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

　　外婆都是这样，她们普通而伟大，穷尽其一生给了我们生命以及生命里的无限可能。

　　2011年春节，虽然人在广州，但依然觉得寒冷。

　　年初一，老家来的电话一大早打到床头，三姨哽咽说：“外婆可能不行了，让你爸妈抓紧回来。”守岁的疲倦瞬时风吹云散，我虽听得真切，但潜意识里抗拒这个事实。毕竟，两个月前回老家的时候，外婆还拉着我的手，问我现在哪里，过得好不好……我闭上眼，仿佛看到84岁高龄的外婆就躺在老屋的木床上，锁着眉头，闭着双眼，平静地发出生命最后的召唤。

　　于是，全家都醒了，爸妈开始收拾行李、定机票、赶赴机场。看着五十多岁的父母蹒跚赶往安检口，我竟忘了这是跟土地打交道多年的他们头回来到繁琐的候机大厅，也未留意到他们一路无话。特别是母亲，她第一次没有说晕车，也忘了对坐飞机的恐惧。我知道，母亲其实很难过。因为带孙女，她不得不搬到广州，多年没回老家，更别提在外婆身边亲自尽孝了。好几次，她都下决心，一定要回家过年，就算她一个人回，也非回不可。母亲说，守着外婆，才算过年。然而，小孩太过年幼，我们假期太短，工作太忙，母亲的心愿总被拖欠。其实，这都是托辞。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年轻的我们都有一颗逃离的心，上学念书的目的就只为有一天能离开老家永远不再回去，似乎这才叫出息。“出息”了的我们慢慢沾染了城市的恶习，和老家的亲戚，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渐渐脱离。如若真想回家，天涯皆是咫尺；心不在的地方，咫尺也是天涯。母亲为了我们，才走出了那个守了大半辈子的村子；我们却为了自己的舒适，生生地让她深埋了所有牵挂。看到母亲焦急的不顾一切的样子，突然觉得她好可怜，我们也好可怜。

　　父母赶到老家，我们才确切地了解到外婆的情况。老人家不小心摔了一跤，上了年纪的人终究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卧床后就每况愈下，加之本身患有种种顽疾，免疫系统日渐崩溃，伤口难以愈合，后导致水肿，相当一段时间里只能进食少许，后来竟只能靠点滴来维持代谢了。三姨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在年初一就打电话。言下之意，可以准备后事了。虽然，我猜到了事情的严重，只是这星火希冀还是在父母抵达后泯灭殆尽。

　　年从那一刻开始，就彻底结束了。

　　虽然电视荧屏中、城市街道上处处歌舞升平、张灯结彩，但我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有一天，我看到公园里升腾的烟火，想到了病危中的外婆，盼望她能熬过这一劫，而不是如烟火般燃尽后，剩下一片云烟，慢慢消逝不见。我又想，如果生命能像烟火也是好的，毕竟绚烂过，哪怕很短暂。可是外婆会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欣慰吗？

　　我作为她第7个外孙，并不十分了解她的一生。从记事起，她就是一个老人，瘦瘦的，黑黑的，头发永远向后梳，被几个黑黑的铁片发夹理得整整齐齐，永远有一件蓝黑色的春装或袄子。外婆是1927年生辰，属兔，本姓李，幼年被过继给亲戚，改了本姓。不知何年何月，在家人的主张下，她嫁给了湖南来的外公，育有六女一子，在那个饥寒交迫、动荡不堪的年代，两个女儿先后夭折。外公过世时，二姨、三姨、母亲才半大，舅舅还是小娃。就这样，外婆自己拉扯着儿女，靠着几亩土地讨生活，期间还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日本鬼子的扫荡，没有人确切知道外婆那段艰难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她从不提及。只是有一次，我好奇地摸过了她额头上鬼子用枪托砸下的伤疤。

　　外婆没接受过正统教育，但懂许多口口相传的朴素道理。记忆里，她会摸着我的头教我说，“要多读书，多识字，以后才能有出息”，“从小偷针，长大偷天”，“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些片段绝非臆想，因为在场景中，还有外婆家门口两排笔直的水杉树，一口铺满荷叶开满莲花的鱼塘。一个夏天的早晨，我被叽叽喳喳的麻雀唤醒，撩开蚊帐，翻滚着从凉席上爬下，赤着脚就往屋外跑，外婆闻声从后屋的厨房探出头来喊：“六儿，尿远点儿啊，不要尿在堂屋门口……”身后，飘过来一阵我最爱的糯米糍粑的浓香。那一年，我不到五岁。多年过去后，这个场景依然能入梦，成为我的私人珍藏。

　　外婆更喜欢男伢，她过分地宠爱着舅舅以及舅舅的儿子，以至于后来造成了一些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小舅离过婚，惹过事，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外婆就一直跟我们住。1993年，父母辞去养殖场的工作，父亲操起木匠老本行，经营个体家具厂。起步那几年，哥哥和我都由外婆照顾。每天，她准点叫我俩起床上学，做好饭等我们放学回家。外婆是持家的好手，她经常说，“凡事要节约，不当花的钱不花”，还交待我们在路边看到有废弃的啤酒瓶盖儿、螺帽儿、螺钉儿等，就捡回来，积少成多卖钱。卖来的钱，外婆会拿出一两块让我们自由支配，买零食解馋，剩下的补贴家用。有时，她也会拿出平时几个女儿来看她时带的罐头、糕点作为奖励。1996年，我家从拥挤的小院搬到了镇中学门口，外婆又和爸妈商量购置了一个冰柜，贩卖些雪糕、冰棍、冰镇汽水和啤酒，这一招挣到的钱几乎能和日常开销持平，并且全家的消暑饮品也能自给自足。秋冬季节气候转凉，冷饮买不动，外婆就在门口摆两个打气筒，煮几个茶叶蛋，打一次气收费两毛，一个茶蛋卖五毛，在钱还值钱的年代，一个月几十块钱的收入也能换来很多东西。在后来家道衰落的时间里，没想到看似不起眼的小本经营，会成为供应我哥俩日常开销的主要经济来源。回想起来，多亏了外婆持家有道。

　　外婆就是在那个家过的七十大寿。大寿留有一张全家福，这张照片还被完整地保留着。照片上，当天来了很多亲朋好友，外婆稳稳地坐在一张黑漆大圆桌的上席，桌上有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晚辈们围在周边，笑容盈盈。外婆不怎么会笑，笑起来很是腼腆。照片里的二姨、三姨和母亲还是年富力强的模样，那时的外婆也是精神矍铄，走路健步如飞。等到去年底，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婆，她已经离不开拐杖了，白发稀疏，老眼迷离，越发耳聋了。傍晚去看她的时候，走到跟前，她也没认出我来，叫她也听不见。她见有人来了，只是无助地站在原地不好意思地自言自语，“这是哪一个啊？”后来，她知是我回来了，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半天合不拢嘴，拽着我的手握了好久。那一刻我发现，外婆老多了，手上的血管在黑黝黝的皮层下爆出，所剩无几的牙也脱落得差不多了。我逗留了半小时，要离开时塞给她几百块钱，算是尽了孝心。外婆执意要留我吃饭，又顾及我这“见过大世面”的孙儿，端在手里的饭碗搁下来又端起不知该放哪儿，不知所措地站着喃喃自语，“我给你倒杯茶吧？”“你等着，我现在就去烧火，给你做饭吃。”“要不然明天来我这里过早（吃早饭）？”她一手带大的孙子何时竟成了需要客气招待的“外人”。可能是我许久不曾出现在她面前，因为她说过，她在前几天是梦见我了的。或许那正是她即将不久于人世的预兆，只是我当时并没有留意到这种反常。直到后来，哥跟我谈起时说，上一次带嫂子和女儿回老家，就发现了端倪。八十多岁的人逗重外孙女玩的时候，只是小心翼翼地摸小孩子的头，想去摸又不好意思，偷着摸一下就自顾自到一边乐，一副返老还童的样子。也许，他是对的。生命就像一杯沙漏，从一开始就在倒计时，当生命之沙填满了下端的玻璃杯时，上端便空了；承载太多的人心也空了，一切又恢复到来时的模样。现在想来，我真傻，我该留下陪她好好吃顿饭，就吃桌上那些饭菜，哪怕就几口；一个老人要钱干什么，我该买她爱吃的鸡蛋糕带来的，哪怕她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地咂。

　　离开老家的那天早上，外婆拄着拐杖来送我，一步一停。她耳再背，眼再花，心是明的。她并不记得我走的确切日期，只是在盘算着，我差不多该走了，她就来了。她也没说什么，总是惦记着要做顿饭给我吃，看着我要走，也没有多要求，就拄着拐杖，转身走了。我还没来得及跟她照一张合影，那是我回老家前想了很久的计划。只是那时候，我觉得外婆就会一直在老家，什么地方也不会去，我随时回来，她随时都会在那儿等我。没想到，这一走，竟然成诀别。那个身影，居然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就这样，我在广州惴惴不安等着家里的消息。正月初八，春节假期结束，因为职业关系，我不得不返回北京工作岗位，开始新一年的奔波。那一段，很多人都陆续从外地赶回老家，轮流照看着弥留之际的外婆，一刻都不敢离开，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就会走。我每天打电话问爸妈，或许是想告诉他们别太过劳累，更或许是让自己的愧疚得到丁点的宽慰。

　　正月十五，下午1：30，外婆终究还是走了。

　　消息是哥打电话告诉我的，二姨也给我发了短信。哥那时，已经跟公司请了假，准备回老家奔丧。挂了电话，我双腿无力，心被掏空。那一天，京城的上空飘下漫天悲悯的雪花。我孤身于喧闹繁华的长安街，眼里空无一物，什么都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仿佛宽广的大街的那头连着外婆家门前泥泞的小路，而她就站在路的另一头张望着，等我回家。

　　妈妈在电话里说，外婆的葬礼办得很风光，很体面，能赶回来的儿孙们也都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了。舅舅请来了当地的丧乐队和歌舞团，唱了几天几夜。下葬的时候，十几辆小轿车尾随，请客的餐桌摆满了二十个菜，这是村里从来没有过的排场。“死去方知万事空”，面上的功夫是做给活人看的。我的外婆就静静地躺在那里，看不见，也听不着。但我想，她应该走得很安心吧。一直以来，儿孙们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尽着孝道，都通过各自的努力从小镇走向了大世界，给她挣了脸面，她虽嘴上不说，心里清楚。特别是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她终于亲眼看到了唯一的儿子人至中年浪子回头，家庭和事业都步入了正轨。她最放心不下的孙子（舅舅的儿子）也已长大成人，身有一技，能养活自己。她的四个女儿和满堂子孙，守在农村老家过活的也好，在大城市打拼的也罢，也都靠本事吃饭，健康平安。这一切的一切，她都可以在九泉之下骄傲地告知外公了。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外婆，告诫我以及我的晚辈，记住这个普通而又伟大的名字：李章秀，是她穷尽一生给了我们生命以及生命里的无限可能。

　　文/鲍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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