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焦的急诊人生

　　夜色深浓，一辆白色120急救车行驶到广州琶洲大桥，桥上交通堵塞，车内急救人员心急如焚，距离这里一公里外，有人因超速行驶发生了车祸。

　　车祸现场十分惨烈，一辆小型货车车头硬生生撞进大型集装箱货车车尾，货车司机被卡在驾驶室中无法动弹。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迅速放下担架，有两人走到车窗前，试图叫醒黑暗里的司机。

　　“先生，先生，醒醒，醒醒……”里面的人无动于衷。“没有心跳了。”戴眼镜的医生摇摇头。几分钟后，车门被撬开，死者被抬下担架。“（瞳孔）已经散得这么大了。”一旁的心电图也已呈一条直线，“够了吧。”医生宣布了司机的死亡。

　　返程路上，一名女护士在车内感慨：“你说他要是还活着，我去做心电图还好一点。可是明知他死了，还要去做，真叫人害怕。”

　　这是纪录片《急诊》的一个普通片段，对片子里的急救人员来说，面对无尽的死伤只是他们每天工作内容的一部分。

　　真实版急诊室

　　一位名叫周浩的纪录片工作者，通过跟踪拍摄急救中心的工作细节，制成了一部名为《急诊》的纪录片，在中央九套纪录片频道播出，近日引起了强烈反响。有评论者称这是“真实版‘急诊室的故事’”，在急救中心这个特殊的地方，人们看到“每天不断上演着如八点档电视剧一般的曲折故事”，孩子的哭声、输液室里枯燥的球赛声、站在门口看儿子包扎的沉默的母亲、一名抱起患疯病女友的男子……

　　2002年，曾任新华社、《南方周末》摄影记者的周浩开始纪录片的制作，他告诉《方圆》记者，他发现他对一种“公共空间”特别感兴趣，所谓公共空间，就是如医院、学校、茶馆等多人汇聚的场所。“在特定的公共空间，一些人的特别状态会激发出来。”周浩说。因此，继《厚街》、《高三》、《差馆》、《龙哥》之后，2013年，他将摄像机对准了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的急诊室。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是全广最大的急救中心之一，一共有4台急救车，40多名医护人员，其中10余名出诊医生，20余名护士，还有司机和护工，整个团队承担着广州很多急危重症的抢救治疗工作。

　　周浩用了大概10个月的时间，分时间段拍摄，最长一次同急救人员一起待了12个小时以上。因为120急救车的所有行动都来自120热线总机的命令，命令一发出，3分钟内必须出车，所以拍摄必须跟得很紧。“电话一响，我也穿着白大褂跟着他们出去了。”周浩说。

　　周浩记录了一位癫痫患者在路边瘫倒的事件。那名患者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人，叫王涛，发现他时他口吐白沫，看上去十分痛苦。护士将他抬上急救车后，问他的家人怎么联系，他说：“爸爸劳改，妈妈跑了，我就是来广州找我姐姐的，但还没找着。”

　　医护人员联系了市一医院的负责人，可由于是深夜，该医院不愿意接王涛转院，怕他半路癫痫复犯，担上责任。于是，在第二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急诊室里的医生只好想办法把他先安置下来。但王涛本人却并不配合，手臂上还插着输液管，就要翻下床去找烟抽，“用那么多镇静药怎么还这么清醒。”看护王涛的医生十分无奈。

　　最后，王涛一边举着输液袋，一边抬着胳膊决定离开医院。无论医生怎么劝阻，他还是执意要走。没有办法，医生只好叫他签字、按手印，证明是自愿离开。周浩用长镜头拍下提着输液袋消失在夜色中的王涛的背影，以及看护医生担心的表情。

　　周浩还用镜头讲了另一个故事。闹市中，一名叫冯昆的打工者被同事捅伤，护士想要联系他的家人，冯昆给出的几个电话号码都是空号，冯昆说，他在这个城市没有亲人和朋友。第二天上午，工厂的领导托一个人来看望冯昆，可来了几分钟那人就走了。冯昆告诉护士，那人说，可以借钱给自己，但必须要写借条，他不干，那人就走了。冯昆躺在床上，腹部血迹染红了外衣，他哭了起来，“这份工作肯定保不住了，我不想让我家人知道我这个样子……”

　　在周浩拍摄的众多故事中，不乏这样凄惨而无奈的事例。有一幕极其触目惊心：急救人员赶到一家宾馆的客房中，酒精中毒的病人躺在床上不省人事，劝酒的老乡瘫坐在地上，后悔地哭喊着，“我不是人！我不是人……”然而，医生们竭尽全力进行了长时间的抢救，最终也没能挽回那个人的生命。

　　那天晚上夜里很冷，急救人员却个个大汗淋漓。一个年轻的女护士坐在返程的车上对着周浩的镜头说：“我不怎么出汗，只是腿在抖，做按压做得手发软，已经没力气了。”另一名男医生说：“一上去就不行了，一共除了六次颤，脸色发绀，像猪肝一样的发紫了。”

　　然后，急救车里渐渐安静了下来，忙碌了一天的急救人员倦意袭来，大家都若有所思。就在这时，年轻的女护士倚靠在车座上，望向窗外，“夜色真美啊。”她情不自禁地感叹了一句。

　　就是这个镜头，让很多人开始不理解起来，面对着那么多死伤的场合，“为什么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悲伤”？

　　“谁上班不聊几句天？”

　　在观众看来，急救中心的医生和护士情绪过于稳定，让人不能接受。周浩却并没有给出过多解释，除了拍摄急救过程中的场景，他也用大量的镜头去记录急诊室内医护人员的日常状态。

　　在冯昆的故事中，那个年轻的女护士特别着急，与同伴聊天的时候，一边玩笑一边感慨，“看我们多命苦啊，这叫‘前生做错事，今生做护士’”。另一个女孩则说：“我那些男性的好朋友都说，我不愿意娶一个护士做老婆，他们总希望我改行。”

　　“抢救完病人后，说两句笑话就让很多人受不了？”周浩说，不应该如此苛求医护人员，“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多了以后一定会有疲劳感。”

　　因为这些非议，周浩想起他之前拍的一部叫《差馆》的纪录片。很多人说，周浩拍得不够真实，因为没有看到警察打人。“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警察会打人呢？很多人对这个职业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这并不好。”

　　据周浩介绍，《急诊》播出后，护士长看到了护士聊天的片段，就骂她们说，上班的时候不应该这么聊天。“这里也透视出一个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些从业人员当作真实的人来看待，谁上班不聊几句天！”

　　通过同急救中心医护人员的相处，周浩对这个群体有了更深的了解。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不仅承担急救任务，急诊也由他们来负责，医生护士的工作都是三班倒，夜里也很难休息。因为工作节奏快，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几名年轻的女护士还要面临急救知识方面的考试，她们干脆将排练的场地移到医院大厅一处宽敞且相对安静的地方，互相监督着进行备考。

　　然而考试的成绩有高有低，有不少女孩子因为工作太忙准备不充足而落榜，周浩在镜头后问一个落榜的女孩“伤不伤心”，女孩对他说：“我很坚强的，从来不哭。”但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难掩的失落。

　　在急诊室里，学习的机会其实不多，很多时间都会被急诊工作占用，所以急诊室的医生很不好当。在医院，急诊室的医生被称之为“全科医生”。这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全科的医生就说明，你不能够在某一个领域特别的专，那注定是有某些遗憾的。”周浩说。

　　在120急救车上，周浩和医生们谈心，谈起做急诊医生的难处，医生坦言，急诊科的医生风险特别大，“我听说过有一次出诊，病患情况急迫，身体出了很多血，根本来不及戴手套，医生就空手给他止血，后来接到医院里一查才发现，对方是个艾滋病患者。”

　　“所以急诊室里的医生流动性非常大。老医生不多，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因为有能耐的医生，或者有些关系的医生，他会往病房走，走专科医生的路子。”

　　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如果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发现这个人没有死，几乎都会带来一个问题：“你带钱了吗？”“这话听起来好像很冷漠，但是我们把所有原因都归咎于这些急救人员身上，好像也不妥。”周浩说，“急救护士的收入比起医院住院部等部门护士的收入是偏低的。而且他们必须随时候命，任何时间有患者来求助，都必须立刻出发。对这些护士来说，每次出诊都跟自己的收入直接挂钩，况且‘出空车’的情况还经常发生。”

　　一次，急救中心接到几名便衣警察的急救电话，一人从四楼跌落，生死不明。到达现场后，医生检查发现此人已经死亡，生前吸食了毒品。坠楼原因是看见推门而入的便衣，就从楼上跳了下来。因为死者没有亲人为这次出车买单，医生希望报案的便衣警察能为他们这趟急救出车签个字，但便衣却不愿意承担，说是领导来了才会签。

　　“不签就不签了……上午老张跑了一趟空车，下午你来又空车，两次了。”司机和护士们都十分沮丧。

　　也有很多时候，医生和护士常常要面对许多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双方都十分无奈。来广州打工的一家人，妻子工作时划伤了手指，雇主只是让他们来医院，并没有承诺报销医疗费用。家人用一把伞提着输液袋站在急诊室，一名护士看不下去，觉得有安全隐患，就拿来输液杆让他们用，但使用输液杆需要交20块钱的押金，这家人连20块钱押金都觉得太贵。因为缝针需要200块，一家人为了省钱，商量着上点药挺过去。

　　医生只能着急地喊：“哎呀，你出血这么多，肯定是要缝的，只包一下会感染的。喊你们主管过来，这得叫他来才行。”

　　看待世界的焦点本来就应该是虚的

　　“拍了这么多纪录片，你到底想说什么？”这个问题周浩经常会遇到。很多观众反应，周浩的片子里包含了太多内容，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周浩告诉《方圆》记者，像《急诊》这样的片子，他希望通过这部片子，让观众对急诊这个职业能树立起自己的判断。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急诊》想告诉人们的是，对这个世界应该宽容，看待世界的焦点不应该那么实，它本来就是虚的。

　　“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有阴暗的一面，为什么非要要求别人特别阳光特别向上呢？”周浩说。

　　在《急诊》里，癫痫病患者王涛第二次出场让所有人都很惊讶，包括拍摄者周浩自己，“毕竟，在急诊室里能够遇到两次，是十分偶发的事件”。

　　王涛第二次被急诊室救治，说的话和第一次一模一样，“爸爸劳改，妈妈跑了，我是来广州找我姐姐的”。抢救的医生发现了他“装病”的事实，“他的头脑是清醒的，我去摸他口袋的手机，他十分本能地护住。”有护士议论，王涛手臂上布满针眼，有吸毒的可能，“他不会是想得到免费的镇静药和护理，再拿点钱走人吧？”

　　王涛对周浩的存在已习以为常，他叫周浩“叔叔”，说自己“一不偷二不抢”，只希望有点钱买个工具赚钱营生。周浩后来给了王涛钱，王涛拿过钱，看起来十分吃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出了医院。在医院大厅，周浩最后一次用长镜头对准王涛迷茫的脸。

　　明明是个骗子，为什么还要给他钱？

　　“你怎么确定他就是一个骗子呢？”周浩反问道。在片中，周浩打上了一段解说的字幕：“很难说清楚，他来到医院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在这儿，他才能体会到被人关心的感觉。只有当他面对这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才会有安全感。”

　　在周浩的另一部纪录片《龙哥》里，也曾有观众困惑周浩同毒贩“龙哥”之间的关系，片中周浩也几次给“龙哥”钱，有人问这是否与法律和道德伦理相悖。对于这个问题，周浩告诉《方圆》记者，拍摄者的“尺度“一直是他十分注意的，“我这样做只是想关注这个人本身，关注他的生存状态，没有善恶的观念的在里面。”

　　“我也不是一个社会改良者，我没有能力去拯救这个社会。我抱着的不是拯救社会的信念。能够有机会去做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弥补这个时代的缺失，已经足够幸运。”而对于那些所有他遇见的人，“我希望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着，不仅指的是有社会地位的人才有资格有尊严地活，人生而平等。”周浩说。

　　在拍摄结束的时候，周浩说，老天赐给他一个礼物。他本来还想拍摄孩子出生的场景。可是在拍摄的这10个月间，没有婴儿出生。可是，一位老人的去世，给了他的纪录片看似平淡却分量十足的一个结尾。

　　80岁的老人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护士小心地为他做着最后的清理，之后家属为老人穿上干净的衣服，没有痛苦，小儿媳在给老人穿好衣服后，笑着夸了句：“靓仔啊，老豆。”（很帅啊，老爸）

　　这是最让周浩感动的镜头。他在作品最后写道：“在医院，人们最不愿意看到，却永远无法避免的就是目送一个生命的终结，有尊严地活着和有尊严地离世，是一个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厚街》

　　厚街又名后街，是珠江口的一个小镇，农民工的集散地。《厚街》聚焦于一幢编号为4432的出租屋，记录这里的产业工人生存状况，再现他们生活的日常景观。该片完成于2002年，被誉为“罕见的真实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力作”。

　　《高三》

　　《高三》是一部反映高三毕业生生活的纪录片，以林佳燕的日记为主线，完整地记录了福建省武平县一中2005届70班一年的高三生活，从2004年暑期补习、高三上学期、下学期、体检直至高考、录取。香港电影节评委认为：“（这部片子）在中国的背景中探讨普遍性的教育问题，激发并鼓励观众考虑一种更人道的学习方式。”

　　《差馆》

　　差馆，香港地区对警察局的一种称呼。在2010年春节前夕的广州火车站派出所，周浩用三台摄像机在15天的时间里，记录下出入这里的底层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买不到票想回家过年的人、讨薪的农民工、小偷、混社会的少年、捡垃圾的老人、流浪汉。在一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地点，《差馆》从这些人身上展示了中国社会的真相。

　　《龙哥》

　　《龙哥》记录的是拍摄者周浩与被拍摄者小偷、吸毒人员阿龙之间的故事。阿龙知道自己的故事是“值钱”的，不断用自己的真实生活甚至以各种表演满足拍摄者的意愿，然后不断向拍摄者索取钱财和其它帮助。二人的交往和较量构成了这部片子。《龙哥》涉及了以往纪录片没有涉及的领域，对纪录片的道德伦理问题也进行了挑战，包含了对纪录片本身的反思。

　　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