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难在“调结构”
- 来源:投资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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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8-12-15 09:50
12月10日，是个寒风呼呼的冬日，广受关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试图给市场送来些许“暖意”。
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背景下，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及时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指导方针。至此，明年经济工作的大方向定格，但究竟如何扩大内需、又如何调整结构以保增长，其具体措施有待细化，指标尚需明确。
短期内，通过投资拉动内需比较容易，但长期来看，还得依靠消费和结构调整来保增长，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的难点所在。
最终要靠消费拉动
内需与外需的失衡，早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对矛盾，“扩内需”本身就是“调结构”的一个基本内容。但具体如何扩内需，则关系到保增长是否可持续，专家认为，拉动消费需求比拉动投资需求效果可能更长远，也更健康。
“2005年钢产量3亿吨的时候，中央就担心钢铁投资太多会造成产能过剩，但到现在产能过剩才表现出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又盖了更多的钢厂，钢产量由3亿吨增加到现在的6亿吨。从3亿到6亿的过程中所盖的钢厂，足以消耗3亿吨钢材的过剩产能。但到6亿吨的时候，还要盖多少钢厂才能消耗这6亿吨的过剩产能？这种投资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12月11日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我国现在的投资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投资拉动经济见效很快。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用投资拉动经济是可以理解的。而消费拉动经济见效较慢，这和政府提供服务产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收入分配有关，不是一下子能刺激起来的。从根本上说，我们要增加消费需求。”余永定表示，希望用提高消费需求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但现在实现比较困难，需要花时间。现在应该增加农民收入，减少收入差距。只有穷人的收入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国家的消费水平才会提高。
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安体富也认为，消费需求启动起来不如投资快，但为了刺激消费，政府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提高离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提高最低保障线和农产品收购价等，但还需加大力度。
“刺激消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要增加就业，特别是长期就业。这就需要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因为我国中小企业是吸纳社会劳动力的主力。二要解决贫富差距。穷人的消费倾向要高于富人，但却苦于没钱消费。富人虽然钱多，但消费量小。减小贫富差距等于增加国民的整体消费倾向。三要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这就需要解决社保、医疗、教育等问题。若这些方面不解决，即使收入增加，居民也不会消费。”安体富向记者解释。
“社保、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不移走，银行再降息也没用，负利率都不行。老百姓即使把钱埋到地下也不会拿来消费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税收教研室主任刘颖说，“所以，拉动消费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目前的情况更是不可能。”
“调结构”要让国民增收
扩大内需无疑对保增长至关重要，而扩大内需先要增加居民收入，而这也正是“调结构”中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现阶段中国收入水平并不乐观。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居民收入增速相对较低。1979~2007年，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至4140.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至13785.8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7.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抓住了要害。投资拉动内需是短暂的，只有消费拉动才是持久之举。“不提高居民收入，谈刺激消费就是奢谈。”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一语中的。
消费需要有消费的意愿，更需要有消费的能力。那么，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就显得至关重要。广东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黎友焕12月11日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都有不合理的地方，现在谈提高居民收入，“必须是立体式推进”。
黎友焕眼里的“立体式推进”，就是既要有统一性，也要有差异性。“比如个税定3000还是5000元？在西部地区，2000就是很高的工资，而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估计连解决个人温饱都有问题。”政策全搞一刀切，看似公平，其实不然。中国地大物博，没有地域差异肯定不行。
拓宽居民投资渠道，也应该是提高居民收入的题中应有之意。“现在居民就是有点积蓄，也只能是存到银行，一是没有多少可以投资的渠道，二来在住、医、教上的后续开支庞大，随时得应付不时之需。”显然，这种境况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鼓励居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不符。
随着最高层提高居民收入提得越来越响，人们对提高工资的期盼越来越高。可现实情况不容乐观。“我所知晓的情况是，大多数企业都在‘密谋’减薪。”和君创业咨询集团CEO李肃说。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经济并非进入衰退周期，只是进入一个困难时期，所以“大多数不景气的企业，首先考虑的是减薪而非裁员”。
有人认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国家可以让些利给企业，使企业有给工人加薪的可能。但李肃认为“此路难通”，降税只会增加企业的再投入动力，不见得会增加工人收入。
李肃表示，低保、救济并不是帮助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的长效机制。这点我们似乎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模式，把失业和教育结合起来。政府应该花钱大办教育，特别是免费的职业教育。只有提高工人的职业技能，才有可能使他们的收入持续提高。
财政支出应倾向民生
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同样会影响保增长的大局。
“不能再把基建上的支出放在不适当的位置了。以前没找到更好的项目，把钱花到基建上，现在民生方面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应该多增加这方面的投入。”余永定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保障重点领域和重点建设支出，支持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对“三农”、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先进装备制造业、服务业、中小企业、重大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
其实从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已经提高了在民生上的投入，但这个数量和固定资产投资相比差得很远。据统计，2003年，中央政府支农、科教文卫、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国家政策性补贴支出上，共花费6756.47亿元，比2002年增加10.77%，但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是5.56万亿，民生支出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只有12%。之后有完整数据的最近年份是2005年，四项民生投入是9611.44亿元，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8.88万亿元的10.8%。
“国家一共就这么多钱，投基建多了，投民生就少；民生多了，基建就少。但基建可以有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源较多，而民生就不行，只能国家投。至于投入比例到底多少为最佳，谁也说不好。”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张汉亚告诉记者。
“现在的情况，政府应该增加公共开支，用其中的一部分帮助下岗工人。”余永定说：“现在看来，我们经济增长减速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工厂和企业暂时或永久倒闭也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在要做的不是继续支持低效率的工厂，而要妥善安置工人，发放失业救济，让他们保持基本生活。回到农村还可以继续生产、安居乐业，等经济复苏依然可以回到城里寻到工作。”
“调结构”难在何处
除了“扩内需”外，这次会议还将“调结构”突出出来，这是中央第一次把“调结构”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解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调结构的措词，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早在中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时，调整产业结构屡次被提，但提出这样四个方面的结构调整，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首次提出。
需要调整就说明原先有不协调的地方。对此，黎友焕坦承，“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有目共睹，但这四个不协调也是30年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最大问题。这些问题中央早就关注到，人大、政协会议也年年在提”，他所在的广东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前几年就进行过相关课题的调研，但最终都是无果而终。
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些不协调主要是体制原因造成，追索到最深层次，就是政治体制问题。我们只能停下来。”黎友焕表示。
四个调整牵涉方方面面，而最终调整的结果如何，视各职能部门的认识与行动。有人在论及此次会议对股市的影响时说过，“如果有重大利好，不是在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中，而是在各家银行对政策的解读中”。此话不无道理。
“调结构”到底怎么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具体的指向，但没有明确的指标。指向很宏观，在微观的具体落实上，专家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在优化产业结构上，会议提出“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三次产业协调性为重点，着力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关键技术”。
“现在提出置换、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整个产业的资本和技术的含量越来越高，而简单的劳动占比会越来越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这样认为。
对此，黎友焕表示，现在要防止一种误区，就是不搞高、新、尖就不是产业升级。“都高新尖了，几亿农民工怎么办？”
产业升级是必要的，涉及到国家节能问题，但中国始终有一个庞大的低端劳动力群体，这些低端劳动力在升上去以后怎么办？“中国不能缺少低层次产业，哪怕把它看作是保障型产业都是非常必要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表示。
再就是改善城乡结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推进城镇化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为重点”，这与其说是一个工作措施，不如说是一项“政治宣言”。
李肃直言，改善城乡结构关键是农业产业化，“政府搞粮食收购最低价保护，根本不能形成产业化”。如果只说城镇化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那农村“撂荒”都成值得鼓励的了，这可能吗？而这种疑问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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