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名家与新人培养

　　编辑：刘东 文：林路

　　摄影史上，摄影名家对新人的培养，流传着许多佳话。当我们看到一代新人成为摄影名家之时，回首往事，不由会生发出诸多感慨。

　　先让我们来到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韦恩堡的麦克雷兰大街，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作为美国人的集居地，在三个街区上居住着平民的工人阶层。邻居们于晚上在门廊前聊天，看孩子们游戏。在美国的中西部有类似这样的无数大街，而麦克雷兰大街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你可以看到一个高个的、脸上有雀斑的 17 岁的高中生，总是挂着一架照相机到处游逛，抓拍着什么。实际上，这不只是一个年轻人，而是一对双胞胎兄弟：皮特·特雷和大卫·特雷。两兄弟尽管分别居住在相距几公里的地方，但合伙买下一架照相机。他们轮流使用这架照相机，决定花费一年的时间去拍摄大街的景观和那里人们的生活状况。一年过去后，有两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件事情是他们将照片作为社会学的作业交了上去，结果得了个“Ａ＋”，第二件事情是大卫去了纽约，充满热情地将他们的作品集送到了玛格南图片社，这就是由亨利·卡蒂尔－布列松共同创建的图片社，而皮特也就是受到卡蒂尔－布列松作品的影响才开始摄影的。玛格南的指导马上与美国摄影界最有影响的一些人物取得联系，以证明这两位年轻人才的巨大潜力。

　　后来，两兄弟也不再是共用一架照相机了。大卫成了《底特律自由》杂志的摄影家，还是《生活》杂志的固定投稿者，皮特则是《新闻周刊》的摄影家（他还曾经当过法国著名摄影家罗伯特·杜瓦诺的助手）。他们依旧遵守一个心灵的约定：尽管他们已经生活在巴黎，远离麦克雷兰大街，但仍以当时的热情浪迹天涯，拍摄世界上所有的重大事件，从美国的灾难一直到扎伊尔的冲突。只要世界上发生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你都可以确信在现场找到他们中的一个，或者同时看到他们的身影。不管是如何的遥远，不管是在怎样的环境压力下，他们都会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赶到现场，并以泰然自若的精神状态按下快门。有趣的是，尽管世界上的事件经常使他们兄弟两人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但他们并不一起合作工作，实际上，他们是作为一种挑战而不断地激励自己的。

　　他们的努力，以他们在麦克雷兰大街上培养出来的同情心和坚毅的耐力，使他们的事业得到了摄影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大卫曾在 1990 年获得“普利策奖”和“罗伯特·卡帕”金奖，皮特则在前一年赢得“奥立弗·罗伯特”奖金，并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奖”和“年度摄影奖”。《美国摄影》杂志曾经列出在世界上对摄影作出重大贡献的 100 位摄影家、杂志编辑和其他各类人士，这对双胞胎兄弟也名列其中。

　　后来，在他们出版的画册前言中，约翰·莫里斯，也就是当年接待他们的玛格南的指导在 30 多年以后写道：

　　大卫和皮特兄弟《麦克雷兰大街》中的照片拍摄于 1972 到 1973 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的发展历程。

　　通过这些照片，特雷兄弟表达了对美国的独特情感。这条大街上的居民常常被描绘成“下层社会”，很少被人所理解，也很容易被人所遗忘。美国之梦也留在了这些人的身后……然而，这对双胞胎兄弟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或者说是他们的邻居。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分享拍摄的照片。于是就诞生了这条街的家庭照相簿。

　　所有让人感动的是，当年这两个才 17岁的少年，就已经拥抱了这样一个主题。而我也很幸运地在他们刚刚完成这些照片不久，就看到了这些作品。如今，他们两人已经走得很远了，然而他们却不会忘却这条大街。的确，他们穿越世界发现了麦克雷兰大街。

　　《麦克雷兰大街》已经成为纪实摄影的瑰宝。尽管如今的大街已经改造成一个停车场，但是它的灵魂，包括这个时代的灵魂，活在这本书中。而摄影名家对新人的发现和提携，也成了一段传奇。

　　还有更精彩的——

　　我们熟知的美国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在摄影上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1927年的一天，他遇到赞助人 A·潘德，潘德看了他的摄影作品后非常感兴趣，赞不绝口。潘德发现了亚当斯在摄影领域里具有超人的天赋，便为他进入摄影工作的大门竭力铺平道路，并成为他最亲密的评论家。

　　紧接着，亚当斯遇到了斯蒂格里兹、斯泰肯等在当时被誉为前卫派的摄影家们，并受韦斯顿的影响，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酝酿着一场摄影艺术的革命，这就是 F64团体的成立。亚当斯很庆幸自己遇到了这些代表现代摄影未来的人士，从此也改变了他以后的道路。特别是亚当斯从斯特兰德那里认识到直接摄影的真正价值，并开始强化技术手段对风光摄影的精确再现。他在 1931 年的日记中写道：“一种视觉的醒悟。就像是一次宣告！我突然间发现摄影可以成为一种极具说服力的纯净的艺术样式。”

　　也许，这些摄影家对亚当斯的帮助，也在亚当斯的心灵深处种下了独特的种子，让他在成名以后的生涯中，同样以巨大的激情帮助年轻的后来者。意大利摄影家曼努埃洛·帕加内利前些年披露的和亚当斯的一段奇妙的接触经历，让我们得以重新了解这位摄影界的巨匠。他回忆说：在学生时代，为了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我决定学习摄影。然而我发现，这时候对摄影的兴趣居然远远胜过了对正常学习的投入。一有空闲时间，我就到就近的书店坐在地板上翻阅摄影杂志。慢慢地，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开了一本《暗房》杂志。杂志的封面是一张老人的脸，很像学院的教授—这就是安塞尔·亚当斯。

　　我很快就翻到了关于他的文章，立即被那些气场强大的黑白照片所吸引。我很难想象即便是在当下，也少有人可以创造出这样一些令人目眩的画面，更何况这些作品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

　　我于是通过阅读文章，有了更多了解。我知道了最初他是喜爱音乐，想成为古典音乐的钢琴家。在他二十来岁时，他的父母希望他成为钢琴家，而非摄影家。我一下子就将自己的经历和他联系起来了。因为我也正处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为人生的道路而不知所措。

　　于是我通过查询，居然找到了亚当斯家里的电话，他当时住在加州海边的叫卡梅尔的小镇上。我在学校宿舍拨通了电话，听着铃声响起。这是一个早春的日子，室外呈现出勃勃生机的萌芽。铃声响了好长时间，就在我将要挂断的一刻，一个低沉而充满慈父般温暖的声音响起，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他向我问好，而我一直犹豫着，直到最后一刻，我才鼓起勇气回复。

　　当确认电话的对方就是亚当斯，我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他也给了我非常详尽的建议，通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他建议我，应该珍惜和尽可能保持这样一种来之不易的热情，就像是他当年面对他父母的情形一样。他还让我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任何时间给他打电话。我也将其作为一种承诺，几乎每星期都会电话求教。

　　随着时间的延续，这样的电话变成了一种师生间的友谊，或者说，他成为我跨越千山万水的摄影导师。由于每星期至少要通两次电话，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他还建议我可以打对方的付费电话。一旦他不在电话边上，他的妻子弗吉尼亚就会在电话边叫道：“安塞尔，你的外国学生……意大利孩子来电话了。”

　　他详细地告诉我放大黑白照片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放大机和化学药品，他还给我布置作业。那些日子里，我还将自己照片的接触印相寄给他，是邮寄！他会在上面圈出最好的画面，然后再寄回给我放大。当我将放大的照片寄给他后，他又会告诉我是否需要剪裁，哪些地方的影调需要调整，提亮或者加深。他还常常寄给我一些杂志的文章，教我如何构图，以及新的暗房技术。

　　他很快就发现我可能更适合于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他甚至向我详细讲述了区域曝光法——当然我在很多年以后才领会。从第一次电话的两年之后，亚当斯去世了。尽管他并没有很具体地指导我从事哪一方面的摄影工作，但是他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这就是影像的价值：他让我保护好所有的作品，并且注重版权。

　　就在这时，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没有任何经验的状态下，成为一家杂志的报道摄影师。杂志的工作让我得到了另一种锻炼，这就是和人的沟通，不管对方说什么样的语言，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工作中，亚当斯对我的指导一直成为我前进的动力，或者灵感的来源。

　　亚当斯真的很享受摄影教学和通过工作坊之类的方式分享他的学识。我也很幸运成为一位直接的受益者。当然，由于年轻，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亚当斯对我生活所带来的重要性。两年之后，当我开始通过工作坊和他人分享摄影的成就时，亚当斯的影响力也渐渐显现出来。

　　回首这样一段短暂但意味重大的偶遇亚当斯的经历，我真正意识到了温暖人心的引路人的价值所在。如果在生命的长途中，没有人给你前行的动力，给你灵感的火花，很难想象你会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或者说，你的天才也会黯然失色。

　　他最后说：谢谢亚当斯！这样一种无价的帮助，让你最终在合适的框架中按下了快门！

　　曼努埃洛·帕加内利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古巴：个人之旅 1989—2015》，同时在古巴有一个工作坊。他曾获得过许多世界级的奖项。有意思的是，当年亚当斯准确地预言了他的未来方向，纪实摄影或新闻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