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大变局下的“库尔德之春”走向

　　“阿拉伯之春”不仅带来地区性大动荡，也正在催生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秩序，推动地区政治力量对比加速转化，中东传统政治生态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而在这场中东大变局中，席卷一时的“阿拉伯之春”已悄然失色，并日益转化为“库尔德之春”[1]，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正面临抬升本民族地位，改变历史命运，实现“建国梦”的新战略机遇期。在新中东格局下，库尔德人日益跻身于地区主要政治力量之列，势必在地区发挥更大作用。

　　库尔德人的百年建国梦

　　库尔德人（Kurds），是中东最古老民族之一，至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属于中东五大民族之一（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库尔德人、犹太人）。库尔德人现主要居住在土耳其东部和东南部、伊朗西北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以及高加索部分地区构成的一个狭长弧形地带，该地区多为山地和高原，也被称为“库尔德斯坦”。库尔德斯坦处于战略要冲，历史上曾是东西方沟通的重要通道，富藏水资源和油气。库尔德人是当今世界上未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最大民族。公元前六世纪库尔德人最早被波斯帝国征服，后又被希腊人、罗马人相继征服。七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并占领库尔德斯坦，库尔德人由此信奉伊斯兰教。其后，突厥人、蒙古人几次侵入库尔德斯坦。14世纪奥斯曼帝国兴起后，开始征服并统治库尔德斯坦大部分地区。1639年，奥斯曼帝国与伊朗萨法维王朝签订《席林堡条约》，将库尔德斯坦首次一分为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库尔德民族主义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战败，帝国分崩离析，其统治区域纷纷寻求独立，而英国、法国等欧洲殖民者竭力瓜分帝国，使之成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1920年协约国强迫奥斯曼苏丹（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政府签订了含有库尔德人实行自治或独立条款的《色佛尔条约》。根据条约，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被允许建立自治政府，并在适当时候独立建国。但苏丹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丧权辱国行为激发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发动革命，建立土耳其临时政府，并于1922年战胜了协约国军队。1923年凯末尔与协约国签订《洛桑条约》，由于协约国的退让，该条约中未再提及库尔德人自治或独立问题，库尔德人立国愿望化为泡影。一战后，英法根据密约瓜分了奥斯曼帝国，将原属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库尔德斯坦一分为三，分别划给土耳其、英属伊拉克和法属叙利亚，这是历史上对库尔德斯坦的第二次正式分割。至此，库尔德斯坦为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四国分割，库尔德人主要生活在四国的格局基本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奥斯曼帝国解体并遭分割直接导致了库尔德问题的出现。库尔德问题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目前已成为中东地区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广、影响范围大、具有高度复杂性和敏感性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从历史根源出发，库尔德问题的产生是西方殖民者的“功劳”，是大国争夺地区霸权或干涉地区事务的“遗产”；从现实来看，库尔德人在所在国的少数民族权利被剥夺、限制或遭歧视，政治地位不高，经济文化发展落后，长期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从根本上讲，库尔德问题是指中东地区相关国家（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的库尔德民族要求承认和尊重其少数民族身份，保障并扩大民族权利，保证平等参与国家事务，允许自主决定其命运所引发的政治、安全和社会问题，其核心是库尔德人要求实现民族自治或独立。因此，谋求统一并建立“库尔德斯坦国”几乎一直是地区各国库尔德人的理想。

　　“阿拉伯之春”

　　催生“库尔德之春”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和地区格局的演变，库尔德问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日益深入发展，库尔德人的整体地位在相关国家和地区范围内不断提高，库尔德问题所引发的地区和国际关注度，对地区安全与国际关系造成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大和扩展。

　　库尔德问题的百年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14-1923年）以“一战”爆发和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为标志，是库尔德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与库尔德问题的发端阶段。各地库尔德人纷纷发动叛乱活动，寻求自治。这一时期可谓是库尔德民族历史上最佳的独立建国机遇，但因西欧殖民者出尔反尔以及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加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稚嫩而错失良机。第二阶段（1923-1945年）是库尔德问题的持续发展阶段。二战后，受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影响， 库尔德独立运动进一步高涨。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都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库尔德反抗斗争。土耳其和伊朗两国开始推行土耳其化和波斯化政策，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波斯人的民族矛盾与冲突变得日益尖锐。“二战”后期，苏联和美国开始逐步介入库尔德问题，尤其是苏联主导推动成立了一大批亲苏库尔德政治组织。第三阶段（1946-1990年）是库尔德问题深化发展和库尔德人斗争全面高涨阶段。库尔德斗争的中心由土耳其转移到伊拉克，伊拉克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多次爆发激烈内战，并一度达成允许库尔德人自治的协议。但1975年伊拉克库尔德人被伊朗和美国出卖，再次遭到严酷镇压。两伊战争期间（1980-1988年），伊拉克库尔德人又因支持伊朗而遭到萨达姆政府的严酷报复，其聚居区甚至被施放毒气；在土耳其，1978年库尔德工人党（PKK）成立后，于1984年开始武装斗争，自此土库尔德问题进入激烈武装冲突阶段；伊朗库尔德人曾于1946年在苏联支持下建立了“马哈巴德共和国”（Mahabad Republic），它被视为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第一次正式尝试，然而成立不到一年就因苏联与美国妥协，决定从伊朗撤军而失败。这一时期，相关国家大民族主义日益泛滥，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化政策、土耳其的土耳其化政策，导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而外部势力更加深入介入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成为美苏在中东争霸直接利用的工具。第四阶段（1991-2010年）是库尔德人斗争高潮阶段。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剧变，严重冲击了中东地缘政治，重大政治事件频发，如苏联解体，美国开始独家主导中东、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引发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9·11”事件导致美开始实施以反恐为中心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2003年伊拉克战争、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上台以及2005年启动加入欧盟谈判和伊朗核问题持续升温等，直接或间接地对库尔德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政权从被削弱到被推翻，伊拉克库尔德人也从美军保护下的自治到正式获得联邦自治主体地位，伊拉克形成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库尔德地区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同时，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开始成为地区库尔德人的流亡中心，伊库尔德人的成功也极大刺激、鼓舞了周边国家库尔德人。在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斗争日益激烈，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库尔德问题不仅成为土最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第五阶段（2011年至今），库尔德人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爆发不仅刺激“库尔德人的觉醒”[2]，推动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库尔德人发起不同规模的要求扩大民族权利，实行民主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一些国家也被迫调整库尔德政策，以缓解压力，这些使库尔德人状况得到好转；同时“阿拉伯之春”还致使地区陷入大动荡，引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和传统政治地理边界剧变，库尔德人所在国大多深陷动荡与变动的漩涡中心，也为库尔德人扩充实力和加快独立步伐提供了机会。可以说，“阿拉伯之春”正日益演变为“库尔德人之春”。[3]

　　从国别看，这场“库尔德之春”主要表现是：在土耳其，2011年春爆发大规模库尔德抗议运动，库尔德人的“和平民主党”（BDP）发起“非暴力抵抗运动”，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呼吁土库尔德人仿效阿拉伯人，占领广场，搭建“民主解决帐篷”发动抗议。2011年11月，土总理埃尔多安对20世纪30年代政府军屠杀上万库尔德人表示道歉，这是土历史上首位政府总理对这一事件道歉。2012年，埃尔多安宣布允许公立学校教授库尔德语，这是土历史上首次允许在公立学校进行库尔德语教学。2013年12月，土耳其第一个带有“库尔德斯坦”名字的“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成立并得到官方批准。2013年9月，埃尔多安政府重启库尔德倡议，实施一系列国家民主化改革方案，允许在竞选中使用库尔德语，降低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此外，2012年10月土政府秘密重启了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和平谈判，并于2013年3月达成停火协议。库尔德工人党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并撤离土耳其。

　　在伊拉克，随着美军于2011年底撤离，美军存在时期形成的政治平衡很快被打破，伊内部原有宗派政治斗争加剧，由此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简称“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矛盾加深，库尔德人开始绕开政府管道自行对外出口石油，中央政府停止向库尔德地区政府拨款。尤其是2014年6月“伊斯兰国”攻城略地，中央政府近乎瘫痪后，库尔德人离心倾向加强，乘乱占领了基尔库克以及两处油田，并再次发出了寻求独立的呼声。2014年7月，库尔德地区政府（KRG）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公开表示，“伊拉克已不可能回到过去。决定我们命运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们不能坐等由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声称将在库尔德人自治区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投。9月17日，库尔德地区政府外长法拉赫·穆斯塔法·巴吉尔对新组建的阿巴迪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声称若不能在三个月内就石油收入分配问题达成协议，库尔德人将走向独立，并强调“这是最后的机会”。在“伊斯兰国”崛起，中央政府失控的大乱局下，伊拉克库尔德人乘机独立建国的可能性加大。

　　在叙利亚，库尔德人正取得前所未有的事实上的自治地位。2011 年3月，随着叙利亚危机不断恶化，巴沙尔总统宣布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并下令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30万无国籍库尔德人问题。随着内战爆发，政府军主动从库尔德地区撤出，以换取库尔德人在内战中保持中立。而库尔德人乘机取得了对库尔德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并积极组建库尔德政党和武装。2011年，库尔德全国委员会（KNC）成立。2012年7月，该组织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分支）达成协议，成立库尔德最高委员会，统一协调叙库尔德事务。2013年11月，叙库尔德人宣布成立自治政府，统辖卡米什利阿夫林和科巴尼等地。对此变化，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努里·布瑞姆表示，“在阿拉伯人统治库尔德地区上千年之后，当前重要的一点是库尔德人开始控制该地区。现在库尔德人可以决定自己命运了”。

　　库尔德人独立

　　建国前景依然不乐观

　　可以说，中东大变局极大改善了库尔德人的生存环境，扩大了其活动空间，为库尔德人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作为“阿拉伯之春”以及中东大动荡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库尔德人的兴起将重新塑造地区相关国家以及地缘政治秩序，改变地区主要政治力量对比，在“新中东”拥有更大发言权，无疑将成为21世纪中东最新的重大政治生态变化之一。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库尔德人的地位不断提高，总体实力日益增强，库尔德问题解决的内外环境日趋转好，库尔德人距离独立建国的梦想日益靠近，但是短期内一个统一的“库尔德斯坦国”仍不太可能出现。库尔德斯坦被分割、库尔德人分居四国的这一政治和地理现实在可预期的将来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即使最有可能率先建国的伊拉克库尔德人也面临很大不确定性。这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第一，库尔德人所在国难以允许库尔德人独立建国。各国之间虽然彼此有矛盾，但是在共同反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问题上目标一致，态度坚决。历史上，各方曾多次联手对付库尔德人。第二，从库尔德人内部看，自身存在巨大缺陷。如地理上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对外隔绝；缺乏团结，内讧严重，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历史上，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与库尔德爱国联盟之间，各国库尔德人之间曾相互争斗，甚至大打出手，而这一弱点又常常为外部所利用；对外部势力过于依赖，将自身命运寄托于外部力量身上，导致自己命运往往为外界所掌控；各国库尔德人斗争目标各异，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家并未成为所有库尔德人的共同目标，第三，缺乏有力外部支持。目前，除以色列公开表示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建国外，其他国家均态度冷漠或表示反对。库尔德人的境遇在西方虽然引起广泛同情，并得到一些政治家和组织的支持，但从中东现实考虑，西方不愿改变中东政治版图，担心损害与中东盟友关系，因而对库尔德人独立建国要求基本持否定态度。美国及西方表面上同情库尔德人，实际上利用库尔德问题插手、干涉中东地区事务，谋取自身利益。

　　最后，最新的军事打击“伊斯兰国”也给库尔德人独立带来很大不确定性。“伊斯兰国”的出现，对库尔德人既是一个机遇，也是挑战和考验。作为美国所依仗的主要地面作战力量，随着美国及西方国家纷纷向库尔德人提供军事援助，库尔德人也抓住机会借力整合提升了自身武装力量，向国际社会证明了自己是维护地区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强化了与西方的战略伙伴关系，“为库尔德人赢得了国际合法性”[4]。叙利亚政治学教授、库尔德反对派政治人士卡瓦·阿齐兹称，“这是库尔德人的历史契机，他们正好可以用来实现变革。”但是，库尔德人也面临新的考验。这突出表现在伊拉克辛贾尔山中的亚兹迪人（被视为库尔德人的一支）遭屠杀和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城镇科巴尼之战两起事件上。7-8月份，“伊斯兰国”不断发动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进攻，并占领摩苏尔等地，一度逼近库尔德自治政府首府埃尔比勒40公里处。库尔德武装节节败退。大量亚兹迪人遭围攻屠杀。9月，“伊斯兰国”开始猛烈进攻叙土边境的科巴尼及周边地区，库尔德武装长期孤军奋战，造成库尔德人大量伤亡和集体逃难。科巴尼之战背后是各国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既需库尔德武装充当打击“伊斯兰国”的地面先锋部队，但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必须“适度”，因为它必须维护巩固美土战略伙伴关系，寻求土耳其的支持，并确保伊拉克的安全与领土完整这一中心目标。为此，美迟迟不对围攻科巴尼的“伊斯兰国”发动袭击，这让库尔德人寒心。土耳其坚持反对施以援手，并阻止救援，是出于对“库尔德之春”的担忧。土真实意图是“坐山观虎斗”，让“伊斯兰国”和库尔德武装相互残杀，借此遏制库尔德人。土耳其此举遭到国际社会普遍批评，国内库尔德人纷纷抗议，并引发流血冲突。人们担心科巴尼事件可能逆转土耳其库尔德问题解决进程，促使库尔德工人党重新拿起武器，致使国内矛盾再次升级。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巴伊科公开警告土可能重新爆发内战。虽然土最终在国际压力下妥协，但仍有保留。而伊朗虽支持打击“伊斯兰国”，但底线是支持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反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主要成员沙鲁迪表示，伊朗和伊拉克不会接受伊拉克的分裂，“谁企图分裂伊拉克谁就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从辛贾尔山到科巴尼，从库尔德人遭屠杀到西方及地方国家迟迟不出手救援，既凸显库尔德人实力明显不足，军力仍很孱弱，建国准备远不充分，也彰显出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对库尔德人见死不救，仍将库尔德人作为利用工具的真实心态。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库尔德人等待“战略性的盟友，真诚的朋友”。[5]

　　总之，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漫长过程，但总的趋势是库尔德人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处境和地位将会不断改善与提高。但是，伴随这一进程，中东地区尤其是相关国家的主权与国家安全、地区稳定以及地缘政治格局也将受到严重冲击。

　　[1] Claire Berlinski ，“The Arab Spring is Now the Kurdish Spring”，July 29，2012 ，Gatestone Institute. http：//www.ekurd.net/mismas/articles/misc2012/7/turkey4056.htm（上网时间：2014年11月5日）

　　[2] mer Tapnar，“The Arab Spring and the Kurdish Awakening”， Today’s Zaman，September 2， 2012（上网时间：2014年11月15日）

　　[3] ERTU？RUL ZKK，“The Arab Spring has transformed into the Kurdish Spring”，July27，2012.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he-arab-spring-has-transformed-into-the-kurdish-spring-.aspx？pageID=449&nID=26443&NewsCatID=401#.UBIzXlcA7d0.twitter（上网时间：2014年11月20日）

　　[4] “Kobane：The battle For Kurdies legitimacy”，Fikra Forum，Nov14，2014. http：//fikraforum.org/？p=6033（上网时间：2014年11月15日）

　　[5] Benjamin Kweskin ，“Wanting strategic allies， needing genuine friends”，The Jerusalem Post，Oct20，2014（上网时间：2014年11月20日）

　　唐志超 张瑞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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