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特长大

　　我来自沙特阿拉伯。我想告诉你我的生活，我们这一代沙特女人的生活。

　　故事开始于1979年，我出生那年。

　　那一年的11月20日，麦加，这座穆斯林人心中最神圣的城市，发生了一起袭击。朱海曼·阿尔欧泰比，一个伊斯兰教徒，带领400个人占领了这座城市。当时的沙特正在发生着改变，试着接受一种新的融入世界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朱海曼们来说，这些变化与他们的信仰相左，他们要阻止这些变化。

　　占领持续了两个星期，政府不得不使用重装武力，来结束这场暴力活动。之后，他们将朱海曼和他的手下斩首示众。

　　沙特当局竭尽所能想让公众忘记叛乱的事情，因此他们把报刊杂志上所有的文章和记录都清除干净，希望这段历史能够被抹除，人们会忘记朱海曼。

　　不幸的是，尽管反叛者被处决，但当局也因此变得异常焦虑，他们害怕再发生类似的起义，于是，当权的极端主义者们很快转向打压这些年已经默许给民众的自由。换句话说，执政当局处决了一个野兽，却遵从了他的仇恨观念。

　　在麦加叛乱后的几周内，女性播音员就从电视中消失了。女性的画面被禁止播出。所有可能的女性职业被限定在2个领域：教育和卫生保健。

　　所有促进男女交流的活动都被限制了：流行音乐被禁止了；电影院关门了；所有地方都严格地执行性别隔离制度。性别隔离还成为了法律，从公共场所到政府办公室、银行、学校，甚至我们自己的家中——一时间，沙特阿拉伯的每间房子都有2个入口：一个男人的，一个女人的。

　　在那段时期，那些极端主义者在沙特阿拉伯变得非常强大，强行推行他们的想法，并且用严厉的规定强迫大家遵守。

　　到处在发放呼吁驱逐所有阿拉伯半岛的非穆斯林、在阿富汗讨伐异教x徒的传单、书和录音带——在那些为讨伐异教徒而战的人当中有一个22岁的青年，他的名字叫奥萨马·本·拉登。我们那个年代的英雄。

　　在我生活的前二十年里，我被告知如果我离开家，我就要对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任何罪恶行径负完全责任，因为男人们很难控制住他们的本能。我就是充满诱惑的果实，他们说，我的任何形态都会引诱男人。所以我被迫呆在家里。

　　对于沙特极端主义者来说，我就是“awra”——这个词意味着罪恶的事物。你不能让别人看到身体的私密部位，暴露它就是违法的。我从十岁开始，就把自己全部包裹起来。

　　我的脸是awra，我的声音是awra，甚至我的名字也是awra。女人只能被称作某个男人的女儿、妻子，或者母亲。我们没有声音，没有容貌，没有名字。我们是完全不可见的。

　　没有女性的运动，没有女性的工程学校，当然也没有女性开车。我们甚至不让拥有带头像的身份证，除非是办理出国的护照。

　　我们的生活被一个谎言所偷走：他们告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被男人的眼睛所窥视，你们应该被当成女王一样。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顺应这些规定。在1990年11月6日，47个勇敢的女性站出来挑战禁止女性开车的规定。她们开车驶进了首都利雅得的大街小巷。她们被扣留，禁止出国，并且因此丢掉了她们的工作。

　　接下来的22年，我们甚至不允许谈论女性开车问题，无论是在电视节目里，新闻上或者在报刊杂志上。

　　2000年，我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沙特接入了因特网。

　　曾经，作为一个极端主义者，我把自己从头到脚都包裹起来，一直严格遵守这个习俗。我十分喜爱画画，但是有一天他们却告诉我画人和动物的画像是有罪的，我就忠实地把自己所有的画作都找了出来，全部烧掉。

　　然而，从电脑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特网已经为我打开了第一道去外界探险的大门。我开始与观点不同的人交流，很快，这些交流又在我的脑海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我这才意识到我以前是生活在多么狭小的空间里面，而当我走出这种生活以后，它看起来更加狭小。

　　在我21岁时，我第一次允许自己听流行音乐：后街男孩的《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他们说，流行音乐就是撒旦的长笛，一条通向奸淫的道路，一扇开启罪恶的大门——也许这些可以帮助你理解，我为什么在炉子里烧了我弟弟的磁带。但是这首歌在我听来，不可能是魔鬼。那时，我才意识到在这被隔绝的小世界里，我是多么的孤独。

　　9·11事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分水岭。

　　那些极端分子说，9·11就是真主给美国人这些年来对我们所作所为的惩罚。

　　但当那天夜里，我看到一个人从世贸大厦的一个塔上跳了下来。他正逃离大火，直直地从高处掉了下来。

　　那一夜我无法入睡，那个图像始终在我脑海里，它告诉我，这样不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会这么血腥，这么残酷，这么无情。

　　这件事之后就迎来了我生命的第二章：为了自由而开车。

　　一天夜里9点钟，我看完病从诊所出来，却搭不到出租车，只得走回家。路上有辆车一直跟着我，还差点儿劫持了我。第二天上班后，我向我的同事抱怨说，我在国外旅行时领到了国际通用的驾驶证，在国内却因为我是女的而不让我开车，这多么让人沮丧啊。他却简单地说道：“但是并没有法律禁止你们开车啊。”

　　教令只是教令，不是法律。这个简单的事实激起了一切。2011年6月，一个女性组织，“沙特女性联盟”，决定开始一项运动：驾驭你的生活。

　　这是个很简单的运动，号召女性在6月17日走出家门自己开车。那天，我给自己开车录了像，我录了自己的面孔，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名字。我决定要为自己呐喊。我把录像上传到YouTube，第一天就有70万访问量。

　　很显然，不止我一个人。6月17日那天，大约100名勇敢的妇女由自己开车。利雅得的大街小巷都停满了警车，严阵以待的警用越野车停在各个路口。但是，我们打破了女性开车的禁忌。

　　第二天我就被逮捕了，并且拘留了9天。全沙特都引起了骚乱，人们分为了两个阵营：一个为我叫好，另一个则公开批判我——他们把我称作妓女、弃儿，说我放纵、不道德、叛逆、不顺从、西方化，是一个叛徒，除此之外，还是一个双重间谍。直到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我才知道有多少人被这个许多妇女每天都做的简单的事情而鼓舞。

　　这不只是开车这么简单，而是驾驭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相信女性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因为如果母亲没有自由，她的孩子就不会自由。如果妻子不自由，她的丈夫也不会自由。如果女儿不自由，她的父母也不会自由。如果女性无足轻重，社会也就不存在了。

　　我是自由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当我回到沙特的家中时，不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我不知道它将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它将怎么结束，但是我知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最终将会取得胜利。

　　[沙特]马纳尔·阿尔-谢里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