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我们总会想起你

　　鲁迅，死于1936年10月19日，距今已快80年了。一个人，死了那么久，为什么我们总会想起他？

　　一

　　许多时候他是那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存在——

　　一群人围着刚满月的男孩，向他的父母说着讨喜的话：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是要做官的……一个傻冒却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是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既不想说谎也不想挨打，怎么办呢？你只得这样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啊唷！哈哈！Hehe！he，hehehehe！”

　　这篇短文题目叫做《立论》，收在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野草》里。这本捏在手中薄薄的小册子，令人往往读着读着就沉重起来，有时令人起坐不安，有时令人颓唐到极点、绝望到极点，有时令人兴起一种拔剑四顾、心绪难平的激越。

　　很多时候他就是那个说真话而遭打的人。不是吗？想想看，当孩子们开始大背《论语》、《三字经》、《弟子规》，当大人们熨帖地喝着于丹女士煲制的“心灵鸡汤”时，突然听到他在一旁呼喊：

　　在中国写满“仁义道德”的古经卷册中，字里行间闪着“吃人”二字！

　　中国历史是排着吃人的华宴的历史。

　　中国的路上，挤满了爬和撞的人们。

　　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自古有两种：一、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前一种就是百姓要念阿弥陀佛的盛世了——

　　这是多么煞风景啊！简直是捣乱！可恶至极！

　　他的书被禁于民国时期，文章有时被删得仿佛作者得了错乱病，传他得了大脑炎、被流弹炮火击中之类谣言此起彼伏……他曾愤激地说，败坏普罗米修斯不必让老鹰啄食他的心，只让些蚊子、苍蝇、跳蚤去吸他的血，在他头上拉屎，臭他、埋汰他，就足以让英雄死得不明不白地难堪了。然而他说，有缺点的战士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仍是苍蝇。他执着，变换种种笔名，写他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将密不透风的铁罐子捅个窟窿，让压抑的中国人透一口气。

　　他生前就有数不清的论敌，其中不乏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有各色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他们穿着的好看的外套上，绣着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他们有的本是官家鹰犬，有的却是政府的帮闲，也有官家、百姓两面讨好的“二丑”，有为虎作伥借以得一点利的高等华人，也有吃过洋面包、臭起司而发昏地主张“费厄泼赖”的“海龟”，也有借向他寻衅而期待被一骂成名的文坛混混……翻翻《鲁迅全集》，这样的人物还真的得计，其实他们远不是够分量的对手，若不是被鲁迅骂在他的雄文里，谁会记得他们？鲁迅骂人无数，却坦然说，其中没有一个是他的私敌。

　　然而关于他的刻薄、偏激、褊狭、睚眦必报、好斗、刀笔吏这些恶名，即使在他死后，即使现在，也始终如苍蝇的嘤嘤嗡嗡，败坏他的声誉。但无数哀告无门、无刀无笔的人，却从他的“呐喊”乃至他的“彷徨”中感到心意相通的温暖、勇气和力量。

　　二

　　我有时会细细端详鲁迅的照片，一张一张，单人的，合影的。他沉静，严肃，与人有距离感，望人的眼神的确有怀疑的神色。和他同时代、与他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形容他的面色常常是灰黄的。

　　他对于国与国人是有过深深的绝望的。那样深刻的洞察力，在那样黑暗的时刻，必定有深深的绝望；那样热情的呐喊呼号，遇到冷冰冰的现实，必定有深深的绝望。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

　　在他的小说《药》中，革命先驱者牺牲的血，被愚昧民众蘸了馒头去医治儿子的病。这是何等的悲哀与惨烈。

　　最让他痛恨的国人的麻木、愚昧与怯懦，都在描写中的如鸭一般抻长脖颈、张大嘴巴的“看客”的呆傻相上曝光、显影，并且他预言，这样的国民终将被人“倒提”着、如鸡鸭般被屠戮。

　　事实上他对于国人的更深的绝望，源于他对中国古文明有这样的惊疑：没有吃过人的人，还有没有？同时使他伤感的，更有同一战壕的人莫名的打击。他不得不一面小心这样的冷箭而侧身迎敌，一面哑子吃黄连，苦楚不能说。

　　更多的时候，他解剖自己，诊断自己是“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有时“峻急”，有时“颓唐”。于是他开出了看上去颇为偏激的药方，号召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要读外国书——因为中国书读了让人麻醉，是僵尸的乐观，而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绝望的时候，他曾耽于酒，麻醉自己。他甚至想丢开一切，只管自己度日，不再苦苦工作，攒几文钱，让自己闲适起来，随便玩玩。这些颓唐的情绪、激愤的话，都写在给至亲爱人许广平的情书中，无须隐晦。

　　他不是没有条件过那样的生活。以他的文名与声望，他可以在政府中谋一官位。他也曾在民国初年做过官，任教育部佥事，主管文化工作，他勤于任事，亦有所作为。因此走这条路也算得上轻车熟路。当时，他的浙籍先贤蔡元培一直做着民国的官，他的老友陈仪还是蒋介石器重的军界要人，他的学生李秉中参加过北伐、也在国民党中，这些人与鲁迅的关系始终亲密。

　　他也可以不问政治，像他的许多老友，如刘半农、马幼鱼等，进大学当名教授，潜心研究学问。讲小说史，有现成的教案，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其学术水准之高，是胡适也盛赞过的。

　　或者就只写写小说，把构思中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事演绎一番，既远离现实，又蛮有新意，那新意是郁达夫听过他的构思而下的判断，想必也能引起文坛轰动。“诺奖”不是早就找过他吗？虽然他自谦“不配”。不写小说也可以写写幽默文字，他的老朋友林语堂不是在提倡幽默吗？其实鲁迅的幽默比林语堂高明许多，现在看他的杂文都时时为他的幽默叫绝！林语堂的幽默则带牛油气——外国洋幽默，不接地气，再说他也没有鲁迅洞察三世的“天眼”，没有入木三分的深刻，幽默也来得不痛不痒。

　　他也可以玩玩古董，搞搞收藏。据鲁研界专家统计，鲁迅一生收藏，数量可观、质量上乘，可分为碑帖、汉画像、古陶瓷、古钱币、版画等大类。其中石刻4217种5900余件，中国现代版画6000余件，外国版画4000余件。这还不包括与周作人闹翻时没有带出的大量古董。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建议，鲁迅这批古物被分散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此外广州、厦门和南京的鲁迅纪念馆以及国博等处也有少量收藏。所以当个收藏家，鲁迅绰绰有余；且他也有此好，有乐趣。他曾托史沫特莱代购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原作，不惜金钱，且一买就是十几幅。古物保值增值，衣食可无忧；还可以到处给人鉴宝，挣点日常花销，又不失风雅。

　　他也可以像胡适之博士那样参政议政，温文又始终不懈地批评政府、建言献策以期改良中国政治。当然他脾气不如胡适好，容易起急，不耐烦与政府周旋。他可以出国，那时去苏联、去日本都是可以的，还可治病疗养。在国外生气骂政府，也总比藏在上海租界里更安全。

　　但他终于不曾那样做。他见微知著并毫不留情地指出国人精神上的创伤，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果没有鲁迅，我们民族的精神高度会低矮一大截。

　　郁达夫是同时代人中对于鲁迅的伟大与宝贵最早给予热烈颂赞的第一人，他在《鲁迅的伟大》一文中写道：“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又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

　　但工作损蚀他的身体。他的灰黄面容有疲惫神色。他生于1882年，死于1936年，年仅54岁。

　　三

　　也是郁达夫，在参加了鲁迅丧仪后，于10月24日写作《怀鲁迅》一文，其中有这样严正沉痛的句子：“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有人说，今天不再需要鲁迅了，因为孔乙己以论文《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儿》当博导了，不再“窃书”，改网上“窃文”了；资本家的乏走狗，变身精英，论证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合理性；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混入“城管”、“联防”，穿上制服，兴奋得脸上“横肉块块饱绽”；假洋鬼子都入外籍，变真洋鬼子，回来大唱爱国高调；华老栓、阿Q、祥林嫂、闰土辛苦辗转，情绪稳定，仍是看客……

　　听说鲁迅的文章从语文教材中逐渐被剔除了。是因为内容艰深难懂吗？再艰深还会比古文更难于讲解吗？几十年前有个小学生马珏曾这样写道：“在所看的这些小说里，最爱看的，就是鲁迅先生所作的了。我看到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是像别人，说一句话，还要想半天，看说得好不好，对得起人或者对不起人。鲁迅先生就不是，你不好，他就用笔墨来痛骂你一场，所以看了很舒服，虽然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意思，我看不懂，但是在字的浮面看来，已是很知足的了。”

　　应该给孩子读一点鲁迅。鲁迅曾将渺茫的希望寄托于孩子。他愿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他曾大声呼吁：救救孩子！

　　应该读一点鲁迅的岂止孩子？

　　然而——

　　读或不读，鲁迅都在那里。

　　最后谨录郁达夫书赠鲁迅的诗一首：

　　“醉眼朦胧上酒楼，

　　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

　　不废江河万古流。”

　　郭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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