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P 核算难在哪？

　　文/尹业兴张歆陈婷婷魏玲玉

　　2021 年11月，崇州被列为四川GEP （Gross Ecosystem Product，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核算试点区域，在全省率先启动开展GEP 核算工作。GEP 核算有何实际价值？推进的难点和挑战在哪里？我们可以在崇州的试点中找到答案。

　　GEP 核算已产生经济社会价值

　　近年来， 崇州围绕积极推进GEP 核算工作和应用探索，逐步搭建起“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桥梁。

　　GEP 核算加速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崇州以GEP 核算为引领，大力发展“田园经济”“林盘经济”“绿道经济”“低碳经济”，加速催生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把良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通过统筹抓好林盘保护修复与乡村产业发展，探索“生态价值+土地资源”入股等方式，形成“集体经济组织+国有公司”“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公司”“集体经济+合作伙伴”等发展模式，培育出“幸福里”等5 家林盘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年营收1.1 亿元。通过打造田园绿道、湿地绿道、森林绿道、文创绿道，形成了“一脉两轴三带五环”为支撑的三级绿道体系，超300 公里的绿道串产业、串林盘、串景区，成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重要载体。通过推进农业碳汇价值实现，探索开发四川省首个高标准农田稻田间歇灌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预计二氧化碳年减排量12 万吨，持续认证10 年交易收入可达5000 万元。

　　GEP 核算促进乡村振兴

　　崇州积极推动GEP 核算成果创新应用，探索建立GEP 与GDP 双核算、双考核机制，并将GEP 纳入干部培训教育体系，发挥考核指挥棒的作用。开展自然资源述职评价试点，目前已选定4 个试点村（社区）探索开展“GEP 核算总量不降低”综合发展考评，抓牢抓好“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增量奖补”4 大环节，构建村组自然资源述职评价改革“一不三严一奖补”政策体系，推动GEP 核算成果和生态考评导向在基层末端应用传导。将GEP 核算成果与金融创新相结合，推广“生态资产权益抵押+项目贷”模式，开发“强村贷”“耕地险”等绿色金融产品，实现林木竹果权、养殖水面经营权抵押等生态产品权益融资，基本覆盖所有农村产权。

　　GEP 核算及应用面临现实挑战目前GEP 核算还存在核算技术规范不完善、核算方法不统一等问题，核算成果的进一步应用仍存在诸多现实挑战。

　　核算数据收集难

　　生态产品目录涉及范围较广，在核算其价值时需要统计农业、林业、畜牧、渔业、生物能源等多类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以及在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固碳、保持土壤、旅游收入等多个方面数据，涉及部门众多，数据采集的成本较大。部分专业数据在现有统计口径下无法直接从对口部门获取，部分涉密数据需要在保护信息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处理和使用，这也增加了数据收集的难度和复杂性，导致数据收集难度较大。由于数据收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差和遗漏，以及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数据口径和标准不统一，导致数据质量和准确性难以保证。

　　GEP核算和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

　　由于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尚未建立GEP 核算的统一标准，成都在已有的核算试点实践中还存在核算方法不统一、核算指标体系有差异、数据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极大影响了核算结果应用。同时，GEP 核算面广量大，而且过程繁琐，耗时、耗力、耗钱，相关部门责任分工不明确、协调机制不健全，核算工作难度大。对生态产品的长期、连续、实时监测能力不足，使得摸清生态产品数量分配、质量等级、功能特点仍存在困难，网格化、动态化的生态产品监测调查和评估制度尚未建立，导致生态产品价值评估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不足。

　　核算结果应用场景还不够丰富

　　GEP 核算量化反映了不同地区之间自然要素禀赋差异，但核算结果不等于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目前，大部分地区在生态种养、旅游康养休闲等生态产品经营开发、生态产品供需对接领域，局限于套用生态产品价值理念，由于价值量化参数不好选取，方法存在争议，生态产品的基础定价作用未能发挥。GEP 核算应用体系化不足，较为分散，在政府决策和绩效考核评价领域，部分应用仅限于生态产品实物量，GEP 核算结果在形成真正的硬约束和倒逼或引导机制方面、在生态补偿和环境损害赔偿标准制定应用方面还有待完善，GEP 核算结果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政策路径还未完全打通。跨区域项目级的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机制尚未形成，在金融领域暂未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回报率的长效机制，与社会资本结合的良性循环模式还在探索中。

　　推进GEP 核算及应用还需加力

　　推动GEP 核算应用需要进一步突破现有政策与机制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综合运用行政、市场、社会等手段，着力构建完善的GEP核算结果应用长效机制，形成GEP核算成果应用的运行机制链条。

　　健全生态资源监测统计体系

　　完善生态产品普查、生态产品动态监测，统一生态环境监测规范标准等，积极鼓励第三方监测机构参与到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综合采用遥感、地面调查、模型分析等方法，探索区域内生态资源状况调查评估的技术方案，获取调查数据。建立数据采集规范标准，确保相关信息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为部门间数据交流奠定基础。

　　迭代升级GEP 核算框架体系

　　逐步探索实现县、乡、村三级GEP 核算全覆盖，发布多层级多维度的GEP 核算报告，积极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化。在国家发布的技术指南基础上，结合区域特征，进一步细化，构建本地化技术参数，提升地方生态系统核算的可操作性。明确统计核算所需数据及其来源、核算基准、范围及其方法，设计部门统计报表，明确部门职责、任务和进度要求，制定发布相关统计配套政策，组织开展业务化运行培训。

　　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支撑体系

　　清晰界定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划清所有权和使用权边界，丰富使用权类型，合理界定权责归属，筑牢GEP 核算基础。探索建立基于生态产品区位和功能、反映生态产品保护和投入成本、体现市场供需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拓展市场化的融资渠道，研究发展基于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各类资源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

　　探索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借鉴国内外生态补偿良好经验，以生态产品核算价值为基础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探索制定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生态补偿模式。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理念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协调整合各相关部门的相关生态补偿政策与资金项目，推进实施生态综合补偿机制。试点推进GEP 跨区域核算应用，探索创新与周边县域间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