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先生是汉奸

　　“汉奸”这名目，原本是汉人骂那些跟满人合作者的，但满人统治两百多年之后，人们忘记了原义，捡起来，用在了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人头上。特别喜欢用这个词儿骂人的，偏偏满人为多。在晚清国门被打开的最初二三十年，别说跟洋人打交道，就是沾濡了洋人的学问，也会为士林所不齿。

　　原来京师办同文馆，是准备招年轻翰林的，高起点，大阵仗。但士林以学习洋文为耻，一个翰林都不肯来，也不敢来。结果使得一个国家办的西学最高学府，变成了满人贫寒子弟救济中心。混进来的，都是贫寒八旗子弟，饭吃不上，鸟是要遛的。其他几个新学堂的学生，尽管都是国家珍稀的洋务人才，但在官场上，却一直被人看不起。严复留学英国回来，做了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但在科名方面没有建树，一直为族人看不起。严复有个叔父，是个举人，其实什么都不是，却有资格一直看不起严复。严复受了这个刺激，每次乡试，都会下场，但屡试不第。如果他不花那么多工夫准备考试，肯定还可以翻译出更多的西方著作。当年留美幼童归国后的境遇也很惨，花了大笔的银子，眼看从中学学到大学，半途撤回，撤回之后，居然就让这些人进水师当水手，从最底层干起。

　　那年月，办外交，被官场视为畏途。郭嵩焘担任驻英法公使，要找十几个随员，待遇优厚，但无人应征。曾国藩的公子曾纪泽，在驻外使节中算是比较保守的了，名门之后，堂堂侯爵，依然被人视为汉奸。那时驻外使节，按清朝体制，有钦差的名义。别的钦差，所过地方，大多殷勤，唯有驻外使节，人家会说，什么钦差，分明是汉奸。

　　在国内跟洋人打交道，不论情况如何，都要强硬，不强硬，就是汉奸。别说一般洋务人员，就是德高望重的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没有按士林舆论的口径强硬到底，照样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一向以曾中堂为荣的湖南人，居然有人提议要开除他的省籍。声望远不及曾国藩的李鸿章，对外交涉办得多，条约签得也多，一直就是士大夫们嘲骂的对象。哪个御史弹劾了李鸿章，即使为此丢了官，士大夫也争相宴请，恭维得跟朵花儿似的。甲午之后，有人居然传他的儿子李经方入赘日本，做了日本的驸马。京城苏丑杨赶三死了，人们把此事硬跟李鸿章扯在一起，说是“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排行老二，李二先生，就是李鸿章。不仅李鸿章如此，李鸿章下面的人，做过轮船招商局总办的马建忠，也吃瓜捞。1983年有个浙江的举人，因为人代考，事发之后，逃避追捕，去了日本。只因为此人也姓马，就有御史把这个人说成是马建忠，上奏弹劾，说李鸿章是大汉奸，马建忠是小汉奸。

　　每次中外冲突，国内舆论都是一片喊打之声。调门越高，得到的喝彩越多。打又打不过，打败了，就在国内找汉奸，所以，像李鸿章这样的人，就成了中国失败的罪魁祸首，好像没有了李鸿章，中国就可以百战百胜似的。

　　戊戌维新中，所有的维新志士，在相当多的国人眼里，其实都是汉奸。人们把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新汉奸，跟李鸿章、李经方这样的老汉奸放在一起抨击。我们现在说戊戌维新，当年则传是康有为进红丸，毒杀皇上。进而，连戊戌过后的庚子年闹灾，都是汉奸们闹的。八国联军，也是康有为领进来的。跟六君子一起倒霉的张荫桓，在发配新疆的路上，被一路骂作汉奸。义和团运动，汉奸的头衔随处赠人，凡是跟洋字沾边，别说信洋教，跟洋人做事，哪怕有块西洋的打簧表，用了一支西洋铅笔，都被说成了二毛子汉奸。当时不是光抵制日货，所有的洋货都抵制，卖不行，买也不行。不是一般的不行，被义和团抓了，要砍头的。

　　骂汉奸骂到极致，就会走到反面。八国联军来了，义和团烟消云散。北京城内，家家户户争挂“顺民”招牌。在日本占领区，就是日本顺民；在美国占领区，就是美国顺民。从前没有人敢说自己认识洋文，现在认识几个洋文的，都发了财了，因此人们争先恐后，在自己的家门口挂上写有几个洋文的牌子，觉得这样就安全。

　　义和团的大师兄，跑的跑了，没有跑的，也信了洋教，因为我们的菩萨不灵，人家的菩萨灵。过去天天骂李鸿章是汉奸的满人，成天盼着他来跟洋人谈判，好救他们出水火。庚子之后，洋务成了最吃香的岗位，人人挖门钻洞，要去做洋务。从前的驻外使节找随员找不到，现在一个使节外放，上千人钻营一个随员的职位。使节手里走关系的条子，一把一把的。

　　但愿，这事都过去了，过去就过去吧。

　　（黄昱铭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