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中国引渡人

　　念一

　　“有了幽灵，有了历史”

　　1985年冬，浙江海盐一间临河的屋子里，文学青年余华正在阅读卡夫卡。那年他二十五岁。五年前，他在宁波靠近甬江的一间昏暗公寓里阅读川端康成。余华认为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是对他影响深远的作家，他将二者进行对比：“川端康成是文学里无限柔软的主征，卡夫卡是文学里极端锋利的象征；川端康成叙述中的凝视缩短了心灵抵达事物的距离，卡夫卡叙述中的切割扩大了这样的距离；川端康成是肉体的迷宫，卡大卡是内心的地狱；川端康成如同盛开的罂粟花使人昏昏欲睡，卡夫卡就像是流进血管的海洛因令人亢奋和痴呆。”

　　1989年，诗人北岛抵达布拉格。一位建筑师带领他和朋友晚上出去喝酒，经过老城广场边上的卡夫卡故居时，建筑师说，在你脚下有个巨大的矿脉。

　　北岛将回忆写进诗歌《布拉格》：“有了幽灵，有了历史/地图上未标明的地下矿脉/是布拉格粗大的神经/卡夫卡的童年穿过广场/梦在逃学，梦/是坐在云端的严厉的父亲……”

　　北岛在《布拉格》中使用了老鼠的意象，卡夫卡在短篇小说《猫与老鼠》中这样写道：

　　“唉”，老鼠说，“这世界一天一天的变得越来越拥挤了。一开始，她是那么的宽广，以至于让我感到害怕。我跑啊跑，所幸的是我终于在远处的左边和右边看到了墙。但是这些长长的墙迅速地合拢在了一起，最终我已落入最后一间房间。那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陷阱，而我正朝着那方向跑去。”

　　“你只要改变一下你的方向就可以了。”猫说着便吃掉了她。

　　比余华和北岛都要早，叶廷芳和诗人何其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寻找卡夫卡。那是卡夫卡被视作颓废派作家的时节，从干校回京后，叶廷芳得知外文书店的通州仓库要清仓，那里有数百万册外文原版书，他便约何其芳一起去“淘书”，淘到了翻译自东德版本的卡夫卡小说，一本是《卡夫卡选集》，包括两部长篇《城堡》《诉讼》和若干短篇小说，另一部是《美国》。叶廷芳怕买了有麻烦，询问何其芳的意见，何其芳说：“当然要买！搞研究先不要管它进步与反动，研究以后再来下结论嘛。”

　　比他们还要早，李文俊在六十年代通过英文版翻译卡夫卡的小说，后来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翻译福克纳上，他译介的《喧哗与骚动》影响了一代文学青年，他也被誉为中国最有分量的福克纳译者。而他也是新中国最早翻译卡夫卡小说的译者之一，1966年，他和曹庸一起翻译了《〈审判〉及其他小说》，收录了《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审判》六篇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

　　一只布拉格的寒鸦

　　卡夫卡给未婚妻菲莉斯·鲍尔（Felice Bauer）写信说：“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家了。”

　　卡夫卡曾经多次提到未曾抵达的中国。他曾经用一篇小说来想象中国长城及其权力隐喻，也曾在1912年11月24日写给菲莉斯的信中，提到袁枚的《寒夜》：“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作家古斯塔夫·雅诺施曾拜访过卡夫卡，发现卡夫卡喜欢阅读中国经典的捷克译本，办公桌抽屉里摆着五本有黑色装饰图案的黄色精装书籍，分别是《论语》《中庸》《道德经》《列子》和《南华经》。（作家卡内蒂认为雅诺施把《礼记》误认为《中庸》）雅诺施在《卡夫卡谈话录》中回忆：“卡夫卡博士不仅钦佩古老的中国绘画和木刻艺术；他读过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翻译的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书籍，这些书里的成语、比喻和风趣的故事也让他着迷。”

　　卡夫卡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评价很高，他认为儒、释、道经典汇合而成一片大海，人们很容易在这大海里沉没。他点评《论语》：起初，人们还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但到后来，书里的东西越来越虚无缥缈，不可捉摸。他点评老子“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对我却仍然紧锁着”。然后他说起庄子，在署有庄子名字的书里画线，如“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并点评道：“我想，这是一切宗教和人生哲理的根本问题、首要问题。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把握事物和时间的内在关联，认识自身，深入自己的形成与消亡过程。”接着，他用铅笔框住这段话：“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狶韦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师，故以是非相赍也，而况今之人乎！圣人处物不伤物。”

　　在诸位中国哲学家中，卡夫卡尤爱庄子，庄周梦蝶的故事疑似被他化用到小说里，在《猎人格拉胡斯》中，格拉胡斯对市长说：“我总是处在通往天堂的大阶梯上。我就在这漫无边际的露天台阶上游荡，忽上忽下，忽右忽左，始终处在运动中。我从猎人变成了一只蝴蝶。”

　　卡夫卡生前不能说穷困潦倒，也谈不上默默无闻，但确实没有大的名气。在他生前，他的朋友兼小说家布罗德、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都认为他是一位出色的虚构天才。比布洛赫更早，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家卡尔·斯泰因海姆曾大加赞扬卡夫卡的作品，他在1915年称，应该把当年的冯塔纳奖金转授给卡夫卡。只可惜，卡夫卡的第一部小说集《观察》第一版印了八百册，五年后都还有一大半没卖出去，销售数据远不如流行小说家。据他自述，他知道在布拉格有一家书店，几年来只售出十一册他的小说，其中十册是卡夫卡自己买的，他于是很纳闷，究竟是谁买走了那第十一册。卡夫卡生前名声不显的另一个佐证，在于他作品的第一个法译本直到1928年才出现，彼时他已经去世四年。法国是欧洲文学的重镇，当一位新潮作家声名鹊起，法语世界很快就会引进他的作品，而卡夫卡的作品却姗姗来迟，由此可见，说他生前名声不显并不夸张。

　　有趣的是，Kafka在捷克语中有“寒鸦”的意思，这或许是最贴切地象征卡夫卡命运的动物。卡夫卡本人也说：“我是一只寒鸦，因为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茫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是灰色的，像灰烬。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

　　卡夫卡于1924年去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布罗德等人的热心推荐下，西欧文坛逐渐认可卡夫卡作品的价值，他像是一个新锐作家，被批评家们兴奋地谈论着。

　　从“卡司卡”到“卡夫卡”

　　有趣的是，中国文人发现卡夫卡的时间也不算晚，早在1923年即卡夫卡去世前一年，就有中国文人注意到了卡夫卡。这名文人不是在历史浪潮中昙花一现就销声匿迹的隐者，恰恰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小说家茅盾。

　　1923年10月，茅盾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十号《海外文坛消息》第一百八十三条“奥国现代作家”中提到了卡夫卡。只不过，他把Franz Kafka译作“卡司卡”，同时错把卡夫卡归入“抒情诗家”，张冠李戴地称他是“表现派戏曲的创始人”。

　　1930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一号，学者赵景深在《最近的德国文坛》中简单介绍了卡夫卡，译作“卡夫加”。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两栖集》称其为“喀夫喀”。1934年，翻译家赵家璧翻译了德国雅可布·瓦塞曼的论文《近代德国小说之趋势》，发表于该年6月1日的《现代》杂志第五卷第二号，其中一节叫“犹太作家考夫加”。

　　国内第一篇专门介绍卡夫卡的文章是孙晋三1944年11月15日在重庆《时与潮文艺》第四卷第三期上发表的《从卡夫卡（Kafka）说起》一文：“卡夫卡的小说，看去极为平淡，写的并非虚无缥缈的事，而是颇为真实的人生，但是读者总觉得意有未尽，似乎被笼罩于一种神秘的气氛中，好像背后另有呼之欲出的东西，而要是细细推考，却又发现象征之内另有象征，譬喻之后又有譬喻，总是推测不到渊底，卡夫卡的小说，不脱离现实，而却带我们进入人生宇宙最奥秘的境界，超出感官的世界，较之心理分析派文学的发掘止于潜意识，又是更深入了不知凡几。”

　　孙晋三是清华大学1935级外国语文系学生，曾任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主办《时与潮文艺》，译介世界文学，在当时算是一位小有贡献的文艺界人士。1949年后，他迁居台湾，从此在大陆不为人知，直到“卡夫卡热”兴起，苏光文、钱理群等学者打捞起了他的故事。孙晋三没有留下多少著作，此后也声名不显，被后世铭记的便是他介绍卡夫卡的文章，此文被钱理群收录进《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1937—1949）。一个人在世时对一位国外陌生作家的介绍，却因此作家后来变得家喻户晓而流传下来，其人则早已消隐在历史河流中，这不能不说是许多人的宿命——来过，活过，被遗忘。

　　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叶汝琏也注意到了卡夫卡。叶汝琏是著名的法语文学翻译家，代表作是《圣-琼·佩斯诗选》中译本。1948年，她翻译的卡夫卡日记片段在天津《益世报》刊登。只不过，译介卡夫卡小说并非其主要精力所在，她后来仍主要研究法语文学。而在1949年后的十年，卡夫卡仍不算是国内批评家关心的作家，且不说风头正劲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罗曼·罗兰、狄更斯、巴尔扎克、哈代等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作家，都比卡夫卡更受欢迎。

　　五十年代，学者杨武能回忆：“大学外文系德语文学专业的教材中和课堂上根本不提他的名字。在一部1958年出版的影响很大的文学史里，哪怕批评的话也没有一句。”而在海峡彼岸，彼时仍是台湾大学外文系学生的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在《现代文学》杂志上介绍卡夫卡。1960年，他们又推出《卡夫卡特辑》，激赏卡夫卡在现代文学谱系中的意义。只可惜，《现代文学》的定位是严肃文学平台，读的人并不多，据说有一次白先勇去报刊亭，发现还有一些《现代文学》，就把它们都买下了。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63年奉命创办了“供内部参考”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用于刊登一些当时不适合面向大众发表的外国文艺作品和资讯。其中包括了扎东斯基1964年发表的《卡夫卡真貌》。同年，黄皮本《〈审判〉及其他作品》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卡夫卡在八十年代末已经是文学青年眼中的前卫偶像，这股风潮肇始于“文革”时期的地下书市，当时已经有卡夫卡小说选集流传其中，而真正助推卡夫卡公开化，让其被更多文学爱好者熟知的，便是李文俊与叶廷芳。

　　“文革”结束后，国人对新潮文化充满了好奇，其中荒诞派、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都令当时的知识分子颇为兴奋，一边是小说家、诗人、大学生争相借读新潮文学，另一边是翻译家的兴趣，从高尔基、巴尔扎克、海涅转移至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青年叶廷芳在老师冯至的点拨下，将研究重心从海涅改为卡夫卡、迪伦马特。此时在北京城的另一处，日后成为“福克纳专家”的李文俊也在研究卡夫卡，他参考的是英文译本。他的夫人、翻译家张佩芬女士精通德文，推荐由叶廷芳来写一篇文章介绍卡夫卡，于是《卡夫卡和他的作品》一文被刊载在1979年第一期《世界文学》上，署名丁方。

　　叶廷芳出生于浙江省衢县的平民家庭，年少时曾遭遇无妄之灾。在他九岁那年，他和同村的孩子玩骑“龙杠”时从硬木单杠上不慎摔落，摔伤左臂，因为误医导致伤口感染溃烂，他从此失去了左臂。随后，由于衢州当地中学不接受残疾人入学，他辍学一年，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得以顺利考入衢州中学。

　　195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1961年，毕业留校担任西语系助教，又于196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博导、本所学术委员等职务，并在其后成为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

　　最初介绍卡夫卡时，他署名“丁方”，所谓“丁方”，就是老家人用方言称呼“廷芳”的谐音。后来他看发了也没事，胆子就大了，就又写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论卡夫卡的艺术特征》。叶廷芳将卡夫卡视作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援引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的话说：“正是因为文学观念改变了，衡量文学的尺度不同了，卡夫卡那些一度被认为‘非文学’的作品被公认为真正的文学，卡夫卡也就由‘文学外’走到了文学内，而且成了左右二十世纪文学主潮的‘现代文学’奠基者之一。”

　　到了九十年代，卡夫卡在文学青年中已是尽人皆知。此外，如果我们读到德语文学学者严宝瑜先生撰写的《留德难忘事》，便会发现他早在五十年代就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时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德文版，而这是目前中国卡夫卡研究里很少被提到的。其中有这样一段：

　　那时批判他（汉斯·迈耶）赞扬卡夫卡，鼓吹颓废派文学，我那个时候就对民主德国的这种做法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我听过迈耶先生讲过卡夫卡，他也写过关于卡夫卡的文章，我当时就认为，迈耶先生对卡夫卡的小说与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挖掘得很深刻，我那时就已在迈耶先生讲课的激发下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Die Verwwandlung），在这篇小说里显然是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中人的可怕的结局，怎能说它是宣扬颓废呢？

　　值得一提的是，汉斯·迈耶七十年代末曾受邀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介绍卡夫卡：“卡夫卡是二十世纪德语文学中最伟大、最独特、最有成就的作家，是传统文学中没有过的……卡夫卡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完全改变了德语文学语言；他通过简单的、明了、仿佛去文学化的写作方式取得了一种崭新的写作风格。”《留德难忘事》里提到严宝瑜1954—1958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可见，他早就认识到了卡夫卡的价值。

　　随着翻译的铺开，八十年代的作家也在传阅卡夫卡的小说，你能从多个作家的文本里看出卡夫卡的影响。比如：宗璞的《我是谁》与卡夫卡《变形记》形成呼应；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河边的错误》等也是颇具卡夫卡气质的作品。回望八十年代，当卡夫卡不再是敏感词，他就像病毒一样在文艺青年中传播。木心在美国讲课时说卡夫卡忧郁、勤奋、薄命；余华说卡夫卡改变了他对小说写作方式的认知；阎连科说“卡夫卡没有得到什么奖，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写作”。自先锋派风靡以来，即便到“后先锋时期”，卡夫卡仍是中国小说爱好者的必读作家。

　　中国文学的回响

　　在谈论卡夫卡的中国作家中，残雪的见解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她没有用业已泛滥的左翼文艺批评来解剖卡夫卡的小说，而是从创作者的心性感悟出发，以“艺术灵魂”作为核心论点，来谈论卡夫卡其人及文学作品。在《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中，残雪认为长篇小说《美国》暗含了卡夫卡对其现代人格塑造过程的描摹。在《城堡》中，卡夫卡将城堡这个意象与理想联系：“与城堡那坚不可摧、充满了理想光芒的所在相对照，村子里的日常生活显得是那样的犹豫不定，举步维艰，没有轮廓。混沌的浓雾侵蚀了所有的规则，一切都化为模棱两可。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理想在我们心中，神秘的、至高无上的城堡意志在我们的灵魂里。”而在《审判》中，残雪认为卡夫卡所做的其实也是对于自我的窥探，是一位艺术家如何处理人的本质的二重性。艺术家清醒地意识到，世界的本质也许并非由理性支撑，而是巨大的、不可捉摸的非理性，而个体的生命总是交叠在理性人格与非理性人格之间。人并非固化，而是分裂的结果。

　　到九十年代，针对卡夫卡的译介已经颇为丰富。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冬妮译的《卡夫卡随笔》；同一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叶廷芳、黎奇译的《卡夫卡书信日记选》；199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卡夫卡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十卷本《卡夫卡全集》，次年出版了布罗德撰写的《卡夫卡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则于1999年出版了阎嘉译的《卡夫卡日记》。到世纪之交，卡夫卡的小说在中国读者心中已是经典。

　　一点余绪

　　我在阅读卡夫卡传记时，看到过几则有趣的故事。比如文学爱好者熟知的卡夫卡临死之际嘱咐好友布罗德焚毁其作品，不必留下，这其实有另一个解读版本。卡夫卡深知布罗德的为人，他知道无论自己怎么说，布罗德都一定会保护好他的作品，所以卡夫卡才潇洒地说，将我的作品付之一炬吧！其实他内心想的是：反正你也不会这么做。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不过倒很符合卡夫卡的性格，他一生都在让自己文学化，他的生活和文学模糊不清，他在日记里说：“我就是文学。”

　　针对这桩趣事，十五年前，导演陈恒辉执导了戏剧《卡夫卡的七个箱子》，他在剧中将卡夫卡的遗作分类为七个箱子——父子之箱、审判之箱、动物之箱、爱情之箱、寓言与格言之箱、迷宫之箱、梦与死亡之箱，对应着戏剧里的七组舞台演绎，演员们要诠释的作品分别是《判决》《在流放地》《变形记》《给密伦娜的情书》《小寓言》《马戏团顶层楼座》和《饥饿艺术家》。该剧曾于2010年9月在北京方家胡同46号黑方剧场上演。

　　2024年，为纪念卡夫卡去世一百周年，德剧《卡夫卡》上线，世界各国的杂志和媒体也刊登了相关纪念文章。这位一百年前的捷克保险公司小职员，如今成了毫无疑问的文艺偶像，被广大文学青年当作传奇般去谈论。

　　卡夫卡的流行从文本蔓延到城市空间。千禧年初，成都仁厚街41号附2号还有一家“卡夫卡书店”。店主唐丹鸿是一位女诗人，她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名字看起来很对称，念起来口感很安逸”。作家何大草曾去过那家书店，他回忆：“老板是个年轻、漂亮女诗人，因为爱书而卖书，橱窗里供着卡夫卡的脸部素描，书架上盛满了曲高和寡的书籍，还贴了名家的照片、手稿以及手稿的复印件。店堂往里走，还有一屋，有沙发、茶水，可以小聚，吹龙门阵……”

　　也有人利用卡夫卡作为中年人存在状况的指代。2013年，台湾导演刘振南拍过一部电影，反映中年人危机，名字叫《飞啊！卡夫卡》。主角阿达年轻时意气风发，是学校童子军团的传奇团长，进入社会后他的棱角逐渐被磨平，成为人群中一个普通的上班族。结婚后，他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变得平庸，失去了做梦的能力。电影表达的内容很常规，不过这个名字倒是很中年人，所谓卡夫卡，就是“往前也卡、往后也卡”。只不过，卡夫卡本人还能下午四点钟下班，晚上专心写作，大部分当代上班族就没有那么好的福气。

　　这或许是关于卡夫卡的有趣现象。一方面，它被商业世界征用为消费符号，塑造出催产情怀的文学神话；另一方面，它仍鼓舞着追逐梦想的文艺青年和那些与主流保持距离的思考者。卡夫卡作为一个慎独者的形象存在，他与地下室和城堡的隐喻共存。当我们深入去了解他，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既冷寂又世俗的人，而不是全然的离群索居，恰恰相反，他总是保持着热情中的那点冷，他的生活很世俗，思维则游荡于文学世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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