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人性的普遍弱点

　　丁锦昊估计体会到了和孙悟空一样的压力。

　　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开篇就描述孙悟空与如来佛斗法，一个筋斗云翻出十万八千里，他以为飞到了天边，遂在擎天柱上留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八个大字，但他没想到那是如来的手指。赌输了没能飞出如来佛神掌的孙悟空必须为他此前大闹天宫的罪行埋单，被如来罚以压在五行山下五百余年……

　　小说家吴承恩的想象力可谓丰富至极，但他一定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今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选择像孙大圣那样，“翻个筋斗云”飞到世界各地，贡献GDP之余，兴之所至，还要“向孙悟空同志学习”，信手刻上自己的大名“千古流芳”。比如，已经引起众怒、在超过三千年历史的埃及神庙刻上“丁锦昊到此一游”的那位少年。犯下“历史错误”的他，受到的历史惩罚——人肉搜索、全民声讨，法律、道德、教育、父母压力等，可能不亚于孙悟空被压山下五百年。

　　要说“到此一游”的开创者，除孙悟空这个虚拟人物外，如果沿着乾隆皇帝下江南的路线，在镇江焦山、杭州西湖等景区，旅游者会欣喜地发现，乾隆也喜欢留下自己的足迹和墨宝。既然皇帝如此，若能和天子同列，留予世人，岂不幸哉！还不能忘了李白、杜甫、苏东坡也喜欢到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泰山、黄山、峨眉山……处处写诗题字凿壁刻画。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在“到此一游”中得以传承，景观字画甚至还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行为行动自然也就成为“中国特色”。文化，不只是历史、文明，还包括行为、习惯。

　　所以，在长城，几乎每一块砖头都是签名板，而且贯穿古今中外。这也算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他老人家写的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被八达岭作为了“金字”招牌。既然如此，口说无凭，我等当然得留下证据。当然，宣示内容不只局限于“到此一游”。随着广播电台心灵鸡汤的教育普及，流行歌曲歌词及景区同心锁等环节的配合，还包括“XXX，我爱你”、“等你等到我心痛”、“永结同心”等，这些句式还频繁出现在故宫的窗户上、秦始皇兵马俑的土堆上，甚至连三亚大东海广场的仙人掌、海口万绿园的斑竹、南山的剑麻与不老松都不放过。可能其他地方实在刻不下了。

　　媒体人罗昌平说：“从广义上讲，中国式‘到此一游’包括皇帝御笔、领导题词、首长批示等。”确实，当天安门广场周边建筑，甚至医院、工厂、小学落成都有领导题词，恨不得就差公共厕所了，后任领导人需要寻求其他题词目标时，百姓当然也需要新“地标”。

　　不只是中国人有这习惯。长城上就充斥着各国语言，俨然联合国发布会或者外国语学院。但他们不喜欢写“I am here”、“XXX，I love you”等，他们更喜欢直接签名，或者可能因为非洲语外人看不懂。1999年，悉尼奥运会一名建设者趁游泳场馆施工之际，在泳池底部偷偷刻上了他和他爱人的名字。一年后，奥运比赛直播，电视镜头让他扬名全世界。

　　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全世界最大的教堂——也曾多次发生文物被损坏事件。最严重的一次要数1972年，一位受了刺激的匈牙利地质学家拉兹勒·托思，来到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作品《圣殇》前，用地质锤猛敲雕像，边敲边喊：“我就是耶稣基督。”结果圣母的左臂被击断，面纱和鼻子被击碎，左眼被击坏。经过多年修复才恢复了它的外形，但无法弥补它原有的美感。随后，在这幅作品的前方加装了防弹玻璃护栏。法国卢浮宫馆藏的名画《蒙娜丽莎》也曾发生过偷盗事件，被一位在卢浮宫工作的意大利人趁退休之际偷回了意大利。这位意大利人还理直气壮，他认为达·芬奇是意大利人，他的画作当然应该保存在意大利。这种想法得到了全体意大利人的支持，所以意大利政府也无力干涉。最终，法国政府拿出了所谓达·芬奇赠送给法国朋友的一封书信，《蒙娜丽莎》才得以“完璧归赵”。随后，《蒙娜丽莎》也被镶到了防弹玻璃里。但就在它失窃的第二天，世界各地出现了多幅自称是达·芬奇真迹的版本。谁知道呢？

　　有人提议给文物加装护栏，能避免类似事件发生。这在博物馆也许可以实现，但在希腊、埃及那样遍地是文物的国度，护栏可能还真不好装。如同给长城装护栏，那只能戒严，外人不得靠近了。若如此，中国人就只剩下一个爱好：就着背景合影，以显示我来过。另外，艺术爱好者还认为加装护栏阻碍了他们与艺术的对话和共鸣。其实，一幅77cm×53cm的《蒙娜丽莎》被裱在玻璃里，真能和它共鸣吗？还有人提议采用高科技投影及如今微博、微信流行的随手拍方法，满足“到此一游”之陋。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看来科技既能改变生活，也能保护文物。一旦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都需要为中国人配备如此装备的话，这可不同于各大商场设置中文导购，可能再也不会有人质疑中国的文化价值输出了。只是这文化习性不太好罢了，但足以影响全世界，说明他们怕了。

　　鉴于丁锦昊的父母已经道歉，此事究竟该不该到此为止，还是继续深挖，也是争论焦点。诚然，破坏文物与否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可以界定，外界及网络暴力可能不值得提倡。但武汉大学教授沈阳认为：“不人肉搜索就没有道歉，没有舆情震荡，也没有社会反思。用网络强力来遏制现实陋习是好事。”沈阳说：“当然，往前迈一步，强力变成暴力，就会出现舆论焦点转移和反效果。”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今日说法》主持人路一鸣也说，这件事反射出的是中国人公德心教育的缺失。这应该也属普世价值的范畴。

　　根据万能的某著名媒体某著名记者的调查，丁锦昊来自六朝古都南京，还就读于南京一所重点小学，普通南京人很难进入这所学校，能够前往埃及旅游的人通常也基本出自中产阶级以上。可就是这样一群人，却依然不知道历史的重要性。那些有着成百上千年历史的艺术品，有着严格的保存规定，比如不能用手触碰、不能使用闪光灯照相等。因为这些流传下来的艺术品不仅属于现在，也属于未来。一时的触碰虽然当场看不出影响，但数百年后可能就是极大的破坏。

　　舆评人丁来峰说：“如果我们强拆了古都城墙都没有道歉；如果我们夷平了千年古刹都没有道歉；如果我们推倒了万人坑纪念碑都没有道歉；如果我们破坏了文物古建都没有道歉；如果我们污染了名胜遗迹都没有道歉……我们还有什么脸要求一个涂鸦的孩子道歉？”确实，在保护文物的思维上，中国和外国截然不同。中国或出于政治目的、经济建设及领导意志，流行拆了建、建了拆，等发现后悔了，再新建、翻建、仿建。而在国外，随时可见一处不那么有名的城门、古堡，有着数百年的历史，横在马路中间，甚至阻挡交通，但它就是能一直矗立在那里。他们的理念是：“既然我们还没想清楚该怎么办，那就留给后人处理好了。”政治家要为历史负责任的思维深入其中，因为一旦拆了，后悔就无济于事了。

　　丁锦昊“到此一游”事件，可能让他付出了过高的社会代价。这就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特点，虽然仅通过有限的照片，无法真实、客观了解文物及受损情况，但无人在乎这些。至少，这一事件起到了教育他本人、他父母、他所在学校的作用。当网络的力量使他受压于整个社会时，公众也从中学到了关于历史、公德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坏事变好事。

　　中青旅资深导游葛磊说：“这不是民族劣根性，这可能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在17、18世纪，西方游客和现在的中国游客一样，曾在埃及文物上肆意损坏，但如今西方游客‘到此一游’的案例已经极其罕见。”真不知道这让中国人看到希望还是感到绝望。当中国用30年时间走过西方300年历程，在经济成就方面飞速赶上欧美发达国家，好不容易感到扬眉吐气时，我们在文化道德领域又落后西方四五百年之久了。难道我们永远只能扮演追赶者的角色，或者永远也赶不上？昨天你跟我谈经济，今天又改谈文化，明天谈创新，何时是个完？

　　也许唯一的好消息是，这种变化趋势在中国已经出现。比如国家大剧院刚开业时，满是拖着行李、穿着短裤、不停地吃零食、大声喧哗的游客，但如今，他们知道应该穿礼服，在演员谢幕时需要起立鼓掌；高尔夫、斯诺克比赛中，以往也尽是打电话、用闪光灯拍照的现象，以至于工作人员要不停地举着警示牌，但经过多年教育，现在观众至少知道在球员挥杆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若有个别新人违反，还会招致周围人训斥。葛磊说：“这就是文明的力量和共识。”

　　（韩世平摘自《经济观察报》，本刊有删节）

　　︱朱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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