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曲线牵扯千年兴衰
- 来源:投资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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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3-17 15:18
1279年，在元军的猛攻之下，雷州失守，逃至崖山的赵昺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当元军的撕杀声渐行渐近时，丞相陆秀夫毅然负上8岁幼主赵昺，面向大海，纵身一跃，自此南宋灭。
300多年后的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克北京外城，次日凌晨，崇祯帝朱由检在极度悔恨之中自缢煤山，明朝亡。
不管是南宋赵昺，还是明末崇祯，他们可能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葬送了他们的大好河山。
穿越千年的历史薄雾，重温这些王朝更迭的悲剧结局，看似刀光剑影的力量对决，背后都有一条神秘的税负曲线，勾勒出王朝大致相同的兴衰轨迹：
立国之初，吸取前朝教训，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人民安居乐业，府库充盈殷实，并达盛世状况；盛世之时，享乐奢靡之风日盛，官府消耗逐年猛增，税负也就水涨船高，人民开始不堪重负；盛世之后，官府开始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以致税收枯竭，民不聊生，直至灭亡。
税负松紧看兴衰
作为维系王朝运转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税负之松紧，不但是国家兴衰的晴雨表，也是万民苦乐的温度计。
赵宋之殇，朱明之亡，原因杂陈，而其中一个关键，正是明末黄宗羲所说的“税负积累莫返之弊”，也即当代学者秦晖据此总结的“黄宗羲定律”：封建王朝千年以来，均通过并税式改革来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
某种意义上，税负松紧的历史，其实就是另一部王朝的兴衰史。
回到千年前大宋立国之初。赵匡胤的迅速崛起，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但经历半个世纪的动荡，整个社会遭到摧残，经济凋敝，即便有如赵匡胤这样的创世雄主，也未能彻底杜绝边患，改变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赵匡胤之后，伴随西夏、辽、金的不断入侵，宋朝需要缴纳的岁币也逐渐加码，加上朝廷用度极其奢靡浮华，其财政收入也从北宋中期的6千万贯，迅速发展到南宋时期的1亿贯以上。这一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虽然部分原因可归结为宋朝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老百姓税负不断加重的史实。
相关数据显示，不管是土地还是人口，南宋总体上都不如北宋。相比北宋，南宋的土地减少了1/3，税收却增加了2/3， 之所以“地少人少税多”，税种的增多和税负的加重显然是“罪魁祸首”。对于宋朝的杂税繁多，朱熹甚至称古来刻剥百姓的办法，本朝（南宋）全有。
朱明之兴亡，同样可以在税负松紧中管窥一二。14世纪到17世纪的大明王朝，依然是个农业国家，国家财政主要依赖田赋。但其开国后，却出台了一些很不合理的免税制度，即藩王、皇室成员、功臣等受赐的土地均免除赋税和差役。
现代税制的免税，或鼓励生产，或刺激消费，或倾向弱势，或保护环境。但大明王朝的免税政策却只保护了王侯公卿，而没有充分体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享受免税特权的集团也就越来越庞大。据有关资料介绍，享受宗禄的宗室人数洪武初为58人，嘉靖年间增至28840人，不到200年增加近500倍。
这一庞大的利益集团，不但享受着免税的特殊待遇，随着王朝的衰弱，他们还将吸血巨管插进了老百姓羸弱的身子。当财政日益窘迫时，大明王朝绞尽脑汁，最后亦只有增加税负一途：万历年间，满族起于白山黑水，辽东战事频仍，财政危机骤至，朝廷遂征“辽饷”。
但其税负的增加，非但未能拒敌于关外，反而激起民变。崇祯年间，农民起义蜂起，朝廷为“练兵剿贼”，又开征“剿饷”和“练饷”。
这种毫无章法和穷凶极恶的取财之道，不但得罪了大多数百姓官绅，而且还激化了社会矛盾，动摇了国家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税负的轻重好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左右着国家兴衰。1644年，横征暴敛的崇祯一朝，最终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轰然倒下。
翻开历史，因加重税负而加剧衰亡的，从秦汉的租赋到晚唐的两税法再到宋朝的免役法，类似的悲剧命运，又何止朱明一家。
财政危机“富国”策
在经济学家熊彼特看来，财政税负的历史，不但使人们能够洞察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还能洞察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他认为：“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财政政策的危机……”
诚哉斯言！
面对走向衰亡的命运，不管是晚唐的杨炎，还是北宋的王安石，抑或明朝的张居正和倪元路，他们都曾围绕税负这一核心问题努力过——革新、变法、改制，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但这种周期性衰亡的历史宿命，依然在他们的帝国重演。
从税负的角度审视，某种程度上，它们之所以周期性地兴亡废替，之所以“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正是因为陷入了“黄宗羲定律”这个漩涡。
但在“黄宗羲定律”的背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在左右着这个怪圈，使其始终挥之不去呢？
距今940年的“王安石变法”，或许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
1069年，为缓解财政危机，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拉开了他“富国强兵”的变法大幕。就内容而言，即便以当今诸法论之，王安石变法也不乏先进一面，不管是免役法、青苗法，还是市易法，都有现代金融的影子。诚如黄仁宇在论及该变法时所说：“早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宋朝）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
如此先进的变法为何却以失败告终？其中关键，除了当时官僚体制的强大羁绊之外，从王安石变法的动机分析，其主要目的还只是停留在增加朝廷赋税上，即其所谓的“富国强兵”，而非“富民强民”。
这种“放水养鱼”似的变法革新，即便可收一时休养生息之效，但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能够捞到更多更肥美的鱼儿。如此变法，自然无法真正与民生息，更无法长治久安。
1085年，王安石变法终因农民不堪重负而告失败，使其“富国”不成，“强兵”更加无望。当然，王安石的悲剧，也正是他“只富国不富民”改革的恶果。
打开更为广阔的历史视线，细究历代的多次变法，情况同样如此。不管是晚唐的“两税法”，明朝中后期的“一条鞭法”，以及清朝的“摊丁入亩”，从变法动机而论，与王安石变法并无二样，均是“富国”之策，而非“富民”之举，更无增进百姓生活水平之意。
税负怪圈待突破
按照现在的经济学理论，一般情况下，富国必先富民，只有国民富裕了，才有充足的税收来源和旺盛的消费需求，进而长久地增进国力，形成良性循环。
如此道理，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多有所察。他们应当知道“富民”的重要性，也深知陷入“黄宗羲定律”的危害。但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当面对财政压力的时候，为什么最后都成了糊涂蛋，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只富国不富民”的税负变革路径？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所谓的盛世，但每个盛世最后又都沦为衰落的起点。一种分析认为，在每个朝代的生息时代，社会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在社会经济开始好转的时候就需要再分配，而政治被垄断在权贵阶层手里，分配的天平就不可避免地倒向他们。当社会财富基本瓜分完毕的时候，所谓的盛世，也就变成了衰落的开始。
从这个维度理解，朝廷之所以“只富国不富民”，究其实质并非“只富国”，而是“只富权贵”，只是以“富国”为幌子达 “肥私”之目的，至少在客观上都走向了“肥私”的终点。而最后的结局是，极少数权贵中饱私囊，富可敌国，而大多数老百姓，则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国家也同时走向凋敝破败。
1644年，崇祯十七年，当李自成快要攻破北京的时候，农民已经无粮无钱可征，但崇祯朝的那些皇亲国戚以及各色官僚，却如铁公鸡般一毛不拔，至死都不愿捐钱挽救危亡。
何止大明王朝，两千年封建王朝里，那条不断上扬的税负曲线，都正好与当朝权贵的财富膨胀同向运动，而王朝的兴衰，则与之背离。而在这个税负和财富分配的怪圈背后，则隐藏着更为根本的政府治理问题，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兴亡废替，基本上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政府治理，不管是税制结构，还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分配关系，关键一条就是“财富如何分配”，国家又如何调控这种分配，也即财政税收之道。
一般情况下，要达到“善治”，国家必须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实现让社会能够承受的财富公平分配。否则，税负和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必然成为“黄宗羲定律”永不停息的动力，王朝的兴衰废替，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铁律。
古代的王朝更迭如此，进入现代社会的经济危机，同样印证了这一逻辑：税负不公，分配失衡，大部分人失去消费能力，有效需求变得不足，继而产能过剩，最后爆发危机——从1825年开始的第一次全球意义的经济危机，到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风暴，概莫能外。
《投资者报》评论员 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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