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挑战GDP
- 来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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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1-22 09:57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张旭
今年9月，法国总统萨科齐，这位英、美媒体眼中“从不知错的博学家”，再次遭到了美国人的冷嘲热讽。其原因在于萨科齐认为当今世界已在发展问题上陷入“GDP拜物教”；而法国，则将通过对国民经济统计方式的改革，即在衡量经济表现时引入国民“快乐指数”来改变这种状况。
萨科齐此言一出，立即招致“不可原谅的离奇”、“愚蠢”等评价。
“不过等一下，如果萨科齐确实意识到了某些重要的事情又当如何？”英国《独立报》评论员JohnLichfield在该报9月20日的一篇文章中问道。尽管在华尔街的金融教父们看来，萨科齐的想法实属荒谬，“但美国的《独立宣言》却把‘追求幸福和快乐’列入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对‘追求GDP’只字未提”，Lichfield如此反讽。
从这时开始，“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DomesticProduct）与“国民快乐总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的关系便再度引起广泛争论；由于萨科齐已经准备将法国人的看法变为政策，此次争论似乎就显得更具现实意义。
快乐，难道全靠GDP？
实际上，早在萨科齐公布其改革想法的两个月前，关于“快乐”和“GDP”问题的讨论就已经开始。
2009年7月，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发布了最新一期“快乐星球指数”，在对143个国家和地区居民的“预期寿命”、“生活满意度”和“环保水平”进行测评后，哥斯达黎加获称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而常年雄踞全球GDP排行榜首位的美国则仅占得第114名。位列第五的越南是亚洲唯一进入前十名的国家，越南Vietnamnet网站在评论这份榜单时称，“快乐指数”的意义就在于挑战那些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正确的发展指标，比如GDP。由于大多数人生活的终极目的是获得幸福和快乐，而非致富本身，所以用GDP衡量发展水平并不妥当。
尽管这样的分析颇有道理，但分析本身并不足以撼动支持GDP“霸道”的经济学逻辑。至少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快乐感受的提升被认为源于财富的增加，用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的指标--1993年后，GDP基本成了这类指标在全球范围内的同义语--因此便自然适用于评估人类发展的综合状况，包括幸福。
撼动这一逻辑的是事实。
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教授在对发达国家人口与经济的研究中发现，体现为收入增加的财富积累并不必然导致快乐的增长；尽管在收入增加至某一门槛水平以前，比如后来被广泛认可的年收入8000美元，收入增加与快乐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但是在跨过这一门槛之后，收入对快乐增长的影响将变得微乎其微。伊斯特林的发现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快乐并不全靠财富，其增长水平自然也无法体现在GDP指标中。
其实早在1972年，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就已深明此理，并提出了评估国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GNH。旺楚克国王的GNH包含四项具体内容：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高、文化价值的提升与保存、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善治的推行。
为提高国民快乐总值，自1980年代起，不丹开始推行全民幸福计划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事实上，尽管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不丹人的收入水平要低得多，但是为了避免生存环境遭到破坏，不丹政府一直对国外游客的数量实行严格限制，不丹人则因此得享全国约73%的森林覆盖率。
数据显示，从1984年到1998年，“贫穷”不丹的国民预期寿命提高了19岁。2008年，旺楚克国王又主动还权于民，将国体由君主制改为君主立宪制。“我们必须以更加广阔的思维去认识人类的幸福和快乐”，不丹总理吉格梅廷里说，“物质只是幸福和快乐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不能保证你以平和的心态与自然及他人融洽相处。”
能以平和的心态与自然及他人融洽相处无疑是种幸福，而在GDP指标所能衡量的东西里，显然没有此项。
2008年，不丹人均GDP在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20位；2009年的“快乐星球指数”排行榜上，不丹位列第17。
GDP遮蔽的快乐源由
然而财富之外的快乐又源自何处？
1998年，哈佛大学对257名学生和教职人员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中，研究者为参访者提供了两个选项：第一，在平均年薪水平为25000美元的地方每年挣得50000美元；第二，在平均年薪水平为20万美元的地方每年挣得10万美元。结果大约50%的人选择了第一项，即他们宁愿拿较少的年薪也希望能比周围的人富有。《纽约时报》就此项研究给出的结论是--快乐取决于人们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而非物质财富的占有水平。
“无论人们如何追求财富或其他客观条件，幸福最终还是要诉诸体验”，幸福感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邢占军解释道，“所以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人的感受，换句话说，幸福其实很主观。”
事实上，大量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证明，包括人格特质在内的各类主观因素与人的快乐感受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关性。有研究者发现，性格内向的人对事物带来的消极体验相对敏感，而外向的人则更容易获得积极体验。这意味着在面对完全相同的客观条件时，性格外向的人可能会比性格内向的人感受到更多的快乐。
即使是在那些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的情境中，比如伊斯特林的发现，主观因素似乎也对快乐感受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欲望和生活成本也有可能提高。当后者提高的速度超过前者时，人们就会产生不满足感，快乐感受自然也会因此降低。这样的推论至少大体不谬。
令人不安的是，化身为GDP膨胀的经济增长，有时甚至会给快乐感受造成损伤，比如工业发展导致环境污染，比如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再比如高负荷的工作导致健康水平下降……所有受损的东西尽管会对GDP有所贡献，但最终受损的却是人们的幸福和快乐。
GDP与GNH--相容而非对立
当很主观的“快乐指数”迫使GDP的指示功能仅通行于经济领域，而且即便如此，也难以避免GDP增长与快乐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评估经济发展效果或快乐水平的希望诉诸类似GNH的手段。这些人包括托尼布莱尔曾为英国建立国民快乐指数做了不少努力；尼古拉·萨科齐--他的改革计划目前仍是人们关注与争论的焦点；以及李明博--他在今年10月27日宣布，韩国准备创制国民快乐感受与生活质量评估指标及更多的福利政策，并称“这对韩国成为先进国家至关重要”。
针对萨科齐言论引发的GDP反思与GNH升温，9月16日的《爱尔兰时报》分析道，GDP这种从政策手段僭越为目的本身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极为粗糙的指标，对于衡量相对幸福感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不过经济学家也会发现，由于快乐感受过于主观，所以无论怎样都是难于衡量的。
实际上，早在2005年，时任加拿大统计局工业测量与分析部主任的汉斯麦辛吉就曾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指出，快乐指数永远不能代替GDP，了解如何促进快乐感受的意义在于帮助决策者完善法规。言外之意是，用GNH推翻GDP的做法同样失当。
对中国来说，这样的失当很可能会导致谬误。“我不认为GNH具有替代GDP的作用”，邢占军说，“正是由于幸福感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在国家经济建设最快的时候，由于伴随着各类矛盾的凸显，往往也是人们幸福感较低、对生活满意感不高的时候。但是谁也不能因为主观感受上的阵痛而否认经济发展的事实。”
于是，同指示经济发展水平的GDP相比，GNH的作用更可能是诊断发展中的问题。“GNH其实是决策者的参考依据，它让我们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哪些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所以GDP和GNH应该有效结合并相互补充。”邢占军说，“只有决策者牢牢把握好了经济发展的方向，才有可能帮助人们过上真正幸福快乐的生活。”
同指示经济发展水平的GDP相比，GNH的作用更可能是诊断发展中的问题。
2009“快乐星球指数”排行榜
1哥斯达黎加
5越南
7古巴
17不丹
20中国
35印度
49新加坡
51德国
52瑞士
53瑞典
68韩国
71法国
74英国
75日本
84香港
88挪威
89加拿大
108俄罗斯
114美国
143津巴布韦
摘自《快乐星球指数2.0：为什么好生活不必牺牲地球》，NEF（新经济基金会），2009年7月4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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