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船开上岸来

　　◎刘　康

　　年前，老杜给我打来电话，邀我共赏他尚未发表的新作。这是一篇小说，题名《西出黄海》。大意是讲一家渔民如何在黄海谋生的故事，线条纷繁复杂，时间跨度较长，内容太实而几无新意。我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对他痴迷发表这事进行了善意的提醒。十多年的交往里，他的文字被印成铅字的次数寥寥无几，我佩服他的执着又慨叹他的执拗。我们相识于一场青年诗会，那时他写诗我写小说，因自觉笔力不足，我决定写诗而他却开始了小说的写作。我们的交流从现场蔓延到了线上，后因工作调动，他又去了杭州、温州，最后定居在了上海。繁重的生活压力让他变化很大，唯独不变的就是对文字、文学的孜孜以求。近五年来，我用每年两首诗的方式记录着他的变化，这些诗从没有给他看过，它们散落在各个杂志的角落，像一丛幽兰，在低矮处悄悄生长。我把它们收录到集册的一角，并用一个主题的名字框定起来——《把船开上岸来》。

　　其实不论诗歌还是小说，它们的核心只有一个——表达。引申我和老杜交往的目的也是为了表达，这种表达建立在真实以及真实以外的故事之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微篇小说，也可以说它是一首叙述长诗，所有共通的情感都通过语言铺就而开。就如我和老杜的友情，从一面之交转移到文字交流，我们谈论生活，用小说的语言，我们聊起文学，用诗歌的方式，林林总总，反反复复，语言和表达之间的贯通顺畅而又别出新意。我的很多诗作就是由此而来，比如《平原海事》：“船舶在内陆搁浅/我的朋友告诉我/需要更大的浮力将之推回海域……如何印证一个空想家荒诞的理论/我们首先想到了牵引/用一根巨大的绳索建立起陆地与大海的关系”，这里的“空想家”自然就是老杜，素材也引自某次天马行空的闲聊。诗歌，或者说更多文学作品的来源就是由此生发。《把船开上岸来》，一个平凡而略带荒诞，执着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文学青年的蜕变史，就这样在我的纸上越化越开。

　　如何将船开上岸来？回到诗歌的范畴，无非就是处理好两个关系:一个是想象与现实的关系，另一个是物与物的关系。现实是想象的基础，想象是现实的枝蔓，而内在的逻辑则是连接想象与现实的绳索。一切想象的发生都是围绕主题展开，我把这个主题定义为“思想”。是的，一首诗的思想悬浮在文字之外，在光与暗的交替，在虚与实的间隙，在每一句诗行结束后的留白。关于“关系”的讨论，物与物的范畴涵盖了所有的可能，包括“人”的个体。诸如家庭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人与静物、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等等不一而足。而诗歌的作用则可以将这些关系从狭义拓宽到广义，又可以从广义微缩至狭义，笔触不同，关系的微妙处也悄然生变，这是笔力及思维的延伸，同样也是诗歌这一载体的无限包容。

　　谈及“想象”和“关系”，我和老杜间有一场颇为有趣的对话。2019 年，他来南京出差，我们相约在瑞贝卡喝酒，席间，我们聊起一位共同的朋友小A，彼时的他正处于婚姻崩溃的边缘。老杜说所有的原因归结起来就是“想象”二字，因为聚少离多，夫妻间彼此的想象空间就被无限放大，距离产生的美被猜忌和遐想消磨殆尽。我既感到吃惊又觉得合理，这不正像诗和作者的关系吗?当你明确指向、搭好框架，正准备往里注入灵魂的时候，文字和想象却朝着脱缰的方向奔去。这种失控般的自由感又让你倍觉畅快，诗，开始朝着它自己的方向走去。而作者只能小心翼翼地调整文字的表述，尽量保证它精准可控。事实是，一个优秀的作者必然也拥有良好的语言把控能力，像婚姻中的某一方，在事态失控的边缘将之拉回。这是诗与诗人的关系，同样也属于物与物的范畴。那晚我们聊到深夜，又在同一家酒店同一间卧房下榻，直到天亮才沉沉睡去。醒来后我写了一首名为《U型生活》的诗，同样也是描述婚姻关系，但却不如前一晚和老杜聊天时的从容，笔下乏力，述之不尽，并一直为此耿耿于怀。

　　近年来，我和老杜的交流开始向内延伸，关于如何将船开上岸来，也有了新的不同的感触。比如跳出生活，从生活以外的角度重新进入：并不是所有的航船都局限于海面，大地的起伏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同样的波澜。我们不再执着于将船开上岸来，或许船从始至终都没有下过海。我们静立堤岸，脑海中充斥的都是波澜壮阔的想象。老杜定居上海后曾给我寄过一本自印诗集，题名《三十岁以前》，我暗道土气，却对里面充满想象又异质感极强的诗作大为惊异。他更适合诗歌写作，我努力按压住劝他重写诗歌的冲动，给他发去一条信息：三十岁以前的你是保罗·策兰，现在的你是保罗·策兰的门徒。这话既夸张又中肯，过了很久他回了我两个字:谢谢。

　　我最终还是没能刹住他写小说的决心。身边写诗的朋友越来越少，他们有的改写散文、小说，甚至评论，还有因生活、工作原因而半途放弃。这些朋友都曾有把船开上岸来的决心和勇气，他们之中或许有人已经站在了岸边，也有人正在大海中抵御强劲的风暴，我只是其中之一。在这趟前途未卜的航程里，我已摸索15年有余，倘若要说收获，除了澄澈的海天和壮阔的景象，就只有无边无际的孤独了。

　　孤独是诗歌的特质，同时又是自我的困境。当你陷入一首诗独有的场域，就等同于走进了汪洋的中心，四周是狂暴的风雨，而向内，则是落针可闻的寂静。我享受这种寂静，同时又惧怕被孤独吞没。在我常年写作的书桌前，摆放有博尔赫斯、金斯堡、米沃什等人的书籍，每当夜晚来临，总有冷铁般质地的流光在书架流淌，我称之为“语言的碎片”，来自这些生前的大师、精神上的匹敌者。一个断点的时空因为诗歌被神奇地串联了起来。孤独开始向内生长，以无法排遣又毅然决然的姿态，我的生活包括性格也因此受到了影响。这是不可逆的，我深知写作与生活、与工作的不可分割，它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思维方式、判断方式，甚至接受方式。我欣然接受了这种改变，即便在兴奋中略带恐慌，这是生活以外的馈赠。

　　馈赠远不止此。庞杂的阅读和惯性的写作为我带来了不同维度的裨益。这种裨益不仅仅体现在诗歌的写作上，从认知层面到思想层面，这两种习惯（阅读和写作）都在循序渐进地向内掘进。文学是相通的，虽然写诗的朋友了无增长，但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却越聚越多，大家因缘际会相聚一堂，从写作聊到喝酒，又从喝酒聊到醉酒，最后东倒西歪各自归家。多么相像，每次最后我都会强睁朦胧的醉眼，看着这群踉踉跄跄的人影如同水手般走向自己的航船。有多少人还能回到岸上？又有多少人早已跳上了浮艇？晚风如海浪般拍打着我的脸颊，我嗅到了咸湿的气息，仿佛自己就是一座礁岛，任由潮水一次次冲刷。

　　如果以十二年为一个周期，我和老杜、和诗歌已然进入了第二个周期，这十多年来的变化纷繁复杂，像他的小说，充满了戏剧的荒诞又找不到主线的痕迹。一切都朝着既定的方向行进，唯独时间留在我们身上的刻痕越来越深，我感到力不从心，每次从深夜案头起身，黑暗都良久才会褪去。我想到了那些同我一样，在汪洋里漂浮不定的水手，是否也会对失重感到恐惧？答案在不同城市的夜空闪烁，他们有的已经沉沉睡去，有的还在埋头奋笔。我把房间的灯盏一一关去，唯独留下书桌的台灯，那是指引前行的航标，校准航向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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