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决不是奸臣

　　辨忠奸，有好多标准。在我国封建社会，应以是否忠于国家社稷为根本标准。南宋时，外族屡次犯境，金瓯支离破碎，人民惨遭蹂躏，反抗侵略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情势下，是坚持抗战，收复国土，还是妥协投降，甚至卖国求荣，就是辨别忠奸的更突出更鲜明的标准。南宋宁宗朝宰相韩侂胄，就是一位主张坚决抗金，维护主权、洗雪国耻的大忠臣。不知何因，《宋史》却把这位抗战派首领列入奸臣传，与臭名昭著的万俟卨、贾似道为伍；而将阴谋加害韩侂胄的破坏抗金、主张投降的大奸臣史弥远与良臣同列。我们应当以主要史实为据，为这位冤屈了八百多年的抗金名相平反正名，把大阴谋家史弥远贬入奸臣之列。

　　韩侂胄（1152—1207），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宰相、魏国公韩琦曾孙。他执政十四年，以北伐抗金为己任而奋斗不息，直至被奸臣所害。我们主要看看他的北伐抗金事迹吧。

　　崇拜岳飞，贬斥秦桧，为北伐抗金作舆论准备。韩侂胄当政的一件大事，就是建言宁宗“崇岳贬秦”。对于岳飞、秦桧的评价，一直是南宋主战、主和两派争论的焦点。孝宗初年，给岳飞平反，追复原职，孝宗淳熙六年（1179），加谥号武穆。公元1204年，宁宗、韩侂胄又追封岳飞为鄂王，给予政治上极高的地位。秦桧死后，高宗加封“申王”，谥号“忠献”。孝宗时，曾揭露他的奸佞罪恶，但未改变爵谥，公元1206年，宁宗、韩侂胄果断地削去秦桧王爵，把谥号改为“缪丑”。封建朝廷加给死者的谥号和封号，是对其生平的评价，有时也是最高统治者推行某种政治的一种导向。在贬秦制词中还说：他“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七）贬斥秦贼之词在当时广为传诵，真是大快人心！“崇岳贬秦”，即是对当时投降、妥协势力的沉重打击，也是对主战派官员和广大民众的极大鼓舞。

　　起用主战派代表，为北上抗金作组织准备。韩侂胄当政后，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战派官员被重新起用或重用，比如：擢陈自强（韩之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不久拜右丞相；迁给事中张岩为参知政事；任陈贾为兵部侍郎。还有一批官员任重要地区宣抚使、安抚使。特别是将闲居在家的辛弃疾重新任命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在决策伐金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金朝统治下的广大民众正在陆续发动抗金斗争。南北各族人民的反金起义也在风起云涌地展开。金朝统治者已是内外交困。困居铅山（今江西铅山县西南）的辛弃疾，随时密切注视金国内部动向，时刻准备奔赴前线抗金。他被再度起用后，向韩侂胄力陈：“敌国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宋史·韩侂胄传》）本来准备北伐的韩侂胄听辛弃疾建言，更加激起了北伐的紧迫感，坚定了抗金的决心。与此同时，韩侂胄对于反对或消极对待抗金的官员一律从严惩处。比如1205年，武学士华岳上书朝廷，建议不要对金用兵，以免引起边祸。韩立即将他投入监牢。这样，作为北伐抗金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指挥机构业已完善。

　　积极扩军备粮，为北伐抗金作兵源和物资准备。韩侂胄多次进言宁宗发诏或亲自部署各方全面做好北伐准备，包括“增招战兵”，举荐“将帅边守”，筹集军需物资等等。最积极的是，吴猎以户部员外郎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他知道韩侂胄将北伐，荆襄处战略要地，乃号召当地义士确保疆场，青壮力者以补军伍，并增枣阳（今湖北枣阳）、信阳（今河南信阳、罗山等市县）之戍以备冲突，分屯阳逻（今湖北黄冈西）五关以捍武昌（今湖北鄂州），精选良家子弟以卫府库；输湖南米五十万石于襄阳，又以湖北漕司和米三十万石分输荆、郢、安、信（今湖北江陵、钟祥、安陆、河南信阳）四郡，蓄银帛百万计，以备赏犒；选拔孟宗政、董达、柴发等将领分列要郡；还考虑到，如金人攻襄阳，则荆州尤为重镇，于是加强荆州的防备。紧接着，各地都相应增兵扩军，组织银帛粮草，加强了北伐战斗准备。

　　宁宗开禧元年（1205），加封韩侂胄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他立即下令各军密做行军的准备，即取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以作军需。公元1206年四月，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前哨战打响。武义大夫毕再遇、镇江都统陈孝庆很快夺取了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攻下虹县（今安徽泗县），江苏统制许进攻下新息县（今河南息县），光州孙成率民间武装攻下褒信县（今河南息县包信镇），宋军旗开得胜，形势大好。五月，韩侂胄请宁宗正式颁诏，出师北伐。伐金诏下，群情更加振奋，上下一片欢腾。辛弃疾作词赞韩：“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韩琦谥号），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韩献子，即韩厥，春秋时期晋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曾辅佐景公、厉公、悼公三代国君，领导或参与过对齐鞌之战、对秦麻隧之战、对楚鄢陵之战，以及伐郑、伐陈等战役，屡屡立下战功，官职从卿累迁至中军帅，执掌晋政。辛弃疾即使在政见上与韩侂胄有重大分歧，但仍把韩的抗金壮举视作春秋韩献子的再现，评价实在太高。）受伐金诏激励，八十二岁的陆游也作《老马行》以言志：“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真诚而豪迈地表达了这匹耄耋之年的“老马”还要奔赴抗金前线的爱国主义情怀。

　　韩侂胄组织的“开禧北伐”，思想上、政治上、物资上的准备是充分的，遗憾的是没有成功。但即使失败，作为全军统帅的韩侂胄仍然及时调整部署，筹画再战。他还“以师出屡败悔其前策，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七），派出使者与金谈判，以争取备战时间。可惜的是，由于诸多复杂因素，这次北伐仍以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有：第一，军事准备不足。孝宗符离（今安徽宿县北）战败后，秦桧死党、妥协投降派窃取要职，从此军备松弛，军纪涣散，军队战斗力弱；这次战略部署也有重大失误。第二，用人不当。决策出兵前，宁宗、韩侂胄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任用一批在籍官员，争取他们一致对外。但其中一部分人并不真诚合作。比如，令许及之守金陵（今南京），许不出守；调丘为江淮宣抚使，丘坚辞不受。所以将帅边守乏人，贻误战机。第三，内部出了内奸。早在宁宗下诏伐金前一月，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就里通金朝，图谋叛变割据，密约献关外阶、成、和、凤四州（今甘陕一带），求金封以蜀王。宋出兵伐金，金朝指令吴曦按兵不动，使金兵东下无西顾之忧，金军便得以集中兵力，分九路进攻东部诸州府县。由此，宋军的北伐倒变为金军的南侵了。第四，最根本的原因是，宁宗在失败面前丧失了抗金到底的信心。他听信杨皇后力主妥协投降的进言，下诏责韩侂胄轻启兵端，罢韩平章军国事；以投降派头子史弥远为同知枢密院事，接着又拜右丞相。朝中大权由投降派把持。未等重振北伐旗鼓，这次北伐就已夭折了。接着，杨皇后与史弥远秘密勾结，指使中军统制夏震将韩侂胄暗杀在玉津园，枭首函金，以求议和，如秦桧杀岳飞乞金议和故事。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签下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和议”。金主曾喜曰：除掉了韩侂胄之流，金不足忧也！当时太学生也作诗讽刺说：“自西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其实，当时的金朝已处于“必乱必亡”前夕，再无继续作战能力，只不过是借南宋统治集团的软弱和内部矛盾，实施威胁讹诈而已。如果能如韩侂胄所愿，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坚持到底，打败金朝侵略是有可能的。

　　韩侂胄当政多年，为北伐抗金死而后已，是忠于国家社稷的典型代表。那么，为什么史家仍要将他贬入奸臣之列？史籍记载，无非是说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专权擅政。对于这些“罪名”，应作具体分析。他结党营私吗？他结的什么“党”？乃唯主战者是用也；他营的什么“私”？主要是为壮大抗金阵营。即使有些政见不合者，只要不反对抗金或拥护抗金，也被启用。他排斥异己吗？是！他排斥过大臣赵汝愚（皇族），还贬逐朱熹，斥道学为伪学。这最多也只是朝廷内部各派的权力之争，说到底还是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赵主和，朱反战）。而赵、朱联合，极力排挤韩侂胄，也是“半斤对五两”，甚至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势。至于韩侂胄反道学（理学），只能算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争论。当时宁宗也反道学，并于绍熙五年（1194）闰十月，下诏免去朱熹的侍讲，还订立了“伪学逆党籍”案，赵、朱等数十人在列。当然，宁宗禁道学主要在于反朋党，清除朱熹所依附的赵汝愚一派官员。韩专权擅政吗？的确有之。但其最终决定权仍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宁宗赵扩。从公元1196年赵汝愚病死以后，韩侂胄不断升迁，直到1205年，宁宗加封他为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权位重于宰相，这主要是为了强化北伐抗金的统一指挥。即使有专权之嫌，也只能算权臣，何奸之有？他与后来理宗朝史弥远的专擅谮越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正是因为韩侂胄权势显赫，曾与赵汝愚一党相互倾轧，又适应朝野抗金要求，发动北伐战争，才遭到投降派的杀害。史弥远谋杀韩侂胄，屈膝投敌，完全是秦桧一类的大卖国贼，大奸臣！元代脱脱等仅依南宋国史某些偏见而修《宋史》，特立道学列传，崇尚程朱，包庇史氏，将其对立面韩侂胄贬入奸臣列传，并无确凿的根据，这完全是忠奸不辨，颠倒历史的是非！

　　余习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