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节日叫“摆花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通行的年月日时、四季轮转，每个地方还会有自己专属的一套生活节律。北京独有的那个时间点在夏末秋初，白昼变短、黑夜渐长，天气从热转凉，衣服由短而长、由薄而厚，街上萦绕着炒栗子的甜香。下午4点来钟，下班回家的老爷们儿推着“大二八”丁零当啷刚进院门，咋咋呼呼挨个跟邻居打招呼，抽冷子没准就会嚷嚷出来一句：“……啊、啊，下班了，今儿比平常早点……大婶您做饭呐？烙盒子，韭菜、鸡蛋、小虾米皮？嘿，离老远我就闻见味啦！……哎呦呵，大叔，您都喝上啦！？够早班儿的啊！今儿路过广场，我瞅见可摆花啦。怎么茬儿，没事您不䁖䁖去？”

　　广场摆花了

　　北京人口中的“广场”，约定俗成，特指天安门广场；“摆花”说的是每年国庆前后，广场和长安街沿线开始布置花坛。这个时段的起点差不多在9月中下旬，终点可以绵延到10月底每家每户预备齐了过冬的蜂窝煤和大白菜，高潮当然是十一放假那几天的正日子。国庆当天，热心的老人必定要比平常早起一点，把自家所在院子里里外外扫个干净，尤其是院门口那块空地，扫完还得潲上半盆清水，再插上精心保存的国旗。右胳膊挂红箍的老太太颠着小脚来回巡视，提醒街坊们防火防盗、注意安全，大十一的，可千万不能出事。也不知道谁家，清早起床就把话匣子给拧开了，大街上、胡同里飘荡着那个熟悉的女声：“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

　　30多年以前，过礼拜只歇周日一天，也没有“黄金周”的概念，国庆就放3天假，想去郊区转转，家里又不趁小汽车。所以，那时候北京人过十一，多数都是趁着国庆免票的机会全家出动，先进公园，再逛商场，买不买东西无所谓，瞧瞧柜台里的新鲜玩意，过过眼瘾，那也是个乐子。溜达累了，再下馆子暴撮一顿。酒足饭饱，当爹的打着饱嗝把孩子往肩膀上一嘿儿搂，去广场瞧瞧花坛，顺便拍几张照片，这个节过得就算挺滋润。

　　花坛边

　　1960年代有首歌叫《天安门前留个影》。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能在天安门广场照张相，无疑是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只可惜，当年有条件置办相机的人实属凤毛麟角。1950年代初，为了方便游人拍照留念，大北照相馆自发在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摆摊照相。大伙觉得这主意不错，就给有关部门写信反映情况，呼吁在天安门广场也办个照相点。1958年8月1日，北京市服务局参照公园照相摊的模式，成立新大北照相馆，增设天安门照相业务。“天安门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运而生，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天安门照相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比如拍照时必须衣着得体，不许穿奇装异服，脸必须朝着太阳的方向，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腰杆挺直，呈丁字步站立，双目平视前方，眼神要明亮庄重，饱含对未来的信念和憧憬。几个人一起拍合照时，不准勾肩搭背，更不准嬉皮笑脸。就算搞对象的青年男女，中间也得保持一定距离，绝对不能有任何亲昵表示。照片冲洗出来，空白处还会帮顾客题字留念。题字本身也有固定格式，常用的套路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同志天安门留念”。摄影师后来熟能生巧，索性拿白油漆在广场不同位置画几个白点算是预设机位。拍照者摆出标准姿势，排队轮流往白点上一站，“咔嚓”一摁快门，就算齐活。1980年代末，自带闪光灯，还能自动对焦的“傻瓜相机”走进千家万户，也让照相不再被视为一项专门的技术。脖子上挂着照相机，随手记录生活，成了老百姓出游时的新常态。广场上的照片因此有了更多个性色彩，反正相机、胶卷都是自己的，拿着大顶照，别人也管不着。

　　现在咱们用数码相机、手机照相、拍视频，内存满了可以换张存储卡，或者干脆把不满意的照片删了腾地方。“傻瓜相机”用的是光学胶卷，不管是拍完的胶卷往外拿，还是新买的胶卷往里放，都得全程避光，要不然的话底片一曝光就废了。普通人家里没有专用暗房，换胶卷基本只能在被窝儿里完成。双手拿着相机伸到棉被底下，抠抠摸摸，全凭手感打开后盖，取出旧胶卷，放进新胶卷。光学相机内部主要靠几个齿轮传动，取旧换新时必须要摸索着把新胶卷抻出来一骨节，在相机里铺平整，保证卡口跟齿轮完全咬合住。换完胶卷，关上后盖，把相机从被窝里拿出来，还得摁一下快门，浪费一张底片，为的是查看相机能否正常运转，胶卷装得正不正。

　　买相机属于一次性投资，胶卷呢则应该算消耗品，隔三差五老得换，似乎是个填不满的窟窿。刚开始的时候，好多人一个胶卷恨不得能用好几年，不到非摁快门的时候绝对不摁。小孩要想把相机从爸爸脖子上摘下来，挂到自己脖子上摆弄摆弄，非得是家里有什么好事，再就是期末考了100分，大人心情特别好，平时手欠摸两下没准都得挨顿呲儿。后来日子富裕了，出门照相多预备俩胶卷不算什么，关键是大马路上可没那么方便的被窝儿。上世纪90年代初，前门大碗茶最先在摊位旁边摆了两个木头暗箱，意思有点像现在商店门口的共享充电宝。逛天安门的游客花2分钱喝碗茶，捎带手就把胶卷换了。一群人猫着腰、撅着腚，排队在前门楼子底下抠胶卷，这也算当年广场旁边的一景儿。

　　年年岁岁花不似

　　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天安门迎国庆的标配都是在纪念碑南侧弄两个小花坛，同时在广场东、西紧邻马路的位置用盆栽花摆两个小花坪，没什么特出彩的地方。1972年，包括尼克松访华在内，中国外交领域连逢几件喜事。为了烘托喜庆气氛，除了纪念碑南侧的原有花坛，园林部门首次在广场中央以孙中山像为核心布置了8个大花坛，广场东、西小花坪的数量也增加到18个，所用花卉主要是北京秋天应季的菊花、西番莲、鸡冠花和串儿红。之后又过了14年，国庆花坛才重现天安门广场，造型样式也基本固定下来，通常都是在广场中心布置一个提纲挈领的大花坛，同时在东西南北四角分别摆放1个遥相呼应的小花坛。一大四小5个花坛对应着国旗上的5颗星，园林绿化领域把这种设计思路称为“五饼结构”。之所以叫“五饼”，是因为80年代那会儿由于技术限制，每年9月先要用掺了肥料和麦秸的黄泥直接在广场地面上堆出5块大泥饼，再把一层相当于地膜的麻袋布铺在上面，四周扎紧防止水土流失。然后直接用小铁铲在麻袋布上打眼儿，把带根的花苗移栽进去。移栽后的花还不能保证马上成活，必须有一个缓苗的过程，发现死苗要随时补栽。整个花坛要想达到最佳观赏效果，需要比较长的培育周期。

　　1980年代末，生命力更强的国外彩叶植物借北京亚运会的契机大量引入国内，国庆花坛的色彩变得更加丰富，结构由平面转向立体，摆放范围也从天安门广场拓展到长安街沿线，很多花坛的中心还会呼应当年的重要时事设计一个主题造型，比如1990年的熊猫盼盼，2008年的太极小人儿，还有千禧年东单路口开往新世纪的绿色巨轮。每年十一顺着长安街溜达一趟，瞧瞧今年花坛有什么新花样，跟它们合影留念，潜移默化中，已经成为不少北京人的生活习惯。

　　那一“嘬”的甜蜜

　　年复一年，相机镜头里的花在变，人也在变，为国庆花坛贡献红色的串儿红却始终没变。

　　串儿红的学名叫一串红，又叫爆竹花、西洋红，原产地在南美巴西安第斯山脉。19世纪初，玩郁金香出名的荷兰人最早把这种植物驯化成观赏花卉。1895年，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人把荷兰培育的观赏串儿红引种到亚洲，最初的用途也是装饰花坛。中国推广种植串儿红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因为花期正好赶在九十月份，火红的颜色又非常符合老百姓的审美习惯，串儿红传进来没多长时间，就成了国庆“气氛组”的主力军。不光广场花坛离不开它，好些机关、单位门口每逢十一也得摆两排应个景。1988年的电影《傻冒经理》有个桥段讲的就是国庆将至，街道要求临街商铺统一摆串儿红美化环境，旅馆经理二子为了省钱，伙同哥们把他爸爸养的高级花偷出来摆在门口，没想到因为标新立异、树大招风，勾出来一连串的麻烦。

　　串儿红开花，底下有个碗形的小托儿，中间钻出一条细长的红色花箭，两根手指捏住了轻轻一揪就能揪出来。花箭根部发白的地方放到嘴里一嘬，不多不少，正好能嘬出一小口甜丝丝的蜜水。不知道是谁最早发现这里边的门道，好像自打北京大街上摆串儿红的那天开始，花坛周围就总少不了几个拉帮结伙嘬串儿红的孩子。有时候几个小孩，你揪一下，我揪一下，嘬得正带劲呢，冷不防伸过来一只大手，一把薅住后脖领子：“哎，小孩，哪学校的？怎么嘬我们单位串儿红呀！爱护公物，懂不懂？走走走，带我找你们老师去。”

　　这么一来，可真就应了眼下那句网络流行语——no嘬，no die啊。

　　编辑 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