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十周年效果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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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4-07-14 16:11
2014年是孔子学院建立十周年。作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大项目,孔子学院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规模发展到内涵发展的不同阶段。从2004年在首尔创办第一所“孔子学院”至2013年年底,全球已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分布的国家和地区总共120个。[1]
十年来,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的效果到底如何?中国学界褒贬不一,见解各异。一些学者认为孔子学院是当前“中国文化最妙的出口品”,已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名片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平台;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孔子学院的国际形象遭遇挑战,其传播效果无法与巨额投入相匹配。本文希望跳出以个案为基础或思辨式解读的框架,通过对海外孔子学院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以及对十年来国际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分析来概括孔子学院的传播效果,进而为孔子学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
孔子学院十年取得的显著效果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前国际社会的英语强势造成了英语文化对非英语文化的侵蚀。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把英语作为母语,据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或接触英语,而互联网上80%的信息是用英语传递的。在英语文化主导国际市场、西方价值观被建构成“普世价值”的今天,孔子学院要通过汉语教学来传播中国文化,必然面临着来自英语国家的顾虑与猜忌,这也是孔子学院诞生至今,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的话题。
但是从孔子学院的汉语学习者来看,现实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的调查从2008年开始,历时五年,选取五大洲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对美国、日本、俄罗斯、泰国、黎巴嫩、意大利、秘鲁等七个国家的18所孔子学院进行了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775份。
首先,孔子学院的汉语学习者普遍对中国抱有好感,汉语学习有助于加强其对中国的正面认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公众从中国的发展中看到机会。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的全球调查显示,在回答“谁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时,美、英、法、德、俄等国的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但事实上目前中国的GDP总量仅为美国的一半多一点。国际公众如此认为的部分原因来源于他们认为、并且希望从中国经济的腾飞中获得机会,孔子学院的汉语学习者就是这样一个群体。课题组对孔子学院的调查显示,在“你喜欢中国吗”选项中,选择“很喜欢”和“喜欢”的比例共计88.7%,这种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与汉语学习为他们带来了就业机会。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学习汉语的首要目的是找工作或者目前工作的需要,其次是为了增长知识或者出于兴趣来学习汉语。
课题组还对受访者“学习汉语的时间”与“是否喜欢中国”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从他们学习汉语前后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上看,有54.6%的受访者对中国的认识更加正面了。这些数据一方面表明,孔子学院汇聚的汉语学习者本身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有从业或经商需求的,并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有好感的群体;另一方面也表明,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在进一步增进汉语学习者对中国的正面认知,而且学习时间的长短是影响他们态度的重要变量。
其次,中国物质文化的传播效果显著,精神文化尤其是价值观传播效果有限。“文化(culture)”一词是英语中最具复杂性的词语之一。从古罗马时期开始,众多智者都试图从不同角度解释、丰富“文化”的内涵,进而一方面形成了“文化”概念的多元性,但同时也导致“文化”概念的高模糊度。本次调查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共设计了19个指标进行测量,以此评估孔子学院在传播不同层面中国文化时所取得的效果。
调查显示,物质文化如中国菜、茶叶是汉语学习者体验比例较高的,占91.5%,尤其是中国菜受大部分汉语学习者喜爱;行为文化如中医、书法、制作陶器等的体验率为79.4%,也已成为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在精神文化层面,孝、谦、悌、俭、慎等儒家文化的认同度并不高,“和为贵”、“和谐”的文化思想较难被西方国家的汉语学习者所理解。因此,在精神文化层面,孔子学院教师常常面临着传播什么、如何传播的技术困惑。
国际主流媒体
对孔子学院的评价情况
国际主流媒体是影响国际舆论的重要力量。不仅国际社会对孔子学院的认识主要来自这些媒体,大部分中国学者由于接触不到研究对象,对于孔子学院或褒或贬的评论也在被国际媒体所引导。本文以“孔子学院”为关键词,在LexisNexis新闻数据库中搜索,从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即2004年11月21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止,课题组收集了近十年间国际主流报纸的英语新闻,共获得990篇。
第一,世界不同地区的媒体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度不平衡。北美和欧洲地区对孔子学院关注度最高,其他地区虽然也建立了诸多孔子学院,但他们发出的声音相对较弱。在这990篇新闻中,北美媒体有关孔子学院的新闻数量最多,共248篇,欧洲为193篇,非洲、亚洲、南美的发文量相对较少,但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对孔子学院有一定的关注度。新闻数量居前的报纸名单如表一所示。这种区域不平衡的现象一方面显示出欧美媒体在话语掌控方面的强势,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要注重欧美之外孔子学院的媒体曝光度。
第二,欧美媒体负面评价孔子学院的居多。对于孔子学院建立的动因,欧美媒体认为,重建道德和社会准则是儒学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实原因。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不断发展,中国也掀起了一股儒学热潮。《纽约时报》指出,儒学的兴起,尤其是在中国的兴起,是由于人们对未来没有信心及现实社会的弊病在文化心理上的投射,频繁曝出的官员贪污腐败案、各地出现的征地矛盾、对独生子女政策及医疗政策的不满等,使得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现实社会中的无奈与失望,使人们急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寄托。[2]
总体看来,欧美媒体往往从文化威胁的角度来评价孔子学院的意义,并认为孔子学院之所以以中国古代先哲“孔子”为名,是因为孔子“以和为贵”的理念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是为了缓解他国对中国在经济、科技(如卫星)、军事等领域的发展所感到的恐慌,旨在构建积极的中国形象,[3] 认为孔子学院繁荣的背后,并非是文化软实力所产生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而是基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2010年,《纽约时报》在报道孔子学院在印尼授课状况的文章中提到,在这样一个拥有世界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成功开设汉语课程,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汉语学习者的主要动力是与中国人做生意。[4] 与此同时,欧美媒体在报道时往往突出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政府资助的语言、文化、教育和调查中心。[5] 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甚至呼吁各高校抵制孔子学院就是因为“孔子学院本质上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机构”。《芝加哥论坛报》报道的108位教授联名抵制孔子学院事件[6] 就是以政府背景性质为由,攻击孔子学院可能影响美国高校的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
第三,亚非拉国家媒体正面、积极报道孔子学院。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展现出很高的汉语学习热情,这些国家的媒体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报道主要从语言学习、文化交流、经贸关系等角度展开。首先,在语言学习上,乌干达《新视野》指出,“孔子学院针对成年人组织了一些兴趣班,吸纳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交官和商务人士”;[7]南非《每日快讯报》援引语言教育家的采访指出,“中国周”加强了两国间的相互理解,有助于消弭分歧,我们希望在未来继续扩大汉语教学。[8] 其次,在文化交流上,肯尼亚《商业日报》指出,为了保持肯尼亚和中国市场的联系,(孔子学院)这样机构的存在在文化交流方面提供了一个平台;[9] 巴基斯坦《每日巴基斯坦银行家》还从民族对话的高度指出了语言在民族团结中的重要性,巴基斯坦相关机构和中国将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促进民族对话。[10] 再次,在经贸关系上,《约旦时报》指出,学生学习中文是因为他们想和中国人做生意,事实上,大部分中文专业的学生都在中国有家族生意。[11]
调查结果与媒体报道
存在差异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从调查效果来看,孔子学院受到了汉语学习者的普遍好评,但从媒体报道来看,却面临着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这主要与西方媒体根深蒂固的解读立场和缺乏对汉语学习者的深入采访有关。
首先,在西方媒体看来,孔子学院具有“儒教”色彩。西方主流媒体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宗教,即“儒教”,而孔子学院具有“儒教色彩”,传播的是中国的宗教文化。因此,在儒家文化走出国门之后,尤其是进入到具有不同的文化形态、宗教背景的国家之后,误解接踵而至。比如孔子学院在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办学时就遇到了一定的挫折。面对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淡化无谓的“异教徒式”的猜忌、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大课题。
其次,西方国家还陷入了文化安全的困境,往往从“中国威胁论”视角看待孔子学院的发展。“安全”是主客体相互建构的结果,在判断本国文化是否安全时,民族国家往往会陷入认知的困境。即使是处于文化强势的西方国家仍然会有文化不安全感,发出西方文化走向衰落的预言。“9·11事件”之后,美国感受到了自身国际形象下滑所带来的危机,继而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复兴计划”;法国是西方文化体系中的欧洲强国,但面对美国文化的扩张也深感不安全,继而构建了以保护法语纯洁性为核心的法兰西文化振兴体系。当前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推广,被认为是继中国硬实力提升之后文化软实力的扩张。在西方现实主义者看来,文化扩张的结果必然走向文化霸权。正是在这种思维指导下,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出现了抵制孔子学院以及限制孔子学院教师签证等苗头。
提升孔子学院
传播效果的深层次反思
从创立到发展的十年中,孔子学院一直在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中前行,而且这个大环境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但我们不能因为国际舆论的严峻性而遮蔽孔子学院取得的效果,更不能因为国内舆论的叫好而夸大取得的成绩。如何真正提升孔子学院在国际上的文化传播效果,需要深层次的反思和谋划。
第一,中国文化的传播要寻求与所在国文化的共通点。调查显示,儒家文化与所在国文化具有共通性内容时更易于被汉语学习者所接受。比如“以礼相待”不仅是儒家文化,而且是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共同推崇的价值观,比较容易受到所在国公众的认同。而共通性较小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传播中则面临着文化冲突的障碍。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的做法其实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基督传教士非常注重挖掘《论语》与《圣经》的共同点,以此融入中国社会。反观孔子学院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内容,却都存在着“文化适应”的问题,僵化固守自有文化、摒弃他者文化的传播方式是难以收到良好效果的。此外,要提升孔子学院的传播效果,不仅在传播内容上,而且在孔子学院的教学体系、管理方式上都要适应所在国的文化传统,这才是改善国际舆论环境、提升中国文化传播效果的可行之路。
第二,要密切跟踪孔子学院的传播效果,展开科学的效果评估。在孔子学院建立十周年之际,另一项旨在培养国外青年汉学领袖的“孔子新汉学计划”正在全球推广。这个计划包括中外合作培养博士、来华攻读博士学位、“理解中国”访问学者、青年领袖、国际会议、出版资助等六大类项目。加上现有的共计1000余所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以及孔子学院总部所管理的汉语桥等项目,这些庞大且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项目急需针对孔子学院效果的监测与客观评估。而由谁来评估、如何设立指标、怎样反馈改进措施,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此外还需关注的是,目前孔子学院取得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中国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辐射而产生的,这些国家的汉语学习者为寻找商机而学习汉语,“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初始阶段的模式,但这毕竟是一种过渡,如何通过孔子学院等中国文化国际传播项目,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感召力”,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智慧。
(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团队项目成果)
[1]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上网时间:2014年5月12日)
[2] Gerard Lemos, “What Keeps the Chinese Up at Nigh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0, 2012, Late Edition-Final.
[3] Edward Wong, “China Quietly Extends Its Footprints Deep Into Central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2011, Correction Appended, Late Edition-Final.
[4] Edward Wong, “Indonesians Seek Words To Attract China’s Favo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 2010, Late Edition-Final.
[5] Rhys Blakely, “Harvard students get wise to the ancient Chinese way to success”, The Times (London), October 10, 2013, Edition 2, National Edition.
[6] U. of C. Profs Protest Institute, 108 signed petition to remove program funded by China, Chicago Tribune, May 4, 2014.
[7] Innocent Anguyo, “Makerere University to Start Chinese Course”, New Vision (Kampala), July 26, 2013.
[8] David Macgregor, “Chinese Centre Boost for Rhodes”, Daily Dispatch (South Africa), September 7, 2012.
[9] Immaculate Karambu, “China Talks Mandarin to Spread Global Influence”, Business Daily (Nairobi), October 21, 2010.
[10] Islamabads, “Pakistan to get more Confucius Institutes”, Daily The Pak Banker, May 20, 2014.
[11] Mohammad Ghazal, “Chinese Attracts More Jordanian Learners”, Jordan Times (Amman), September 29, 2010.
吴瑛 石玲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