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剧与我的道路

　　一枚沉甸甸的“突出艺术成就奖”奖杯至今还摆放在我家的重要位置，记录且讲述着北京京剧院对我艺术人生的肯定，其实在我心中它则见证着我从艺道路上，国家对于我的帮助扶持，回望来路，或许只有感恩。

　　北京京剧院曾是梅尚程荀四大名旦统领、各个流派艺术汇合的京剧艺术集团，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与这里结缘，还要从我并不怎么幸福的童年说起。

　　从“破庙”走入“学堂”

　　1942年我出生在城市贫民家庭，一岁时父亲被日寇毒打致死。目不识丁的母亲带着4个孩子，依靠临时打工挣几个钱，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在生死线上挣扎。母亲是个城市贫民，没有文化，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父亲离世后的几年中，母亲拼着命，出去临时打工挣点钱，但喂不饱几张嘴。为了养活我们，她不得不变卖家中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弄得家徒四壁，陷入困境。为了求得生存，母亲退掉租屋，带领我们兄妹4人，搬到陕西巷一处破庙内安身，母亲求人找到一份给人洗衣被的活儿。她每天天不亮起身，给人家拆洗、晒干、缝好10床被子，累得直不起腰。尽管这样，一家人连窝头都吃不起，经常是去买一盆廉价的豆腐渣，倒在锅中炒热后，撒点葱花当饭吃。有次母亲去照料一个患重病的老人，严冬老人病故后，母亲带回一床病故老人的被褥，清洗晾干缝好后，晚上给瑟瑟发抖的我们盖在身上，从而避免了寒夜挨冻的窘境。有一次我跟母亲串门，见那家孩子端着又白又黄的吃食，回家后，我问母亲他们吃的是什么？母亲说：“这是鸡蛋炒饭，白的是饭粒，黄的是鸡蛋。”当时我有六七岁了，从未吃过白米饭，只认得窝头和豆腐渣。旧社会我家生活之艰难，是人们难以想象的。解放后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才改善了生活，吃穿无忧。

　　1952年，我终于穿了新衣上戏校读书，一切费用由国家负担。入校第二年，我照了一张佩戴红领巾的照片，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照相，感到非常幸福。戏校毕业时，根据彭真市长“每个毕业生，都必须重新拜师，继续学习和深造”的指示，在组织安排下，我和同学们都拜了京剧名家为师，走上了从艺道路。记得我拜京剧名家荀慧生先生为师时，由北京市文化局领导主持，在场的有尚小云、于连泉、谭富英、姜妙香等艺术家，非常隆重。

　　毫无保留，戏韵悠扬

　　我在戏校学花旦，主要指导老师是赵绮霞先生。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称赞赵老师“有真才实学”，是真正的“严师”。在戏校8年，赵老师教我不仅要在“唱念做打舞”上下功夫，更要重视对人物内心情感的刻画，树立人物的立体形象。在他的悉心培养下，我的学习有了较快进步。一次，袁世海老师对我说，他陪郝寿臣校长看过我的彩排，郝校长对我的表演比较满意，打了5分（满分），希望我继续努力，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戏校毕业后师从荀慧生先生，更使我大为受益。荀先生作为艺术大家，强调学习荀派艺术，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决不可没有学会走就想飞，哗众取宠。他在授课中常是点拨式教学，针对学生表演中的不足，一点就透，有画龙点睛之妙。

　　荀慧生老师总结发展了前人的京剧表演经验，深知发展一门艺术的不易。他对我说：“你是演员，不要老想演主演，演宫女丫头也一定要认真。如果你在边上不认真，等你站中间，想认真也认真不了了。”他还说：“不管来什么活，都要认真，好好地化妆，在台上别松松垮垮的，否则时间长了，习惯成自然，你以后演主角想改也很难了。”有次我听他跟别人说，要多听相声，学习相声的幽默风趣的语言艺术来充实自己。他看了评剧《杨三姐告状》，很欣赏其中的表演艺术，特别称赞了赵丽蓉，他认为值得京剧演员学习。荀老师的这些话，我都牢记于心。以后在我演出中，每编一个腔，或设计一个动作，不管有多么难，都能从筍派艺术中找到答案。荀老师的表演艺术永远让我心悦诚服，牢记于心。

　　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我们到安徽演出《打金枝》，我饰演公主。那次我随团拜访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严老师对我们说：“昨晚我认真看了你们的演出，觉得演员的基本功扎实，剧中人物演得也到位，特别是驸马和公主的性格鲜明，我觉得演出是成功的。”在京演出时，一次，我和同学李翔专门拜访了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新老师针对一些演员演现代戏的情况，对我们说：“演戏要深入人物内心，体现人物的思想感情，这样才能感染观众。演戏做表面文章，观众是不会认可的。”艺术家们的教诲，我永远记在心里。

　　呵护传统，守护国粹

　　在艺术道路上，我更加感受到的，是中央领导对于国粹这门艺术的关心，以及由内而外的喜爱。

　　有一次，刘少奇、朱老总等中央首长邀请我们走进中南海，清唱《白蛇传》，之后我们还受到了首长们的亲切接待。刘少奇问我：“你是共青团员吗？”我说：“是。”他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争取不断进步呀！”听了他的话，我点点头，决心加强政治、文化学习，毕业后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演员。之后我正想找朱老总向他问好，迎面见到了王光美，她的孩子们也从外面走了进来。王阿姨一点架子也没有，她指着我，对进来的孩子们说：“问小姐姐好！”孩子们腼腆地对我笑了笑。王阿姨见孩子们手里拿着糖，说：“给小姐姐吃。”我赶紧摇摇手。“弟弟妹妹吃吧，我不吃。”中南海首长们的亲切和蔼、平易近人，让我心里感到无比温暖。

　　不论是在戏校学习期间，或是毕业后到北京实验京剧团、北京京剧院当演员，组织上都能根据我的条件和实际情况，恰如其分地分配角色。

　　我毕业后，进北京实验京剧团不久，大概1960年底，组织上决定由我团为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演出《雏凤凌空》，由我饰演烧火丫头杨排风。接受任务后，我心情非常激动，决心倾尽全力，与同事们密切配合，为中柬友谊演好戏，为国争光。演出中，我努力塑造了一个不畏敌、武艺高超的英雄少女形象。剧终，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舞台上，祝贺我们演出成功。第二天晚上，我还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宴。

　　在我的从艺道路中，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这其实也表明了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对于国粹京剧文化的重视与关心。

　　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北京市戏曲学校的一名学生，一次，根据上级安排，我和师妹叶红珠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京剧《廉锦枫》，在剧中，我演潜海取参的孝女廉锦枫，叶妹演海蚌。在舞厅演完戏卸好妆，工作人员带我们来到毛主席面前。我和叶妹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们想跟您跳个舞。”“好啊。”毛主席爽快地答应。毛主席带着我进了舞池，我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学会跳舞，就不好意思地对他老人家说：“主席，我不会跳舞。”毛主席笑了笑说：“没关系，我教你。”说罢，用手轻轻拍我的肩膀，算作打拍子。就这样，“一二三、一二三”地教我跳。毛主席边跳边问我：“你刚才唱的《廉锦枫》，是反二黄（唱腔）吧？”我说：“对，是反二黄。”毛主席说：“那个海蚌小姑娘那么可爱，你干嘛把她杀了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是老师教我们这样演的。”毛主席说：“我觉得不能杀，那么可爱的小姑娘，干嘛把她杀了啊？别杀她了。”根据毛主席这句话，后来修改了《廉锦枫》这出戏，“刺蚌”一折，就不杀海蚌了。

　　诸如此类的演出经历还有很多，例如为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演出荀派京剧《红娘》等，得到首长的鼓励。日常演出，派我饰演京剧历史剧《金玉奴》《秋江》《红娘》和现代京剧《红灯记》《党的女儿》等剧目中的诸多角色，也都能努力完成任务，得到观众的认可。此外，还派我随团到缅甸、朝鲜、希腊、日本、法国等国家访问演出，让我参与了中外文化交流。举荐我为新加坡华人京剧社团和香港同胞讲学，使我有机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京剧艺术。1982年中国戏协吸收我为该会会员。

　　其实，最值得珍视的还有一件事：一次，我在下乡演出时，有位观众看了我的演出，专门拍了一张剧照，装在自制的像框里，并写下了如下的话送给我：“身段潇洒，艺至纯熟能生花；音韵清丽，情入意境亦传神。”我一直视之为观众对我的鼓励和鞭策——观众，那里是我们要抵达的地方。

　　编辑 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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