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怎么了？赌权开放十年谈
- 来源:澳门月刊
- 关键字:澳门,赌权开放,博彩,经济
- 发布时间:2011-09-01 14:36
澳门2010年博彩收入为全球之冠，是“老师”拉斯维加斯的四倍，昔日的“东方蒙特卡洛”，葡治时期的淳朴小城，俨然华丽变身，发展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博彩旅遊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中位数）较回归之初翻番，政府累积财政盈余目前超过1800亿（估值），令人艳羡的、不到3%的低失业率（基本实现全民就业），每年的现金分享计划、医疗券派发，初步建成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15年制免费教育，乍看起来，本澳物阜民丰、繁华似梦！
可令人困惑的是，澳门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翻倍积累的同时，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矛盾也特别多。严峻的通胀压力、高企的房价、贫富差距的拉大、超出世卫标准的自杀率、近三成的离婚率、每年“五一”浩浩荡荡的遊行队伍，以及其它较极端的不和谐声音，都足以说明澳人不幸福、澳门社会不安宁。一边是成就斐然的经济成果，一边是焦躁不安的民生空间，澳门怎么了？虽然种种现象並不能掩盖澳门十年间的辉煌进展，但通过回顾和反思，来试图说明逐渐滋生的迷茫和不满，以及表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显得尤为重要。
2002年的赌权开放给澳门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点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质疑。赌权开放对於澳门的意义，不亚於改革开放对於中国内地的意义。我们有足够的数据说明，赌权开放的十年间，成就了博彩业的辉煌，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因为赌权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跡並不是没有代价的，作为支柱产业的博彩业更不会无限期地简单持续，其或将停滞的隐患已然存在。再加之周边地区的陆续开赌，无论是从资本还是从客流上，都想要从澳门这里分一杯羹，甚至有一決雌雄的豪情。内忧外患下，本澳博彩业上升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今后下行的概率远大於上升。博彩业的井喷式发展对澳门经济的作用从最初的主要是受益，到逐步转向双刃挑战，已俨然是澳门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们认为，赌权开放十年，最大的遗憾和弊病正是来自於其本身取得的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因为，太多的数据告诉我们，本澳过去十年间经济上的成功完全依赖於博彩，博彩业由“一家独大”变身为“一业独大”，虽然从形式上实现了创新和变革，但本质上卻没有变化，多元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非但没有得到加強，反倒削弱了不少。博彩井喷式的发展，在短时间内使经济呈现亢奋式的发展，繁荣掩盖了结构性失调带来的矛盾。一时间，公帑增加、薪水翻番、政通人和，使本来就因循守旧的澳门人思想更加麻痹，更加缺乏变革的动力。十年过去了，博彩收入佔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不足四成，升至2010年的八成七，这样的数据足以令当局“经济多元化”的施政战略尴尬无比。
我们有理由认为，本澳现阶段的诸多社会矛盾，实则都与“赌业独大”的畸形经济结构有关。物价特别是房价的不断攀升，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速加剧，大型娱乐场所进入造成的居民生活空间拥挤，数十倍於本地居民的遊客数量令本澳的接待能力接近临界值，凡此种种，汇成了形形色色的潛在隐患和社会不满。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博彩业高工资、低技术、低学历的特点，使澳门许多青年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削弱了青少年学习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对人口素质的提升造成致命的负面影响，这也是造成澳门青年学历普遍远低於周边地区的原因之一。如果若干年后澳门博彩业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出现大幅衰退态势，博企裁员在所难免，那么眼下被吸纳进博彩业的数万低学历、单一技能的博彩从业人员，届时的再就业可能就会成为彼时澳门的“超级麻烦”，社会的安定也会受到威胁。
另外，博彩业不利於收入分配也是需要面对的事实。博彩业是一个产业链条很短的行业，带动效应相当薄弱，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真正惠及本地居民收入的只有博彩产业的就业者。从统计数据看，居民收入上升的速度与旅遊收入的上升幅度有相当大的差距，许多澳门居民並未从经济景气的成果中受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赌权开放后，经济大幅增长了，收入差距反而加大了。
本澳过去十年间物价飙升，尤其是房价的快速上涨已成为社会问题之一。辩证地看，居民买不起楼，实际释放出了两个信号：一方面，当然是住房的价格偏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居民的收入偏低。住房市场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缩影，房价的飙升也是受经济发展的刺激，因此，房价飙升是经济发展的副产物，甚至房价上涨的速度高於同期的其它宏观经济指标的发展。此种情形下，如果收入水平未能同步发展，就加剧了住房问题的负面效应。
本澳的统计资料显示，2002-2009年期间，就业人口收入中位数由4764元，增加至8500元，中位数实质增长约5.5%；同期，私人物业平均售价由2002年每平6259元，增加至2009年首三季每平19，008元，实质平均年增长率为13.8%，比较澳门2002-2008年实质经济增长率13.3%可见，就业人口收入中位数的实质增长未能追上同期的经济增长，但物业的实质升值与经济增长相若。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体现的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本澳的贫富差距显示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並没有随著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而缩小，相反还在加大。本澳媒体称，澳门20%居民拥有社会近70%财富，情況值得关注。尤其过去数年贫富差距扩大的增速，等同於过去10至20年的速度。在居民收入平均数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基层收入、财富增长能力依然偏低，则令贫富悬殊的问题日益突出。
博彩成就了澳门经济过去十年甚至更久远时间的繁荣，不过卻难以护祐澳门经济和社会未来的成长。回顾过去的十年，依靠博彩井喷式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使澳门付出了资源、环境和民生等各方面的巨大代价，否则怎么解释经济发展卻民怨加剧的尴尬局面呢？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在所难免，怎样寻找和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发展的瓶颈，从而走出博彩“一业独大”的阴影，绝不是一个短期政策所能解決的问题，而是对澳门产业政策和经济智慧的重大挑战。如何再次聚集更加彻底的变革魄力和动力、推动深层次的多元化经济结构调整，決定了澳门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命运。
就持续发展而言，“经济适度多元化”无疑是推动本澳经济良性转型的唯一正确方法。该议题从回归之初就已经被提上正式的议程，但从上到下谈了这么多年卻成效甚微。说明仅凭空洞的口号或者单纯的热情无济於事，同时也更加折射出本澳尚未找到这种转换和调整的枢纽及关键。赌权开放的成功，在於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制度创新的选择。“经济适度多元化”的难度较之赌权开放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没有赌权开放般的果敢和视野，没有一个适宜、系统的思路转换，经济适度多元化恐怕还是难有大的起色。
我们认为，当局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战略上，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障碍。一方面是，缺乏转型的动力。这正是前文提及的博彩为本澳带来的诸多好处所致，赌权开放的巨大成功，使本澳似乎远离举步维艰的经济困境，乐尚“无为而治”的行政当局，在当前物阜民丰、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中，也在暗自祈祷“一直这样走下去”，侥幸化的乐观淡漠了危机意识；另一方面，缺乏转型的信心。特区政府是一个年轻的政府，並不富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历史上的澳葡政府也不是一个积极、強势的政府，对澳门经济的管理更多体现出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公共管理就是“通过转让垄断权换取财政收入”，这就注定新政府无法从历史中继承有价值的政治遗产，来适应现阶段多元化的历史转折；而本澳公务员的本土化是在新政府成立后才开始的，也就说明现时的绝大多数政府高官不曾进入澳葡政府的決策层、並无太多管理经验，要想改变澳门100多年业已形成的产业格局，客观原因是压力巨大，其自身原因则是底气不足。
正是基於以上两方面的障碍，政府在多元化经济结构调整上，缺乏认识，内容空洞。比如当局提倡的“文化创意产业”，文创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包括影视业、音像业、图书业、动漫业等多项内容。澳门要发展文创，究竟能够或者应该发展其中的哪些产业？从比较优势理论看，澳门发展这些产业的优势在哪里？本澳有哪些优势资源可供这些产业利用？文创是一个智力密集型的产业，那么，对於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的澳门，发展这样的产业是否有文不对题的嫌疑？如果引进人才，对於本土的意义在哪里？这些问题，须当局深思。
对於澳门而言，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产业格局？经济适度多元化如何破题？这是我们不能迴避的问题。
世界范围内，“一业独大”俨然是小型或微型经济体的产业特征，比如芬兰的手机、瑞士的手錶，通过一业独大，在世界经济中佔领一席之地，往往是小型经济体获取全球竞爭力的成功之道。我们认为，小型或微型经济体的产业单一化，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看，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那么，本澳作为微型经济体，为什么就一定要经济多元化呢？澳门目前一业独大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不在“一业独大”的产业思路上，而在於澳门赖以为生的特定产业——博彩业的特点，在於博彩业本身的负面效应。
即便如此，因为澳门的自身拘囿，以及微型经济体的专一经济化模式要求，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任何“去博彩化”的多元化都是不现实的，最适合本澳的经济多元化方式应该是“主导产业的垂直多元化”，以博彩业为中心的梯次推进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围绕本澳的主导产业——博彩业做文章，把博彩业作为产业垂直多元化的“引擎”，推动博彩旅遊向休閒旅遊转化，把博彩业的链条拉长，为湧入澳门的遊客提供综合休閒服务，大力发展与博彩息息相关的综合旅遊业，包括观光、文化旅遊，度假、休閒旅遊，购物旅遊和会议、展览等商务旅遊等，积极推动酒店业、餐饮业和娱乐业的升级转型和多元化发展。
当前世界上最成功的赌城当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其成功之处，不在於赌台的数量、赌资的收入，而在於其以赌带动旅遊、推进其它产业发展的模式。
毫无疑问，本澳是真的想成为“东方拉斯维加斯”，澳门也明白，美式的博彩模式才是长久之道，从赌权开放的机制设计上，可以看得出所谓的赌权开放实质上是“对美资博企开放”，希望依靠美资博企来澳的鲶鱼效应，促进澳门的经济转型，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两家美资博企巨头的空降澳门，经年之后，非但没有促进本澳博彩产业的美式转型，相反，美资博企被本土化，蓝眼睛直盯著赌台，而无心发展别的了。
很显然，这就为当局敲响了警钟：只有完美的机制设计还远远不够，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行政当局的监管角色同样十分重要。有的批评指出，特区政府在“开放赌权”时之所以将赌牌发放给美国的两家博企，其初衷是想通过他们来推动澳门的会展业和家庭休閒旅遊业，但由於对这两家企业在澳门发展非博彩产业的业绩没有做出硬性规定和制定相应的奖惩条例，因此这些企业在拿到赌牌后，由於经营博彩业的相对简易性和盈利性，这些企业只会将自己的经营重心放在博彩上而无心发展其它产业。
出现上述的失误，确实可以归咎於“政府年轻没有经验”，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特区政府加強自身建设的必要性。职能转变滞后，部门职责不清，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公帑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暗箱操作、忽视民意，上述种种乱象，都需特区政府在前进的道路上一一克服。尤其是在巨额外资的进入，如何避免澳门沦落为国际资本纵横捭阖的场所，避免经济大的波动，坚持对国际资本的有效监管，确保本土利益的最大化，更上升到经济安全、区域安定的层面等问题上，特区政府任重道远。
今后的路，或许荆棘密佈，或许坎坷泥泞，但澳门人不应该妄自菲薄，澳门对未来的信心完全可以来自刚刚走过的十年，因为它确实是成功地实现祖辈梦想的十年，是澳门的经济发展让人羡慕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十年。批评的声音不绝於耳，但不能否认的是，刚刚过去的十年，依然是澳门历史上，发展得最快、最成功的十年。
故而，希望澳门在以后的发展中，扬长避短，去粗取精，相信年轻卻不失能力的政府能够带领澳门乘风破浪，再续辉煌。
文/秦斌
（作者系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洛克菲勒公共政策学院系统动力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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