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第二次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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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新书,第二次启蒙
- 发布时间:2012-02-09 16:59
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新书《第二次启蒙》，就全面地阐释了第二次启蒙的合理性、内涵、前景、具体路径。本书作者王治河和樊美筠夫妇原为国内著名学者，后到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大本营——克莱蒙特大学过程中心——学习和工作了十余年，属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阵营中的新生代学者。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他们对新启蒙的阐释全面地敞开了内蕴于其中的超越品格。正因为如此，本书的观点、立场、信念具有明晰的启发性、前瞻性、挑战性。
现代化的风险与第一次启蒙的局限
在反思中西方启蒙实践时，大多数汉语学人还滞留在现代性语境中。经过一系列话语转换，他们往往把启蒙的合法性问题转换为精英－大众的关系问题，仿佛启蒙就意味着大众与精英的对峙。这种立论既未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没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其合法性本身就是可疑的。传统启蒙叙事本来就属于现代性语境，试图以现代性之矛来攻现代性之盾，其结果可想而知。与此类言说策略相比，依托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似乎更为激进和时尚。自上个世纪后半叶起，去中心、深度模式削平、游戏之类词语曾广泛流行于汉语学术界。部分学人以相应原则解构启蒙叙事，每每觉得自己凯歌高奏。然而，这种任性的解构虽然可以松解僵硬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法则，却无法提出任何建设性的主张。面对一大片词语的瓦砾，人们难免会有无家可归之感。于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很快就成为解构的对象，甚至沦落为被戏仿和嘲弄的“后学”。
由此可见，要真正反思启蒙叙事的局限，我们就必须以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方式走出现代性的话语疆域。这正是《第二次启蒙》的建构原则。它所隶属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不主张对现代性进行打补丁式的修正，而是要求人们走出现代性的疆域，创造真正后现代的后现代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虽然要“吸收现代性的优点”，但必须拥有告别现代性的勇气和艺术。正是基于这种立场，《第二次启蒙》的作者全面揭示了现代性的风险，敞开了隶属于现代性语境的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局限。
将对现有启蒙话语的反思置于对现代性的批判性省察中，此乃《第二次启蒙》的基本言说策略。它不是在现代性疆域中反思启蒙话语，而是从正在生成的后现代视野中勘探启蒙话语的局限。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现代性和隶属于它的第一次启蒙运动具有一个根本性的欠缺——无论是在其西方大本营，还是在东方世界，倡导现代性话语的人们都从抽象的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出发，忽略了他者（人类内部和人类外部）的存在，故而其行动原始地蕴含着根本性的风险。从文艺复兴时期起，现代化运动就不断凸显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直至将人（抽象的）视为世界的中心和万事万物的统治者：“人成为这样一种存在者，在其中，所有存在者都在它的存在和它的真理的特性上奠定基础。”问题的关键是：谁是人？以哪种“人”为基础和尺度？什么类型的个体有权言说“真理的特性”？对此，人们通常在两个层面上寻求答案：其一，面对非人类存在时，主体会被定义为人（类）；其二，涉及人类内部的权力分配时，主体则被等同于特定人群和个体。由于现代性运动始于西方并通过西方的殖民运动开始其最初的扩展，因此，早期现代性话语中的主体首先被界定为西方人。第一个答案已经普遍为人所知，而第二个层面的秘密则尚未完全敞开。为了反思现代性和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局限，本书作者全面揭示了启蒙运动与种族主义的关系，发现康德等重要的思想家都曾坚信以种族为单位的等级制。这种“没有他者的启蒙”非但不可能通向人的普遍解放，而且会形成对自然和他人的双重压制。在发现了上述秘密以后，两位作者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归结为“霸道”。怀有“霸道”之心的西方人以为经过艰难而壮丽的航程之后，自己所守持的“道”会扩展到整个地球表面，衍生出一个均质的理想世界。然而，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霸道”都会使他者的“道”受到挤压和威胁。这显然意味着毁灭性的危险。对于现代性风险的揭示，无疑是《第二次启蒙》的重点。在长达八页的导言中，作者就指出了现代性的霸道所造就的社会危机、生态危机、信仰危机。具体来讲，上述危机源于：1、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2、对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3、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4、对科学的盲目崇拜；5、对理性的过分迷信；6、对自由的单向度阐释；7、对民主的均质化理解。这七点都衍生自现代性的基本逻辑，不可能在现代性场域内获得克服。人类目前应该做的不是将现代化进行到底，而是建设性地进行后现代转折。
走向第二次启蒙：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的超越动姿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怀特海将世界理解为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受他影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致力于提出创造性的图式、路径、方案。在阐释第二次启蒙时，本书显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所特有的超越品格。
启蒙是个动作，动作总属于某个主体，因此，对第一次启蒙的超越必然显现在主体维度。恰如怀特海所言，“哲学是人类通过意识到其主体性的原初超越品格而进行的自我纠正”。由于现代化和第一次启蒙的原初主体是西方人，故而对其超越必然要求我们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在本书中，作者明确指出新启蒙的主体是所有人类个体，应该向所有文化形态开放：“与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郁的第一次启蒙一边倒，只拥抱西方文化不同，第二次启蒙则既向东方开放，也向西方开放，它是东西方最优秀智慧的创造性整合。”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哲学基础是主体性（subjectivity）理念，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基本原则就是实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承认其他存在者的主体性是怀特海过程哲学的重要特征。在《过程与实在》所建构出的宏大宇宙论体系中，所有实际存在物都被视为创造者，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主体。受此影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普遍推崇大主体观：“万事万物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类也不例外。”在这种大主体观中，万事万物都具有主体－客体的双重身份，任何人都必须在实现自己主体性的同时承认他者的主体性。与此相应，第二次启蒙是“承认他者的启蒙”，其目标是建构真正后现代的后现代世界。
在阐释第二次启蒙的目标时，作者提出了七点具体主张：（1）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2）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推重文化互补意识；（3）挑战划一思维，欣赏多元之美；（4）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5）扬弃均质思维，走向道义民主；（6）挑战霸道科学，走向厚道科学；（7）超越纯粹理性，呼唤审美智慧。这七点主张均体现了主体间性原则，展示了向他者开放的后现代动姿。因强调人类内部的主体间性，第二次启蒙要求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挑战划一思维和均质思维，努力呈现差异之美。由于重视人类主体和非人类主体的互动，它又力图解构人类中心论、霸道科学、纯粹理性，倡导生态意识。这两种动姿都指向可能给人类带来希望的“另一条道路”。在作者看来，描绘不同于第一次启蒙和现代化理念的新世界蓝图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尽快进行——第一次启蒙从理性出发，但其对理性的定义、理解、阐释却是成问题的，因此，整个现代性大厦都面临着根本性危机；这个危机倘若不消除，人类或许会没有明天。当康德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性”界定为启蒙运动的口号时，理性已经悄然登上神位。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而对理性的审判却是缺席的，于是，对理性的信赖便通向新的暴政。其实，理性思维归根结底是某些人的理性思维，某些人的理性思维不可能不具有局限，将某些人的理性思维推向神位必然妨碍他者的自由。由西方人最早弘扬的现代理性思维固然具有解放功能，但也具有诸多局限——如排他性、单元化、急功近利性，等等。本书作者力图以主体间性代替主体性原则，以多元蓝图代替统一的规划，以对话代替独白，就是为了超越现代理性的局限而吸取其精华。对“另一条道路”的言说是其介入世界创造洪流的具体方式，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和智慧。
恰如现代性话语对应着一系列社会方案，《第二次启蒙》也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亮出了全景式的世界蓝图，其话题几乎涉及社会生活——法律、政治、科学、农业、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尽管如此宏大的新启蒙计划和后现代蓝图会授人以“解构”之柄，但作者将“思之勇气”与主体间性原则结合起来，所提出的方案均具有鲜明的利他性。针对第一次启蒙欠缺“他者意识”的不足，他们所提出的方案都突出了他者的地位。尤其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他者”并不局限于人类，而且涵括其他物种成员。在论述后现代农业、后现代工业、后现代商业、后现代生活方式时，他们明确承认非人类生命的主体性，要求人类为所有生命的福祉负责。为了敞开其他物种的权利问题，两位学人还专门与《生态民主》的著者罗伊·莫里森通信，询问其对“生态民主”的最新定义。在借鉴莫里森等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们发现生态民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视自然为道德主体。与此相应，“生态沟通”等概念也受到作者的推崇。正是出于这种泛爱众生的立场，《第二次启蒙》所倡导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均以“合生”为基调。即使所论述的是人权和民主等似乎与自然无关的话题，作者也强调其人与其他物种的“合生”路径。这种立场天然地意味着创造性，使他们赋予传统概念以新的内涵。例如，怎样对待民主是人们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所涉及的难点令许多前卫知识分子也颇为头痛，而坚持“合生”原则的他们却发现答案并不难给出：１．民主体制使诸多草根个体获得了发言和实现权利的机会，从根本上说符合“合生”原则；２．当下民主制度（主要是西式民主）尚不完善，具有道义缺席、过度推崇竞争、个人主义色彩浓厚、均质化等重要缺陷，但罪不在民主本身，而在于它的现有形态尚未充分顾及“他者”的声音、权利、主体性；３．为了克服上述欠缺，我们应该走向“后现代民主”，建构出充分尊重差异、拥有道德底蕴、强调他者利益的多元民主、道义民主、协商民主、和谐民主、生态民主、全球民主。比之于或照搬西式民主或拒斥民主的二元对立思维，《第二次启蒙》所提出的方案无疑更具涵括性和建设性。无论这些方案能否变成现实，它所显现出的“超越动姿”都值得我们珍视。
启蒙是永远的开始：一个尝试性的评论
作为自我去蔽、自我照亮、自我超越的努力，启蒙注定是人类要不断重启的动作。它不断敞开人的局限，推动我们所属的物种走向新的地平线。任何揭示局限的努力都有其局限，因此，对启蒙的启蒙也就是必要之事。人只要依然站立于大地之上、天空之下、宇宙之中，那么，他就是未完成的，就仍需要不断保持自我启蒙的动姿。
第二次启蒙是对第一次启蒙的反思和修正。第一次启蒙的根本局限是它聚焦于“伟大的英雄、伟大的冒险、伟大的航程以及伟大的目标”而忽略了自身的合法性，以至于“为了宇宙安宁而奋斗”的知识英雄们造就出新的危机（人类学危机和生态危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发现了第一次启蒙的合法性困境，但其消极品格却注定了它无力完成对启蒙的启蒙。在这种情况下，倡导合生、求新、创造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站了出来，推动第二次启蒙和后现代转折，实际上是自觉地承担“天命”。他们之所以有此自信，并不在于他们天赋异人，而在于拥有过程哲学的法宝——追求现实和理论中的合生。作为过程哲学的创始人，怀特海认为“没有两个实际存在物源于完全相同的宇宙”。既然个体的世界各不相同，那么，追求“合生”就是最好的选择。从《第二次启蒙》所标画的前景来看，其作者追求的恰恰是“合生”之境。在处理不同维度的“合生”问题时，作者恰当地敞开了问题本身的逻辑，所给出的答案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的智慧：在历时性维度，他们强调“过去”只能被整合到“现在”之中并在“现在”获得继续存在的机缘；共时性层面涉及的是实存主体，只能践行对话、协商、合作的原则而不能以一个主体吞没其他主体。由于对历史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进行了恰当的区分，许多困扰汉语学人已久的问题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野中获得了答案：将过去“合”于当下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保存现代概念精华”的同时“克服其消极倾向”，不断赋予其以新的意义；共时性主体（国家主体、民族主体、个体主体）均具有当下的实在性，需要在对话、协商、合作中展示各自的长处和欠缺，因而东方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均应舍弃，让位于尊重地方性的世界主义；由于共时性主体也处于流变中，故而我们又应在扬弃过去的前提下筹划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未来。由于有了这种逻辑前提，作者才能全面阐释第二次启蒙的目标，标画真正后现代的后现代图景，显现出宏大的建构气魄。
当然，正如第一次启蒙最终成了启蒙的对象，第二次启蒙也必将如此。没有任何话语体系能够反映自身的全部可能性，所有启蒙运动都难以避免地具有自己的视觉盲点。虽然第二次启蒙强调对话、合生、尊重差异，但也具有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局限。为了凸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积极品格，作者标画出一个全景式的解决方案。在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看来，这种全景式方案无疑属于宏大叙事，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与之相应的风险。比如，它试图以“共同体中的人”代替“市场中的主体”就又涉及总体性和个体性之辩——强调共同体的整体性会不会导向新的“霸道”？又如，为了凸显行动的有效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万物中“有些比起其他的具有更大的内在价值”，则牵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谁来裁决个体价值的高下？是人吗？如果是人，那么，这样做会不会通向新的人类中心主义？倘若它需要人和自然的协商，对话的具体机制如何？或者说，在外面没有能力破译自然的“方言”之前，协商是否仅仅是一种善意的态度？没有实际效果的跨物种协商会不会遮蔽人类自决的实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试图做出全称判断时，反例——另一种可能性——已经在字里行间显现出来。这证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警惕不无根据：任何宏大叙事都意味着整合，都意味着试图将无限涵括于有限中，因而有可能通向新的中心化和等级制。本书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点，因而不断强调第二次启蒙的觉他性、对话性、开放性、未完成性。作为人类自我去蔽的当下努力，第二次启蒙将不断地将建构与解构、坚持和去执、创造和反思结合起来。不过，由于建构意图和篇幅所限，作者对相应风险的论述尚未来得及展开。单就本书的目前形态而言，阐释新启蒙和后现代转折的风险并非其重点。或许，他们将在新的著作中表达对第二次启蒙的反思。对此，包括我在内的读者都充满期待之情。
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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