”，大肆通过互联网技术等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各类阴谋论。比如，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极右翼组织对支持者进行煽动，声称拜登和民主党是“激进左翼”，其赢得选举执政后将毁掉美国。

　　第四，美国政治制度尤其是选举制度的内在顽疾，使美国政治总体上日趋“极化”，这为极右翼政治运动的壮大提供了重要环境，特朗普执政这一特定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选区重新划分等因素使美国的“左右之争”日益加剧，政党恶斗使美国的民主沦为一种“否决政治”（Vetocracy），政府缺乏解决经济、社会等领域矛盾的能力，美国民众对政府和政治精英的信任感不断下降。[15]美国现有的政党体制难以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美国的选举制度对美国国内政治矛盾进行调节的能力也在下降。从2020年大选看，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的弊病更加突出，引发的政治纷争最终造成“占领国会山”这样的事件。根据美国政治学者的统计，关于如何改革选举人团制度的具体建议已经超过900条，但相关改革在美国一直难以推动。极右翼政治势力要求对美国政治制度进行全面、彻底的重塑，宣扬“排干华盛顿的政治沼泽”“解构行政国”。同时，美国政治体制对极右翼政治暴力的限控能力不足，如在应对国内恐怖主义方面存在诸多立法和司法漏洞。特朗普政府大肆纵容和庇护“骄傲男孩”等极右翼组织，时任司法部长巴尔等人故意要求美国司法和执法部门加大对“激进左翼”的调查，其目的是分散美国各界对极右翼势力的关注，减少美国政府机构对极右翼的压力。可以说，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为极右翼政治势力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美极右翼政治运动不断扩展国际影响

　　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的发展在深刻改变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同时，还注重向外扩展自身影响，与欧洲等地区的极右翼政治势力紧密勾连，力图编织极右翼政治运动国际网络。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具有强烈的仇华反华情绪，助推美国政府采取对华强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的稳定。

　　一、构建极右翼政治运动的国际网络

　　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的壮大，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右翼民粹势力不断走强的体现，其具有突出的国际性特征。美国极右翼势力注重向外扩展自身影响，同时寻求外部支持，试图构建越发紧密的极右翼政治运动国际网络。这一态势在美欧之间尤为突出。特朗普重要智囊、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在2017年8月去职后，在欧洲地区成立名为“运动”（The Movement）的基金会，主要为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助威鼓劲，力图促成美欧极右翼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联动和借重。班农等人大力拉拢的欧洲政治人物包括英国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意大利联盟党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荷兰自由党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意大利右翼北方联盟重要成员洛伦佐·丰塔纳、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领导人菲利普·德温特。班农经常参加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活动，如曾亲临意大利观摩议会大选，推动“五星运动”党与“联盟党”结盟执政，在法国“国民阵线”党代会上呼吁“要把种族主义当做荣誉徽章”。班农还在英国“脱欧”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凯末尔·德尔维什等人指出，班农试图建立一种“新民族主义国际”。[16]

　　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在欧洲地区持续扩展影响力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近年来，欧洲国家右翼民粹政党力量不断上升，逐步在主流政治中获得重要地位，对相关国家政权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比如，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勒庞称，法国实际上只有两个政治派别，一个支持“国民阵线”，另一个则反对它。当法国政坛面临右翼民粹政党越来越大冲击之时，德国也出现了类似动向。近年的民调结果显示，支持反移民、反欧元等政策的德国选择党（AfD）支持率显著上升，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等传统政党的支持率不断下跌。实际上，除了法国“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英国独立党、丹麦人民党、芬兰正统芬兰人党等右翼民粹政党，在近年各国选举中颇有斩获，有的甚至占据本国议会第二大党地位。

　　美国和欧洲极右翼政治运动的诉求有很多一致之处，它们的相互交往，有助于增强极右翼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和影响力。一是它们都具有反精英、反主流姿态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倾向，主张建立族群、血统、文化意义上的“同质社会”。二是它们将矛头指向少数族群、非主流的宗教信徒以及外来移民，把后者视为造成本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根源。三是它们都重视维护“本国主权”。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主张“夺回我们的国家”，对国际组织、多边主义等极为反感，宣扬“本国主权至上论”。欧洲的极右翼政党也普遍具有类似倾向，它们公开反对欧洲一体化，嫌恶那些支持“更多欧洲”（More Europe）理念的政治精英群体，主张本国脱离欧盟，重新赢得主权，并对本国民众进行强有力的“保护”。

　　美国极右翼势力在欧洲扩展影响力主要采取以下几种策略。第一，着力强化欧洲民众的不安全感、恐惧感。近年来，欧洲面临多重危机的严重冲击，包括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等，显著加剧了欧洲国家民众的不安全感，这为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向欧洲民众传播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理念提供了“温床”。第二，帮助欧洲极右翼政党从主流政党那里争夺选民。这些极右翼政党包括奥地利的人民党、西班牙的社会党等。由于很多欧洲国家的传统大党执政表现不佳，他们被极右翼政党描绘成腐败、无能而又冷漠的“政治精英”。极右翼政党趁势捞取政治资本，极力争取选民。第三，迫使主流政党吸收极右翼的政策主张，包括限制移民、对伊斯兰教等加以管控、减少欧盟对相关国家主权的钳制等。第四，推动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增加影响力。欧洲多国的极右翼政党成功挑战了传统主流政党，它们开始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登堂入室”，利用欧盟的机制、平台和欧洲议员津贴宣扬其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主张，在移民政策等方面影响欧盟的议程设置。

　　此外，“超越运动”等美国极右翼势力宣扬“新法西斯主义”，与乌克兰的亚速营、日本右翼团体“一水会”等组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他们曾赴日本“商讨合作”并特意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带有新纳粹特征的亚速营还在美国对白人至上主义分子进行训练。[17]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与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多国的右翼势力也有深入接触。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疲弱等因素将转化为政治上的破坏性，极右翼政治运动的影响力恐进一步扩大，其政策主张的煽动性较强，既高度依靠网络空间传播，也注重以隐秘的方式发展基层力量、强化跨国联动。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及其国际勾连问题值得更为深入的研究，这有助于更好把握全球意识形态演变的特征与走向。

　　二、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

　　大国竞争内政化是审视美国对华战略演变的重要视角，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越发深入和复杂。部分美国政客倾向于为美国自身的困难寻找“替罪羊”，中国首当其冲。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普遍持反华、反共的鹰派立场，他们大肆塑造美国选民的对华认知；而对中国态度越发负面的选民又会反向塑造美国政客，他们惯于借助打“中国牌”在国内政治中谋求好处，通过展现对华强硬姿态获取选民和相关利益集团的支持。这种恶性循环将对中美关系造成持久而重大的损害。

　　近年来，一系列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共和党选民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更为严重，这与班农等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反华宣传有着密切关系。此外，极右翼推动的对华负面认知还与种族、宗教等多种因素相关。特拉华大学政治学者戴维·埃伯纳和弗拉基米尔·梅迪尼察发现，表达出更高程度种族仇恨的美国白人更有可能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贝纳特认为，曾在历史上宣扬反共狂热和阴谋论的宗教背景组织约翰·博齐协会（The John Birch Society）是当下右翼民粹主义的预演，当前美国白人福音派对中国持有最大敌意，很多共和党选民不仅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实力的威胁，还认为这是对白人基督教权力的威胁。[18]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蓄意炒作“中国病毒”等阴谋论，挑起美国民众针对亚洲裔美国人特别是在美华人群体的更大敌意，白人主导的“仇恨团体”以及“仇恨犯罪”活动显著增加，这也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严重挑战。此外，还要高度警惕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与“台独”“疆独”等势力相互勾连，共同推动反华议程。

　　总之，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极右翼政治势力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值得高度重视。拜登和民主党推动针对特朗普的司法调查等因素，有可能进一步刺激美国国内的极右翼政治势力。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的影响力或将迎来新高。美国政治乱局的加剧将对中美关系带来溢出性影响，中国需要主动加以防范，妥善应对美国霸权越发增强的内在躁动性。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172）、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美国科技发展变局及对华科技竞争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0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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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Domestic Terrorism,” June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National-Strategy-for-Countering-Domestic-Terrorism.pdf.

　　[2] Kim Phillips-Fein, “Ultras: The Rise of America’s Far Right,” January 11, 2022,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ociety/john-huntington-far-right-vanguard/.

　　[3] Jerry Harris et al, “Trump and American Fascism,”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7, No.4, 2017, pp.476-492.

　　[4] Joseph Chamie, “The ‘Great Replacement’ Theory Rejects History and Reality,” July 18, 2022, https://thehill.com/opinion/immigration/3564238-the-great-replacement-theory-rejects-history-and-reality/.

　　[5] “Quantifying the Rise of America’s Far Right,” The Economist, April 25, 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23/04/25/quantifying-the-rise-of-americas-far-right.

　　[6] Nikki Ramirez, “Texas Republican Introduces Bill Calling for Vote on Secession,” March 6, 2023, https://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politics-news/texas-republican-bill-secession-referendum-1234691622/.

　　[7]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Radical Right: A Problem for American Democrac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 No. 2, 1955, pp. 176-209.

　　[8] D. J. Mulloy, Enemies of the State: The Radical Right in America from FDR to Trump, Washington, D.C.: Rowman & Littlefield, 2018, pp.59-88.

　　[9] Steven Simon and Jonathan Stevenson, “The Threat of Civil Breakdown Is Real,” April 21, 2023,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3/04/21/political-violence-2024-magazine-00093028.

　　[10]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Rightwing Extremism: Curr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limate Fueling Resurgence in Radicalization and Recruitment,” 2009, https://irp.fas.org/eprint/rightwing.pdf.

　　[11]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UN Human Rights), “Statement on Visit to the USA, by Professor Philip Alston,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eme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December 15, 2017, https://www.ohchr.org/en/statements/2017/12/statement-visit-usa-professor-philip-alston-united-nations-special-rapporteur.

　　[12] Justin Gest, “What Happens When White People Become a Minority in America?” March 22,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3/22/us-white-majority-minority-nation-demographic-change/.

　　[13] Laila Lalami, “Does American ‘Tribalism’ End in a Compromise, or a Fight?” June 26,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6/magazine/does-american-tribalism-end-in-a-compromise-or-a-fight.html.

　　[14] Seth G. Jones, “The Rise of Far-Right Extre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ovember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ise-far-right-extremism-united-states.

　　[15]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4, 2016, pp.66-68.

　　[16] Kemal Derviş and Caroline Conroy, “Nationalists of the World, Unite?” November 22, 2018,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nationalists-of-the-world-unite/.

　　[17] 同[14]。

　　[18] Peter Beinart, “Republicans Are Neither Internationalist Nor Isolationist. They’re Asia First,” August 31,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08/31/opinion/republican-candidates-china-russ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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