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 做事业要专心且上瘾

　　Q：首先恭喜您成为本届香港书展“年度作家”，相比前几届获奖的刘以鬯、西西和也斯，您觉得自己和他们有何不同？

　　A：几个月前我收到书展举办方的通知，他们发E-mail给我，才知道我当选这一届书展“年度作家”。这是特别大的荣誉，而这个荣誉是因为前面三届“年度作家”奠定的，他们都是香港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对香港文学有很大的贡献。放在整个华语文学平台上，他们都占据一定位置。

　　Q：尽管对香港文学有很大影响，但内地读者并不熟悉他们。有时候文学贡献和知名度不一定一致，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A：是的，这是两回事。香港文学也有一些被内地读者所熟识，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金庸、梁羽生、亦舒、梁凤仪，那都是不同的风潮。当下的话，像张小娴就是言情小说的天后，人气相当高。你看她在新浪微博上就有3000万粉丝，上次去北京签书，从早上签到晚上，都签不完。武侠的话，香港有不错的王易和温瑞安。写饮食的比如蔡澜、欧阳应霁，写评论的梁文道，他们都挺受欢迎。但现在都属于个人现象，不是群体了。我做的城市文化评论，并不是畅销类型的书。接近严肃的文学本来在香港也不是那么大众的事。或者可以说从来没有大众过。

　　Q：听起来好像香港文学有点边缘化的感觉，做过那么多城市评论，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状？

　　A：与其说是“边缘化”，不如说是本土特色。香港本土文化的出现，恰恰是因为它吸收了很多外来的东西，在文化上变成一种区隔，然后才慢慢形成自己的特色。八十年代的香港流行曲，实际是根据英文歌或日文歌改编的，找了菲律宾的编歌手来做，然后用广东话唱出来，填词人用一些比较优雅的古中文填词，这样就形成了八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曲所谓的本土特色。但恰恰是这种混杂，才形成所谓的港味。我以前就说过本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文化如果封闭，断了外面的源头，近亲繁殖，是没有出路的。

　　Q：那您个人的创作是受西方作家影响比较多吗？

　　A：我读西方文学作品主要是当代美国小说比较多。读得多的时候主要是上世纪70年代，是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我所接受的美国式新闻写作训练，也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文字的纪律是我在美国老师那里学来的——像“漂亮”、“美丽”这样的普通的形容词是不能用的，任何一个事物都要找出最简练最形象最具体的词来量化形容。我去美国那几年，是美国新闻界最自豪的时期，当时“水门事件”很震撼，调查式新闻写作也很盛行，比如杜鲁门·卡波蒂的《冷血》，以及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的作品等等。后来我也读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文豪的作品……各种各样的作品都对我有所影响。

　　Q：您的媒体意识是从那时候开始培养的吗？包括后来1976年创办的《号外》，那时候办文化杂志并不容易。

　　A：说到影响的话，除了港大毕业后，我去波士顿读传播是看的美国的反文化杂志《乡村之声》。更早的是小时候影响我的《中国学生周报》，那本杂志是香港出版的。虽然那时候是60年代，但其实原来香港在五六十年代有很多小型杂志——南来的文人办了很多政论、文化、各种文学的杂志。《中国学生周报》那时候水平很高，介绍的都是艺术电影、西洋文学等等。但后来这些小众杂志都被收了，城市越来越繁荣，就意味着许多大众媒体也慢慢出现，很多人就会去看电视而不是看杂志。但我还是就觉得自己应该做一本这样的杂志——一本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的杂志。

　　Q：刚开始做有人看吗？

　　A：头5年还在亏，但幸运的是总是有人救我，想想收到了很多精彩文章就舍不得停刊，那就再办一期。其实除了体育，别的门类的新闻职业训练我都做过。那时候做《号外》也只是攒着3万港纸和朋友在做。刚开始一万份创刊号只订出两三千份，卖了三四百份，剩下的我和同事就推着小车送去废品站。后来变成大开本，也是遇见很多在外面学了美术设计、摄影的人回到香港帮忙。比如我们好几个封面都是张叔平当时替我们做的，张叔平后来替王家卫做美术指导。80年初他就替我们做封面……杂志就这么过了一关，又过了一关。就这样，所以撑下去了。

　　Q：内地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办杂志，比如新概念出来的年轻作家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您看好这方面前景吗？

　　A：老实说，我不看好。我们那时候赶上了好时代，理想和商业可以结合，但现在不同了。现在的社会环境，商业压力非常大，如果你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但却想去做自己感兴趣并且是理想期望比较高的杂志，那就难度很大，也很不容易做。因为杂志一旦做大很多东西就要妥协，而且也更需要有耐力和坚守。可以期盼奇迹，但是也不能太多。

　　Q：除了大环境，您觉得和城市有关吗？您和不少的城市渊源都不浅。

　　A：有关系。每座城市的文化属性都很明显。我是上海人，但老家在宁波，4岁来香港，一直到40岁。我之前在台北待过6年多，但北京让我最想待下来，因为对我来说写作很重要，一个作家在写作的同时，很需要与人沟通，接触不同的人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这些东西是可以用于你的小说的。尽管我的身份依旧是一个香港人，但我挺喜欢北京的。

　　Q：这种边缘感有让您对城市文化的感受力更加敏锐吗？

　　A：以前的淮海中路621号，以前整栋楼是我们家的，那时候我父亲在底楼开衣料店，我们住楼上。五十多年前我们才搬到香港，爸爸那时候只带了100块美金。很多时候和一座城市的渊源是说不清的。一直以来，我有个错觉，认为自己退休后，就去加拿大了。后来，我觉得退休后，更应该留在香港，或者北京。因为我需要朋友，需要交流，而不是去国外种花养草。香港已经太熟悉了，我想那就留在北京吧。但说回熟悉，我的小说是以尖沙咀为背景，是因为我住在那里，香港是我最有发言权，最敢说话的对象。当然，这些身份的游离让我有时候有边缘感，但这种边缘感也让我更能感受到不同的城市文化。

　　Q：您在这些城市做了各种事业，除了杂志您对许多事情其实兴趣也很大，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奇心比较重的人吗？

　　A：以前我对很多事情兴趣都很大，像杂志、电影、电视、音乐等等，但是现在我只想潜心写好小说，但体力其实也不允许我去做那么多事情。我常常说小说是长脚的，它会慢慢地走，走到很远的地方，找到自己的读者。我其实挺想知道内地的文化人是怎么看待我的小说的。现在的我，能写多少，是多少，只想把一些想法记录下来。Q：除了小说，有没有一时兴起想过要做却没能实现的事情？

　　A：现在那么喜欢写小说，做其他事情的心力也不多了。不过那时候我写《波西米亚北京》，里面的那些“波西米亚人”是挺穷的。我们那时是在北京三里屯，三里屯里还有一个南街，大家晚上聚在一起在路边喝酒，都挺穷的感觉。不过现在他们不一样了，变得有钱了。但最早我在1992年来北京，跟圆明园画家村的人都很熟，还想过拿点钱出一本他们的画册，最后没做出来而已。很多事情当时不做，后来也不会想起来再做了。那些东西我都没写。

　　Q：听说您是一个很有行动力和纪律性的人，是这样的吗？

　　A：平日里，我是喜欢和人交流的。但如果我要写小说，我能坐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溺在其中。早上起来，我可以不上网不看微博，差不多从8点写到12点，状态好下午再继续。晚上再看一点东西，为了写好，我可以把夜生活完全推掉。每天都写，要是断了一天，气都有点断了，我不喜欢那样。

　　Q：所以马家辉说您是个很精准的人是有道理的。

　　A：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做得不精准的人家就会忘了，不够好相当于没有做。就像没有人会记得一部失败的电影，我们记住的永远只有成功的冰山一角。没有人会对失败的东西感兴趣。

　　Q：最后，给年轻人一些人生建议吧。

　　A：首先，在时运允许的情况下，抢占先机很重要。我有个朋友，32岁就拥有一家有十多个电影院的院线，每年拍二十部左右电影。一个年轻人可以管这么大的事业，确实不可思议；其次，如果我们把世界分为好天堂、坏天堂、坏地狱与好地狱。那么现在你要知道，没有天堂是真的，所有天堂都是伪的，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好好地活在当下；最后，如果想好一件事，你要专心，要上瘾。

　　陈冠中

　　2013年香港书展年度作家，香港“城市生活文化评论”的先行者。曾旅台六年，驻京十年，居港四十年。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是香港历史最悠久最知名的都市文化月刊《号外》创办人。从1990年代起，穿梭于内地、台湾及香港之间，从事媒体、文化和娱乐产业经营。主要著作为《什么都没有发生》、《香港三部曲》、《我这一代香港人》等。至港片兴盛时期，陈冠中成为香港电影界的资深编剧与制作人，曾监制多部美国电影与港片。

　　采写_薇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