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科女超人”于莺跳出体制这一年

　　于莺，1974年出生，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

　　2013年，于莺从协和医院离职。近日，与北京某民营医院合作，开始创办综合门诊。

　　微博粉丝数已有276万，这个数字超过众多公众人物。于莺发言犀利，成为因自媒体获得广泛关注的医生代表。

　　7月9日，北京某民营医院的媒体沟通会，于莺以一袭端庄的黑色过膝连衣裙亮相，桌前铭牌上标注着她的新身份：医院综合门诊中心CEO。听到这家民营医院介绍时仍旧使用了“著名急诊科女超人”的称号，她忍不住放松绷直已久的身体，低下头抿嘴偷笑。

　　就在一年前，北京协和医院的急诊科女大夫于莺，如果在翻看病历时瞧见病人自称“CEO”，能乐上半天。

　　她还不习惯这样严肃的场合：“之前我是非常耻笑CEO这三个字母的。”于莺说。

　　这符合她的个性——善于消解日常生活里严肃的事物，并以此为乐，这也成为她在微博走红的原因。

　　从2011年10月开始，于莺在微博上描述医院趣事、生活囧事，语言鲜活幽默，颠覆传统医生严肃、刻板的形象，成为因自媒体获得广泛关注的医生代表。因为发言犀利，她还被冠上了“愿意为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发声”的名号。

　　一年前，于莺终于脱下公立医院的白大褂，离开工作12年的协和医院。她的去职对医生群体震动巨大。有人为她离开公立医院的庇护感到惋惜，她却说，发现世界一下变得宽阔：“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多。”

　　各种医疗平台找上了她，希望能借她的人气获得更多的关注。“但选择了A，就得罪剩下的25个字母。”于莺笑称。其实她内心已有想法：开办一家自己的全科诊所。

　　从前往台湾考察全科模式，熟悉法规政策，跑很多城市选址、到递交材料给相关部门，折腾了一年的女超人感慨：“在当下，一切比想象中要难得多。”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已出台政策，鼓励医生开办私人诊所，但现实状况之复杂，让这些鼓励显得苍白。

　　比起“改革者”这个称谓，于莺更愿意将自己视作恰逢医疗改革的大背景下，走出体制，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些尝试和努力的人。

　　与民营医院合作

　　于莺负责天马行空，胡澜则负责把她的想法拉回到现实中，从细处着手——这是合作者相处的典型模式新工作第一天，穿着T恤衫、牛仔裤的于莺晃荡着出现在办公室，新同事好奇地问：“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哪样啊？”于莺心里犯嘀咕。她瞥了瞥身旁一群人标准的“OL”（office lady办公室女郎）装扮，吐了吐舌头，第二天换了套正式的职业装来。

　　T恤衫、牛仔裤，这是于莺此前在协和医院的“标配”。那时她因敢说敢做闻名，她的微博个人说明是：为所欲为，天马行空，无组织，无纪律。

　　“我的标签就是自由、随性和不受约束。”她离开协和也正因为如此：“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航母式的医联体最终会让专注于临床的一线大夫尤其是急诊科医生成炮灰。”

　　“所以可想而知，发挥自己的特色才最有优势。”她为离职总结。

　　合作者胡澜恰恰看中的，就是于莺的这股劲儿。

　　“她对医生的职业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经历也不可复制。”该民营医院CEO胡澜说。

　　胡澜第二次找到于莺是在3月底。两会时，于莺因为开办诊所受挫，在微博上吐槽：“哪个人大代表帮我反映一下，接受正规8年制医学教育的博士毕业生，在大型三甲医院工作12年的大夫，想通过正规途径办个正规的诊所怎么那么难？”

　　一年前，胡澜就曾和刚离职的于莺寻求合作，但当时二人对全科诊所的模式都尚未有清晰的想法。

　　再次面对胡澜，受挫的于莺仍然兴致勃勃地描绘理想中诊所的样子，这让胡澜觉得构想不错：“下次你来说说具体的科室设置、仪器配备等，带着PPT来。”

　　于莺负责天马行空，胡澜则负责把她的想法拉回到现实中，从细处着手——这是合作者相处的典型模式。

　　于莺最终选择了与这家民营医院合作开办诊所：“我现在单打独斗肯定不行，最好就是优势、资源整合，把这个事尽快推动。医院资本没问题，有做医疗机构的经验，背后有整个集团支持，我觉得这事能成。”

　　离职后的于莺，标签改成了“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颇有些佛学的意味，但她更愿意理解为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变化。

　　也有人尖锐地问：“民营医院跟你合作难道不是看中你大V的旗号吗？”

　　于莺扑哧笑了：“任何一个平台跟我合作，如果不看重大V的旗号，这个CEO是有问题的。重要的是影响力和工作能力如何转变。如何跟平台很好地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这是我看重的。”

　　回归医疗的本质

　　“来急诊科的病人，几乎都到了要被抢救的时刻，那先前他们需要被关注的时候，医生在哪里，在做什么？”

　　此前于莺的目标一直精准：独立开办一个全科诊所。

　　从协和医院离职后，她曾在脑子里无数遍勾画诊所的样子：在小区门口，开一个二百平米的，找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就为她所在的通州梨园地区老百姓服务。

　　“成本也不是特别高，有没有医保没关系，有钱的一百块钱一个，没钱的就六十块钱一个。”于莺戏谑道。

　　这个目标其实是延续了她一贯想表达的理念：什么样的医疗能真正帮到人。

　　“来急诊科的病人，几乎都到了要被抢救的时刻，那先前他们需要被关注的时候，医生在哪里，在做什么？作为医生，这会留给自己一个很深的遗憾。”

　　她和很多人复述同一个故事：那时她在协和医院，对面小区楼里有个老太太，常年瘫痪在床。她儿子来急诊科请大夫，希望有人一个月去家里换一次尿管、胃管，每次劳务费500元。

　　没一位大夫愿意去。

　　“本身我们职业地点在医院内部，没有义务外出为患者服务；其次，每个人都是定岗，每次出去四十分钟，如果我脱岗，被领导查起来是要处分的。”于莺解释道。

　　无奈，老太太的儿子每次只能打120，一次费用超出五百块钱，换完后，老太太还得在医院等一两个小时的120，把她送回家。

　　“有些制度已经僵化了。”这种规定让于莺觉得沮丧，同样沮丧的，还有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头的人生。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生毕业后，于莺花了6年升到主治医生，由于医院扩建，她所在的急诊科每天要接待400多位病人，平均每名医生每天要看40位病人。“一个夜班，从下午4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像我这样30多岁的女医生，下了班以后，走路都是飘的。”她曾抱怨。

　　于莺不止一次思索职业的未来，直至和马遂的一次聊天。

　　“于莺你干急诊，插管插得再熟练，最后不过是一个高级的技术工人。”协和医院的副院长、急诊科老主任马遂的话毫不留情。

　　他的建议是让于莺去做全科大夫。

　　“急诊是面对一个人生病最后的部分，而全科医疗则面对一个人没有生病或生病早期时的预防、治疗，但这个部分在中国是缺失的，也是将来的方向。”马遂劝她。

　　这场谈话让于莺不置可否，“我的脑子里没有全科的概念。”于莺道。

　　但当她辞职后，把整个线串起来，想法就不一样了。她选择先去看看台湾的全科模式，再回来办自己的私人诊所。

　　去台湾，学习全科

　　让于莺惊奇的是，医生开车到山上后，将肾衰的阿伯接到市区的医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

　　之所以去台湾，是因为台湾私立医院在医疗界占比已达90%以上。而这些年，台湾医疗改革的经验也被认可，能为大陆的医改提供积极的参考和借鉴。

　　一个岛屿的全科医疗是如何做到很好的？这是于莺希望通过这次海岛之行解答的疑题。“我去台湾不是学治病，是去学习他们的整套流程和机制。”

　　去当地医院报到的第一天，医院的一位主任非常明确地说，医院哪里可以拍照，哪里拍照必须把人脸打上马赛克，这让于莺感受到台湾对待患者隐私的尊重。

　　每次前往健诊中心，于莺都要穿过急诊，那里的门口永远都摆着一排空的平车和轮椅，由义工分配给需要的病人，急诊主任趴在放置了近百张平车的急诊科写病程，规模之大让于莺惊叹。

　　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地区的医疗体系中，公立医院遍布，同样存在医疗资源不均衡、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等问题。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台湾开始鼓励民营资本投入医疗行业。1976年，台塑大王王永庆创办长庚医院，回归“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本质，最终成为台湾最赚钱也最令病患满意的医院。

　　在台湾的三个月，于莺辗转多家医院，也曾跟随当地医生外出巡诊，前往山上的阿美族看望肾衰的阿伯。

　　让于莺惊奇的是，医生开车到山上后，将阿伯接到市区的医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

　　这是台湾健保模式里的服务，每年符合医疗照顾条件的申请者，医生将定期巡视重病患者，上门服务。

　　阿伯家附近卫生院的负责人和于莺聊了很久，大意是他们也可以给阿伯做透析，但是大医院服务太好了，他们还没有和病人说好，对方已经派车接送了。

　　“在争夺患者、客户群中，不自主就需要把服务做到位。医疗资源很丰富，而且是多层的。”于莺感慨。

　　当地私人诊所医生的收入也非常可观。她去南投信义乡参观的私人诊所，医生每周工作54小时，月收入能有七八十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4万至16万），比在城里工作的医生还高。

　　“私人诊所”的幻灭

　　于莺不愿提及“改革”，却不得不触碰，实际情况是，那些鼓励改革的文件遇到现实的政策，一下就显得苍白。台湾之行归来，于莺更加坚定开办私人诊所的想法。但直到加入这家民营医院后，于莺才如愿以偿。

　　5月中旬，去诊所的选址实地测量前，她发了条微博：“想象未来的诊所会是什么样子？咖啡馆风格？美式乡村风格？地中海风格？别瞎想了，不管怎样，光线照明，空气流通，动线路径，流程合理才是需要考虑的重点。”

　　如今，于莺“大背心裤衩的工头生涯”已经开始，但这在两个月前还不可想象。

　　那时于莺就选定的地址向辖区卫生局递交了材料，被直接拒绝。理由简单，没有规划——北五环到东五环统统没有允许开办私人诊所的规划。

　　她回过神，从卫生局的官网上下载相关材料，才了解到要开一个私人诊所，第一步就是得有规划。

　　只能在五环外开诊所？这让于莺难以想象。

　　再次是审批难。一家诊所，如果开在居民楼的底商，那得需要楼上所有住户和旁边的底商同意，只要一家说了NO，就无法获得审批。

　　于莺了解到，控制审批是因为私人诊所很难管理，更多的小诊所根本没执照。“真正想开诊所的人开不了，胆大心黑的人就开了（黑诊所），就能挣到钱。”这让于莺不解。

　　去年8月，于莺和同样跳出公立医院的医生张强，在上海参观一家即将开张的私立医院，隔着马路就看见挂在医院门口的横幅：“欢迎于莺、张强大夫莅临考察，共同开创中国医疗改革的新局面”。

　　这让她咂舌，太夸张了：“我就是想干点自己的事儿，和改革扯不上边儿。”

　　而实际状况是，没“改革”呢，于莺自己的事儿好像也要“歇菜”了。

　　“当你开始想开诊所，到一步步去实施，去做经营分析、盈利规划时，你会发现，这里牵扯的东西太多了。”于莺说。

　　三月份吐槽后，于莺休了一个月，每天找各个圈子的朋友聊。“他们都觉得私人诊所很好，但阻力很大。有人泼过冷水，干吗花费力气在这上，先找工作，等政策松动了再说”。

　　有人劝于莺去“活动活动”，被她拒绝：“我特别不擅长跟领导打交道，尤其跟政府机关领导打交道。”

　　于莺不愿提及“改革”，却不得不触碰，实际情况是，那些鼓励改革的文件遇到现实的政策，一下就显得苍白。

　　寻找“合伙人”

　　在于莺看来，出来的医生们是抱团取暖的，也相互支持。“因为离开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

　　几天前，于莺接到一个电话，来自和她经历相似的一位医生。在于莺的感染下，对方也离开公立医院，开私人诊所。她曾嘱咐这位医生：“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这一次，医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抱怨：“都是你啊，害苦了我们，现在才知道开办诊所这么不容易。”

　　确实不易，于莺也头疼，她的新诊所还面临着招人的难题。

　　尽管这些年从公立医院跳槽的医生时常闯入公众视野，但目前这个比例还是很小。于莺希望能够从中寻找到技术精湛、又有一点情怀的医生作为伙伴。

　　“但目前看来是有想法的人多，原地不动的人更多。”于莺说，“这是个奇怪的圈子，你对这个圈子抱怨，但也不愿意踏出一步。”

　　从安贞医院跳出的妇产科医生王虹，是于莺的现任同事。这位在公立医院工作长达20年的医生坦言：离开前也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这份职业看起来体面而有尊严。

　　于莺的纠结来得少些：“公立三甲医院主治医生的身份，对我来说，正面看可能是一个光环，背后看是一个枷锁，紧箍咒。”

　　在于莺看来，出来的医生们是抱团取暖的，也相互支持。“因为离开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

　　“你需要什么样的医生？”

　　“把全科诊所看成有兴趣的项目，说得高点，是事业，大家有共同的理念。

　　从头到尾参与。医者需要一点点信仰，对医疗品质、医疗服务这些问题的认同一定要达成三观一致。”于莺答道。

　　因为新诊所的开办，于莺忙碌异常。她闲暇时会想：假如没有微博，假如“超人于”不是幸运地在网上走红，假如她没有被赋予改革急先锋的角色，今天她会过着怎样的生活？

　　是远离公众视线，继续在协和急诊科做大夫？还是相夫教子，过着忙碌的生活？

　　“即便是没有微博，我的性格使然，还是会有这样的选择。”于莺说，“我希望能活得真实，活得真性情，挺好的。”

　　“实际上是在和自己较劲。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遍体鳞伤。而我呢？就是面前有很小一道门，到处都是刺，我胖，还非要挤过去，衣服破了，那就脱了还要往里挤。我觉得我一定能过这个门，没有理由过不去，一年过不去，两年一定过得去。”——于莺讲述离开公立医院一年来的感受。

　　文/朱柳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