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的账该算在傅博和恒大头上吗？

　　卡马乔离开后在傅博带领下一度势头上扬的国家队，在“10．15”的亚洲杯预选赛客战比赛中，被印尼队1比1逼平，由此引发媒体和球迷的悲鸣一片，更有人开始就此展开反思，热议两大话题，一是傅博为首的土帅到底能不能救国足？二是中国足球何以形成联赛恒大挺进亚冠决赛、国字号却全面疲软的巨大反差。其实，两个都是伪命题。

　　国家队被印尼逼平后，迷乱茫然的那些瞬间，像极了整整四个月前“6．15”那场溃败，多数人认定这是土帅的失败，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也是中国足球现状最真实的写照——若干年来的持续坠落，让我们经常会为了一线生机一丝改变而喜不自胜，也让我们会因为一个本应在意料之中的打击而瞬间崩溃。心理的脆弱比实力上的脆弱更摧残人，所以，与其说此战印证的是傅博不是拯救大师、中国足球不能依靠土帅，倒不如说，它印证了中国足球的现实，这在更大程度上是中国足球数年苦难的集中爆发。

　　从傅博的角度讲，这种埋怨更不应该，就算排兵布阵和临场换人有值得商榷之处，责任也不应该由他一介土帅来承担——当众人声讨傅博的时候，当更多人幡然醒悟检讨不该在东亚杯和九月热身后把傅博人为拔高的时候，可曾想到：傅博到现在才带队进行了三次集训，这不过是他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而因为伤病情况，他手头所能使用的人，比卡马乔时代更捉襟见肘；他的角色定位无比尴尬，甚至赛前还要代表国足接待可能是未来主帅的里皮；他身上的担子如此沉重，但与卡马乔时代的豪华团队相比，中国足协能给他提供的支持微乎其微。

　　洋帅还是土帅这样的争论，对中国足球的现状而言，价值微乎其微，倒是有一些细节应该引发我们的深思，在这场比赛前，国家队的官方微博向习主席表达了“为了祖国，我们会努力”的决心，这样的表决心造成了赛后的尴尬，这又与目前中国足球现实很像——国家领导人对中国足球的重视，大多数时间被浪费掉了，没有让我们的有关部门想出更多借助这种力量的方法去发展中国足球，去寻求政策性的重视和支持，而是在盲目欣喜中，把这份关怀转化成飘在空中无法落地的虚妄前景，最后甚至变成了沉重的压力。

　　如果我们能把中央领导的关怀更多落到实处，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印尼的归化球员，一定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立足于弱队定位的印尼队，不只是与国足对垒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战术，他们在能量和资源利用上，比我们的国家队强百倍——恒大崛起后，归化穆里奇们的声浪如此高涨，但主管部门几乎没有经过努力、更没有借助高层的力量，就排除了其可能性，让其最终成为业内人士的意淫。

　　至于把中国足球整体发展和恒大崛起相提并论，对国字号和恒大成绩的反差唏嘘不已，这让人非常不屑。你没法不认同恒大搞职业足球的成功，但不能否认的是，许家印首先是投资人，恒大俱乐部是他人生最大的楼盘、最宏伟的投资项目，你不要管他想收获什么，只需要知道，作为商人，他只对自己的投资项目和股东负责，也就是说，恒大只对自身的投资发展负责。我们不排除许家印同时也有帮助中国足球发展的心愿，但他并没有义务和责任对中国足球整体发展和国字号负责，他也不需要提供在中超具有可模仿价值的发展模式，他的成功是恒大企业投资和管理的成功，你想借鉴或者评价他，与他本身无关。对恒大现象的思考，等恒大青训真正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的时候，再做不迟。不必把职业联赛的某一种喜悦，当成中国足球的整体胜利，因为那很幼稚。作为从业者，中国足协只需要借助恒大在职业赛场的成功带来的热潮，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联赛就好。就像我们需要，借助中央领导对中国足球的关怀，进一步搞好校园足球和青训体系、承办世界大赛等等一样。

　　中国足球需要从头做起。新一代的本土教练更需要时间和机会。其实，现在不是要给傅博时间，是中国足球真的需要时间。打亚洲一流侥幸可能赢，打亚洲二流经常被挫败，打亚洲三四流免不了时常阴沟翻船，这就是中国足球的现实，如果不能脚踏实地做出规划立足长远发展，只能让计较于一时输赢的人们变得更加可笑。

　　突破瓶颈，严查默契球需要“独立调查”

　　从津辽之战，到青津之战，加上中间东亚和申鑫的上海德比，中超联赛的“默契球”或“疑似默契球”引发了中国足坛的一次又一次乱象。中超将迎来最后三轮的保级大战，猜测才横行其道，质疑正方兴未艾。混乱之中，对立的双方或几方甚至一次次将战火烧到足球之外。这一切都肇始于负有监管责任的中国足协的无所作为，津辽之战不了了之，虽然不得不进行调查，但结果也从未正式公之于众。之前随着足协对涉案单位和个人的处罚公布，从2009年开始历时四年多的反赌扫黑，终于在2013年2月迎来最后的收官，现在反赌扫黑的成果在仅八个月之后就再次经受挑战，非正常的比赛有进一步扩大和失控的危险。中国足球假赌黑曾经猖獗于一时，正是从渝沈之战不了了之开始扩大。

　　九部委《监管办法》哪去了？

　　面对“默契球”争议，当事俱乐部或沉默以对，或据理力争；当地球迷或理性对待，或一味护犊；旁观者，或痛心疾首，或跟风辱骂。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最重要的是中国足球仍然缺失一套处理相关争议，解决相关争议的程序和办法。

　　谁都不能保证自己所了解的就是真相，但至少我们要有追求真相的精神和程序。在津辽之战后，中国足协缺乏必有的应对手段，虽然足协表态要进行调查，但却存在调而不查查而不果的现象，到现在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说法。相应的是，针对联赛最后阶段可能出现的默契球，中国足协也没有制定真正有效的应对措施，只是在相关会议上喊几句“严惩”，谁都知道，那不过就是个场面话而已。最终，多场“默契球”被肆意猜测，顶风作案者没有受到惩罚，真正清白者也难辨清白。

　　那么，是中国足协没有相关的制度和法规进行操作吗？非也。2011年2月香河会议，中国足协公布了中国足球的“五年规划”和“十年规划”，同时出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文件，一份是《职业联赛俱乐部准入标准》，另一份是《职业联赛俱乐部审查与监管办法》（以下简称《监管办法》）。其中，《监管办法》是在反赌扫黑的大背景下，在中央高层的关注指导下出台的，据时任足管中心主任的韦迪介绍，中国足协将与九大部委一起，具体落实《监管办法》。

　　只是，当中国足球再一次陷入信任危机，当中国足球极为需要足协祭出《监管办法》，去联合九大部委去审查和监管的时候，中国足协却没有了实质性的行动，《监管办法》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

　　对于中国足协来说，缺乏执行力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此时此刻，我们期待着中国足协能够把《监管办法》拿出来并认真执行，给中国足球一个交代。中国足协也有义务给外界一个明确的信号，《监管办法》的操作性到底多大，什么事情适用于《监管办法》，与九大部委的联合，到底是一套怎样的程序和机制。

　　“独立调查”很有必要

　　一种观点是，指望行业管理者发起调查并还原行业真相原本就是一件与虎谋皮的事情，如果行业管理者有用的话，中国足球就不会出现反赌扫黑运动了。

　　此时，针对中国足球重大事件的“独立调查制度”或者说“独立调查委员会”便有了设立和存在的意义：独立调查小组应由中央责成相关部委参与并赋予相关权限，它包括行业管理者（中国足协）但独立于行业管理者之外。独立调查首先要设置启动的条件或门槛，例如，在中国足球的范围内，无论涉及是国字号还是联赛，只要是“公众和球迷反响强烈，或者比赛的过程及结果严重或明显违背公平竞赛原则，引起恶劣的社会反响等等”，目的在于给公众和当事双方一个公开交代，对违纪的责任人予以惩罚，对无辜者还以清白，而独立调查制度的建立，还能起到防微杜渐的震慑作用。

　　香港在这个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借鉴，香港《调查委员会条例》设立于1968年并沿用至今，在多个重大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2010年，《瞭望》新闻周刊撰文表示“专家建议建社会独立调查机制”，文中列举了三个国内案例：躲猫猫事件，云南相关部门邀请政法界人士、媒体记者和网友参与调查，虽未能完全揭开真相，也不是真正意义的独立调查，但也具有破冰意义；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浦东区政府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中央和地方媒体记者参加独立调查组，迅速还原了事情真相，平息了事态的恶性发展；南京“徐宝宝事件”，独立调查组仅用一天便还原了真相。

　　在中国，足球改革完全以欧洲足球发展为蓝本，足球界的新闻监督具有高度自由，这意味着中国足球的土壤是最适合开展独立调查试验的。中央对足球的重视，也为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调查铺平了道路，它意味着独立调查委员会可以平行或者高于行业管理者中国足协。

　　根据中国足球的目前情况，独立调查委员会至少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人士：足球界人士，包括足球专家、裁判（相关的技战术分析）、司法界人士（对核心人员的调查）、经济界人士（检查母公司、俱乐部或者个人的财务状况以及资金动向）、中央和第三方媒体代表、有诚信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网友代表（调查监督）组成。当然，为了保障调查的操作性、权威性和独立性，相关的制度设计应该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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