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子云：初入哈尔滨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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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10-20 15:22
在述及半个多世纪前那场伟大解放的时候，人们更容易把1947年的石家庄或1948年的沈阳，作为中国共产党掌控并治理大城市的开端。
而在遥远的北国、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共产党于1946年4月就执掌了政权，此时距全面内战爆发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与战略反攻后被解放的大城市不同，1946年的哈尔滨所面临的，不仅是从满目疮痍中“复活”的问题。
追述这段历史，可能会令人惊讶，最初涌入大城市的农民，曾想彻底“平分”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则差一点被消灭。
也许哈尔滨的解放之早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一直到1948年元旦，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才明确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使得1946年时初入哈尔滨的城市管理者，遇到了后人无法想象的困惑和压力。
不过，如同以往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总是会获得新的路径和经验。他们不仅让这座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远东大都市“起死回生”，还让它焕发出巨大的力量，甚至成为一个新政权的城市治理样板。
从那时起，来自东北的源源不断的资源，成为推动人民解放军不断向南的动力。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不仅哈尔滨的模式在沈阳、天津、北平、上海得以复制，其原则和框架甚至成为建立新国家的参考之一。
《望东方周刊》选择了这座城市解放后的第一位领导者---市委书记钟子云，作为重回历史现场的切入点。从他在1946年后的际遇，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政党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一个国家从战火离乱、依赖农耕到向现代化过渡，每一步都写满了挑战、风险、坚定与创造。
市委书记来自延安
钟子云是1945年9月初从延安启程去东北的。
他原名苏宗泉，1913年生于河北东光县一个农民之家。少年时迫于生计“闯关东”，并在那里入党。30年代初，钟子云一直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最为传奇的一次，就是用红油漆在火车站前的纪念碑上写了反日标语。
30年代后期，钟子云曾在莫斯科学习并于1938年回到延安。
日军投降后，中央决定派他到东北，这是第一批从延安派往东北的干部。为了便于和苏军交往，出发前朱德还给他授了少将军衔。与他同行的两人，后来一个成了抚顺市委书记，一个成了辽西省委副书记。
他们乘坐的飞机在张家口降落时损坏，只好换乘火车、骑马、乘汽车，抵达沈阳时已是9月下旬。钟子云受命前往哈尔滨的北满临时省委，任工委书记。
据守哈尔滨的国民党军队，坚持到了1946年春天，跟着撤退的苏军到了海参崴，最后乘轮船回到上海。
4月28日，在哈尔滨各界人士的邀请下，共产党未放一枪，重返冰城。此后，虽然解放军曾暂时退出长春和沈阳，但哈尔滨再未被放弃过。
钟子云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委，同样从关内来的刘达任市长。
“他这个人，性格有些内向，话不多。但性格很倔强，敢于说话，反对上级的错误路线。”后来曾与钟子云在煤炭部共事的成善一告诉本刊记者。“文革”后，成善一曾多次向钟子云了解他解放前的经历，并在钟子云去世后根据这些谈话完成了他的传记。
30年代末，有一次上级以内奸罪名要处置抗联里的一个朝鲜族干部。钟子云拖着命令没下发，而是把这个干部派到敌后。最后以无法控制为借口，使他躲过了一劫。解放后，这位已是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干部来中国访问，要见时任煤炭部副部长的钟子云。
“他见了一次，第二次就拒绝了。”成善一说，钟子云觉得当初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钟子云向成善一讲起的另一段经历是：他在冀东同日军作战，子弹自鼻子下边打进去，从后颈穿出。钟倒在尸体堆里，日军逐个检验，认为他已经死了。而他却最终逃生。
“讲这些惊心动魄的往事，他没有什么形容词，平静得很。”成善一回忆说，后来他给钟子云做传，就用了《九死一生钟子云》这个书名。
吃鸡、吃蛋，还是吃鸡腿
虽然再没有枪林弹雨，但1946年的哈尔滨对于钟子云和他的同志们来讲是一个新考验。
到40年代中期，哈尔滨经过沙俄和日本人的数十年经营，已成为东北亚重要的商业、外贸中心，大商店可以直接从国外进口货物，并向全东北中小城市批发。
但据第一任市长刘达回忆，他们刚进入时“哈市商业萧条到了顶点”，战争使交通中断，货物没有来源。最大的同记商场卖的礼帽，原来进货只有一两元钱，当时已经涨到20多元。一些干部要求把涨上来的部分分掉。
据钟子云后来回忆，进城后工人在工会领导下争取民主地位，但也出现乱打、乱斗资本家的情况，有些资本家甚至被关押起来。
有的人主张采取革命的办法，将城市管理系统彻底砸碎，甚至把工人组织起来冲击派出所和其他市政府机关。
1946年7月，在钟子云的坚持下，哈尔滨市委发出了《关于哈市的工作方针》。其中说，不能用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主义的办法应对城市工商业，“总之在一切方面必须十分注意保护工商业之发展，否则将自己毁灭自己。”
这份文件甚至还提到，必须严格注意法治精神，用法治来具体表现民主政治，“主要意思是说对于涉及任何人的人权财权的处理，必须经过政府之判决。”
然而，工人和资本家似乎很难和平共处。
1946年秋天，国民党切断了哈尔滨主要电源小丰满电站的供电，导致城市用电困难。
哈尔滨市委决定，尽量保证生产供电，结果引起很多领导和部队的不满，特别是对于向私人大企业供电。许多人因此闹到市委，指责市委有电不给自己的机关部队，而是给资本家的工厂商店，是阶级立场问题。
据钟子云回忆，《方针》出台后，市委内部有人就不赞成，“上级机关意见也不一致。”
1946年6月，东北局迁到哈尔滨并进行调整。林彪任书记、民主联军总司令及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和陈云任副书记兼副政委，高岗同时任秘书长。
林彪和罗荣桓主要负责部队工作，不过对地方工作，林彪提出东北局要实行秘书长专政。
钟子云虽然也经常向林、罗请示汇报，但市委的主要工作是与彭真和高岗打交道。
之前一直领导东北局的彭真是支持钟子云的。1946年7月，彭真在市委机关干部会议上讲话：“工商业没有恢复和发展，就过多地提高工资，这是失败的经验。”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及抗日战争时的冀中，都曾遭遇教训。
当时在哈尔滨的领导干部有个比喻：对资本主义是吃蛋还是吃鸡？
彭真多次在工人集会上讲，只能吃蛋。但还是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吃一条鸡大腿。
到省城“扫堂子”
据解放后担任哈尔滨市长的饶斌回忆，他于1947年10月抵达哈尔滨时，市委扩大会议仍在讨论“一切权力归工会”到底对不对。
有关工人和资本家的问题还未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又浮了上来。
早在1945年底，北满的土地改革就从伪奸分子的土地上开始，其力度与速度，正如周立波形容的“暴风骤雨”般席卷黑土地。当时主抓这项工作的，正是高岗。
东北土地改革的一个特征是“扫堂子”，即农民斗争地主后，清算其浮财，房屋里的东西全都拿干净。而且允许各村互相“扫”，农民往往成群结队坐在胶皮轮的大车上，携带武器逐村“扫”过。
在东北，与关内不同的是城市资本家多在农村经营土地，特别在日伪时期，城市经营不安全，很多人就把资本放在农村购买土地出租。
此外，哈尔滨主要是粮油加工业和皮革业，资本家从农村购进粮食、大豆和毛皮等进行加工生产。农民认为这是经济剥削行为，应该清算。
特别是在农村土改告一段落之后，“扫堂子”的目标转向了城市。
1947年秋天，农民冲进哈尔滨附近的呼兰县县城，扫荡私人工商业。次日，县城几乎无一家商户开张，有点钱的都跑到了哈尔滨。政府只好组织了一些油盐等当地无法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运过去。
但农民的行为得到了一些干部的认可。
当时省委的一位领导把刘达叫去，开口就问：“你估计哈尔滨能挖出多少财宝？”刘达说，很难估计，因为资本家和地主不一样，他们总是希望资金周转越快越好，不会埋在地下。
这位领导用安排工作的口吻说，你给我准备400人的住处。他告诉刘达已经在农村选了一批积极分子来哈尔滨挖财宝。
据钟子云后来告诉成善一，当时打算进入哈尔滨“扫堂子”的农民有上千辆大车。军队和公安人员按照市委指示，堵在郊区，与农民对峙。但还是有一些农民进了城区，一度想带走全国闻名的商业资本家武百祥。
因为不让农民进城，高岗特意把钟子云叫去谈话。此前，他们在清算资本家、是否彻底砸烂市政系统等问题上已经有过争论。
钟子云对他说，农民名义上是抓地主，实际是要进城扫浮财，抢东西，对于这种做法，要讲政策。
高岗说，群众运动中有些过激行动在所难免，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就是政策。
钟子云据理力争，高岗就说他“右倾”。钟子云说，如果东北局支持农民这么做，就请东北局下个命令，哈尔滨市委照办。
但当时东北局大多数领导都是支持哈尔滨市委决定的。
最后规定，凡农民进城搞清算，一定要经过公安局许可，并把情况说清楚，如找谁、有多大剥削、什么时间等等。最后往往算一笔钱给农民。
留鸡下蛋
在城市管理的争论中，1946年7月，按照中共七大的原则，哈尔滨召开了临时参议会选举。
早在1937年，陕甘宁边区就开展过民主选举。然而，在阶层结构复杂的大城市进行选举，还是第一次，诸如选举方针、如何操作都没有先例。
这次选举的条例中没有使用日后常见的“人民”，而是用了和“公民”相近的词汇---“国民”。
选举采用推举方式，以各职业人民团体为单位进行推选，如部队、工人、妇女界、文化界、农民等等。最后以商业实业团体代表最多，高于工人、农民。
临时参议会通过了《哈尔滨施政纲领》，其中言明，除公安机关依法拘捕外，任何机关不得捕人，以保障人身之自由。此外则规定，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
钟子云在临时参议会大会上讲话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哈尔滨施政纲领》是中共七大后第一个体现“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地方治理文件。两个月后，东北各省联席代表会议通过《东北各省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其中很多原则和内容直接来源于《哈尔滨施政纲领》。及至后来华北解放区的宪政立法，也保留了这个框架，并最终成为新中国宪政立法的重要源头。
选举后，外科医生张柏岩成为哈尔滨市卫生局长，原哈尔滨银行经理何治安为市财政局长，哈工大教授邓恩诚为市建设局长。
然而，在中央对于未来国家的设想最终定案之前，走哪条道路仍是焦点。
据饶斌回忆，当时东北出现一种说法，认为东北国营经济比重大，私营经济无足轻重，加上城市人口比例高，可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这样东北相对全国来说，成为一种特殊现象，即“东北特殊论”。
饶斌后来根据哈尔滨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时，有意在扶持民族资产阶级方面说了几句，结果被东北局的一些领导认为是“右倾”，并在后来又受到批判。
1948年元旦，《东北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刘达回忆：“其中有关城市政策的论述，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市政府连着发布了两个保护工商业的条例。
1948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提到：“必须避免对一切中小工商者采取任何冒险的政策。”
团结工商业的行为得到了回报。1947年，哈尔滨承担了大量火炮生产任务，各私营企业中的精密机床集中起来，由资本家以机器入股，组成了三个联合加工厂，高峰时承担军工任务的机床，占全市的70%。
1947、1948两年生产六零炮2300多门、炮弹27万多发以及大量其他型号火炮和弹药。
为了组织生产被服，集中了全市服装业的缝纫机。两年生产单军服64万套，棉军服大衣约百万套，各种鞋超过100万双，棉皮帽76万顶。
1949年军工任务开始减少。联合加工厂把股东请来，聚餐分红，然后宣布工厂解散，股东带回自己的机器和工人。仅在解放东北全境的斗争中，哈尔滨就动员40亿东北币投入支援。
斗争还是不斗争
不过在东北全境解放之前，1947年冬，东北局改组了哈尔滨市委。钟子云降为第一副书记，刘达被免职，到东北农学院当院长。
钟子云后来回忆说，重要原因是东北局的一些领导人，对市委执行有关方针、政策有很大意见，争论得很激烈。
在此之前，钟、刘等人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有一次建设局未经批准斗争工程师，如果制止就会落上“反对工人运动”的帽子。刘达想来想去，还是亲自参加了斗争会。他开头就讲明，必须有证据，同时不准动手动脚。工人们就没什么发言积极性了。
后来终于有一个工人站起来，要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交出工作证。刘又讲，问题未弄清以前，不能收工作证，要收也是市政府的事情。
有领导甚至问刘达，盖房子是否非有工程师不可？刘说，修修补补也许可以，盖房子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工程师，特别是盖大房子。
1948年10月，林彪率东野入关，不久陈云、彭真也先后调往关内。钟子云则被派到辽宁的煤矿城市阜新任市委书记。
不过，在战略反攻后的城市接管工作中，再也没有遇到这样激烈公开的争论，工商业被明确为城市的基础。
当初在东北局支持钟子云的两位领导---陈云、彭真，保持了沈阳和北平的正常运行。对他们来讲，自己的想法早在哈尔滨就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而直到1952年“三反”、“五反”，东北局还多次派调查团到阜新检查工作，要“顺藤摸瓜抓大的”。1953年，钟子云主动辞职，称自己犯有“右倾”错误。他被调到中国矿业学院任副院长，两年后，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1966年，煤炭部被“造反派”攻陷，部长张霖之身亡，钟子云被捕。1971年出狱后，成善一问及他的感受。钟子云说，前几年反复追问他怎样追随高岗反对林彪，以后又追问他怎样追随林彪反对毛主席，这时他就预感到形势发生了大变化。
成善一建议他写一写“抗联”的故事，钟子云说：“我这一生尽是走麦城了，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1998年，已经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退下来的钟子云仍写信给党中央，对某市的一些具体工作提出意见。这封信由中央主要领导进行了批示，并转全体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阅示”。
当批示转下来时，钟子云已病重入院，昏迷不醒。1999年3月17日，这个最初执政哈尔滨的共产党员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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