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主义者杨澜

　　从1990年代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赈灾晚会，到2005年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再到如今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杨澜以其专业的行业知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传媒优势，成为慈善界的重要推手

　　主持人杨澜乐于将慈善行业形象地比喻为“热带雨林”：在一个有机组成的系统里，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功能和价值。同样，在一个有效的慈善体系里，无论规模大小和专业方向，每个机构都有自己不可或缺的位置，作为共生伙伴，携手成长，共同为中国慈善业发展乃至社会改变和进步提供源动力。

　　2005年，杨澜在香港注册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在慈善的热带雨林里，杨澜把基金会定位为“阳光慈善。”在她看来，阳光慈善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做慈善的支持性环境建设；二是要促进慈善机构的专业化与透明化。

　　“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对公共事务有相对理性的观察和认识，我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定要形成政府、市场和慈善机构相互补充和互动的合作机制。但是在过去的30年，主要是市场成长起来，慈善发展特别弱。从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我有一种迫切感，应该让更多人有这种认识。”杨澜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从1990年代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赈灾晚会，到2005年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再到如今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杨澜以其专业的行业知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传媒优势，成为慈善界的重要推手。

　　慈善缘起

　　1994年，在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担任主持人的杨澜，接受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华裔企业家谢国民的资助，来到美国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公共事务的学习和美国健康的慈善环境，让她对慈善产生崭新的认知。

　　当时包括杨澜在内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从个人职业提升的角度去留学。当班上一位同学告诉她，毕业以后要去非洲成立NGO做公益时，杨澜才知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把公益作为职业追求。

　　读研究生期间，杨澜经常收到一些慈善机构寄来的宣传资料，这些资料总能把要解决的问题表达清楚，让人忍不住捐钱。捐过之后，不管数额大小，都会得到非常及时的反馈，接到感谢信和受助地的照片；捐赠人会得知项目的进展，有多少孩子受益。如此及时的反馈机制，让杨澜作为一个捐赠者感到被重视。

　　作为教育机构，哥伦比亚大学每年筹款为学生提供奖学金，耳濡目染，也让她看到慈善的改变力量。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杨澜通过校友回馈机制，向学弟学妹捐赠奖学金。2000年创办阳光卫视后，她陆续开始做大额捐赠。

　　2001年，在阳光媒体集团参与协办的世界媒体高峰会上，杨澜和多位媒体界的企业家聊到慈善。这些企业家对自己的慈善事业都有清晰的定位。她发现，慈善可以从纯粹的感性冲动到理性选择，从单纯的个人行为上升到组织行为，从临时性的捐赠变成长期的专业操作。

　　杨澜观察到，过去常常是一个人在病榻之上留下遗嘱，把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趁年富力强的时候，不仅做财务的捐赠规划，而且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经验，包括管理能力都运用到公益的实践上。“我觉得这是世界性的趋势转变。”

　　在阳光文化基金会的运作过程中，杨澜深刻体会到，多种形态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慈善业的成功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阳光文化基金会发起“在阳光下成长”系列活动，从“芭蕾走进校园”到“百千万计划”再到“阳光艺术教室”，通过艺术教育，影响打工子弟的成长。谢国民的捐赠让杨澜的第一个反馈的方向就是教育，她认为，教育是真正能改变人命运，给人机会的。

　　目前基金会以“阳光艺术教室”项目为主，通过与合作伙伴的合作，其下每个子项目积累了丰富的通过艺术教育帮助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经验。

　　因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基金会要和教委、精神文明办、打工子弟学校、NGO、少年宫、大剧院等多个伙伴合作。基金会将自己定位为协调者和能动者，不是去做每一项服务，或者包办各项课程，而是将师资、草根NGO等各方连接起来，通过搭建平台，促成各方面的合作。

　　“基金会要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成为土壤、雨水、阳光，让雨林中有更丰富的物种，生机蓬勃。我们希望这些物种，是专业化、透明化、有效率、有公信力的公益组织，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一起来探索慈善领域的支持性环境。用好的机制与环境，吸引优秀的人才，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杨澜说。

　　推动行业

　　为了影响有影响力的人，20062009年，阳光文化基金会投入近700万元，与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合作，支持和培养公益组织领导人的能力建设。

　　早前，杨澜在采访“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时了解到，中国公益行业人员流动性比较大、结构单一，当时主要是学生、老师和退休官员。“当时的迫切性让我启动了这个项目。”

　　为了了解需求，专家团队与15家公益组织的代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拜访了当时的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基于问题和需求，设计了培训框架。在杨澜看来，这个项目把两个高等学府对接起来。

　　阳光文化基金会还与一些关注公益发展的企业高管合作，探索如何通过商业方法与理念提高公益组织的能力。他们组成志愿者团队，通过对公益机构的“望闻问切”，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再形成案例，与更多的组织分享。

　　2003年，杨澜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对慈善事业提出大量制度层面上的建议。她交出的第一个提案是《完善中国民间非营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她向时任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说起了这个建议，“当时这个话题还比较新，我说，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没有法律就没有办法来发展整个行业。他对我还是挺赞同的。”此外，杨澜曾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慈善立法”和“建立慈善日”的提案。

　　去年，杨澜与王健林、牛根生等人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的副会长。“在中慈联这个平台上为大家服务，就是希望整个行业有一种合力，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从理念的交流、中外沟通、到推动机制创新，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杨澜认为，现在中国的慈善领域缺乏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估和监督。当一些慈善机构遇到质疑时，没有人可以站出来说话，这就是机制中一个环节的缺失。政府的管理机构有特定的角色。因此她建议，应交由有国际公信力的会计事务所、评估机构来作出公正的第三方评估，以此获得公众的信任。

　　理念交流平台

　　最近几年，中国开始出现尊重专业的慈善家群体，杨澜以阳光文化基金会为平台推动他们参与国际交流，提升专业水准。

　　2010年5月，阳光文化基金会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组织了第一次慈善家沙龙活动，纽约市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与牛根生、冯仑、李亚鹏等国内多位慈善家共同探讨如何让慈善捐赠更有影响和效率；拥有商业背景的慈善家如何帮慈善公益事业提高专业性和效率；基于国际经验，从资助人的角度看如何确保善款的公信力与效果，以及中国慈善公益基金会的法律环境。

　　同年9月，盖茨基金会将阳光文化基金会作为中国的合作伙伴，共同举办备受瞩目的“巴比晚宴”，引发巨大的社会关注和争议。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称之为“汶川地震后中国慈善发展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时，“巴比”的来访被很多企业家视为一次劝捐行为。在杨澜的劝说下，“巴比晚宴”定位于慈善理念的交流。她认为，中国的慈善环境还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不健全，又缺少有公信力、工作效率和专业性高的执行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让大家承诺马上捐出一半财产，而是应该在慈善理念上进行交流。

　　晚宴上，巴菲特所说的“做慈善要趁早”、“把企业管理经验用到慈善当中”、“慈善应更多让受助人有平等的参与机会，而不是简单地等待救济”等理念。盖茨则告诉企业家要“准备好犯错误，不要傲慢，要有谦卑的心去学习做慈善”。所有这些，给在座的企业家带来很多启发。

　　在杨澜看来，过去很少有企业家想到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可以长期有序地履行社会责任，同时把自己的企业管理经验运用到慈善中去。“我觉得这次交流像鲶鱼放到水池里一样，有一种刺激和连锁效应，激发大家去思考这些问题。”

　　2011年3月，阳光文化基金会组织20余位全国“两会”企业家代表、委员对慈善与社会管理创新进行讨论。同年11月，基金会组织8位中国慈善家在纽约与克林顿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巴菲特家族、斯拜尔家族、哥伦比亚大学主要资助人等进行当面交流，与美国慈善家族分享经验与心得。

　　2012年12月，阳光文化基金会与卡特中心合作，组织“合作伙伴关系：可持续的慈善公益模式”专题论坛。美国前总统卡特、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等与到场的四十位商业人士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多方合作，打造可持续的慈善公益模式。

　　杨澜以其擅长的国际沟通、整合能力，让更多中外优势慈善资源聚合，提升各自的管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_毕维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