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风敦厚 学贯中西——怀念王传纶老师

　　9月13日，传纶老师突然辞世，让人痛悼不已。9月9日中午在“江南赋”餐厅过教师节，贝多广是召集人，主题是请黄达王传纶两位先生吃饭，小范围主力是传纶老师的学生李扬、高培勇、瞿强、王军等，黄达老师的学生只有我和陈雨露参加。那天中午，黄达老师早早就到了，贝多广最后到场的，他脸色沉重地说：“王老师便秘几天了，一直躺在床上，今天实在来不了了。”于是我们在开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讨论王传纶老师的病情及如何送院医治的问题。我记得大家一致的分析结论是：小病，需要的只是立即选一家医院送过去。雨露当即表态：哪家医院好就送哪家医院，不要考虑费用问题。那天，我给黄达老师带了一瓶红酒和几盒茶叶，亦给王传纶老师带了一纸兜崂山茶，这是每次见面他都跟我要的绿茶。那天饭后，把茶叶交给瞿强转交时，我特别强调“这是王老师点名要的绿茶，你哪天去王老师家时给他送过去。”当时高培勇感慨：“王老师点名要的？他怎么从来不朝我要东西？”瞿强也附和说“是啊，从来不跟我们要东西”，高和瞿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看来老师和第一代学生感情就是不一样！”

　　1985年，我和邓乐平、周慕冰、贝多广一起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攻读博士学位，贝多广师从王传纶老师，我和邓、周师从黄达老师。当年博士生很少，我们算是中国金融学专业和财政学专业的第一辈博士研究生（和贝多广同届的还有许毅名下的刘桂苏）。我们一入学，黄达老师就宣布：“我和王老师建个合作社，一起带你们，以后就一起上课，一起活动。”当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是袁宝华，黄老师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所以上课座谈都要挤时间，我记得第一学期我们差不多每周都搞一次集体活动。到了第二学期，传纶老师除了为我们四人讲授《西方经济学》外，还请来了美国的金融学名教授约翰·格利给我们搞了一次讲座。之后就是论文开题忙活写论文这些事了。

　　传纶老师早年就读西南联大，后到英国留学，留学时间与钱荣堃老师大致前后，当年黄老师问王老师：“钱荣堃是庚款留学生，你是吗？”王老师当时答曰：“我和钱荣堃批次差不多，但人家是庚款，我不是，他们的条件要优厚得多。”传纶老师说话永远是轻声细语有如和煦春风，但学贯中西。前几年的某一天，我去黄达老师家串门，谈起传纶老师，黄老师评价说：“王老师直到现在还一直在跟踪国外研究进展，功底深厚，放眼人大全校，年轻人中没有一个人具备王老师这样的水平和功力。”2011年12月31日，金融教育基金会向王传纶老师颁发“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传纶老师获奖，突出贡献人是王广谦，那是在2011年11月8日晚刘鸿儒老师请首都金融10名中青年专家吃饭时广谦首先发言强力推荐的结果，我当时在场，刘鸿儒老师听广谦发言后的第一反应是：“王传纶老师水平确实高！”遂果断拍板定下材料准备、发奖日期等事宜。

　　传纶老师不仅学问好，为人亦正直善良。2002年传纶老师80岁生日时，天津财大教授王亘坚在发言时讲了一件事：1957年，人大财金系搞反右把我抓成了右派，当时很多人大会小会批我，还有很多人保持沉默观望，只有王传纶老师写了一封大字报贴到墙上，标题是：“王亘坚是老实人”。我听王亘坚发言时心中的感慨难以名状，传纶老师风度翩翩和风细语的外表下藏着的是正直无畏侠肝义胆，在当年政治运动横扫一切的年代里，仅这一件事儿就足以把多少人盖了下去。

　　传纶老师也是我的恩人，我评正研究员和博导时传纶老师都是推荐人之一（另一位推荐人是周升业老师）。2012年4月22日，是王传纶老师的90大寿，周明德做东在燕西台搞了一次简朴紧凑的庆生活动，传纶老师的学生为主体，黄达老师亲自参加，我和周慕冰、陈雨露、洪崎作为旁系代表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宴会上，周明德搬来几纸箱用镀银镜框镶嵌好的传纶老师的标准照，照片中传纶老师目光慈祥沉静。我回到家中和老婆说：“这张照片我看了有一种不详的感觉。”老婆生气地说我“你乌鸦嘴。”那天的生日宴会上，传纶老师和我握手时笑呵呵地问：“又给我拿崂山茶了吗？”我说“拿了4包，够喝一阵子了”，随即把生日礼物裱好的两轴书法作品展示给他看，一轴为“儒风敦厚”，另一轴为“脚踏东西文化，手写中英文章”，传纶老师和黄达老师看着我写的这两幅字都非常高兴。

　　传纶老师除本人的学术贡献外，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他在成就人大财政金融专业学科霸主地位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人大金融以黄达老师为首公认为中国第一，财政专业由陈共老师领头，主导地位亦不容置疑，传纶老师一直在与世界接轨方面起着后盾和保障作用——无论金融还是财政专业。这个从学科建设角度看传纶老师地位和作用的观点是我于10年前，即传纶老师80岁生日庆祝大会上说的，那天，我患重感冒参会，讲了约20分钟，我刚讲完，黄达老师就竖起大拇指说：“松奇讲得对！讲得好！人大金融为什么强，就是因为在我背后有王老师！”1988年教育部搞10本财经类核心教程，全国招标，人民大学通过体系设计投标争得了5本（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财政学由陈共老师牵头，陈共老师当然功推第一，写作出力较多的是李扬、解学智，体系设计修改意见提得最多的则是传纶老师，他对体系初稿的每一章内容都提出了精到的修改意见，这是1988年8月上旬在旅顺开会讨论确定最终体系时我在场看到的事实。王老师一生低调，不争名利，他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默默起支撑作用的角色上，在人大财政金融学科建设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这种人物，过去独一无二，将来后人们也难以企及。黄达老师对王老师的评价历来只有8个字：“真有学问，有真学问。”传纶老师在道德学问方面是我终生的榜样。

　　写于2012年10月3日晨

　　王松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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