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面孔 新任務 新期待

　　今年是政府換屆年。自8月底，現任特首崔世安以“三高”全勝成功連任後，坊間對下一屆政府的施政藍圖就開始議論紛紛，尤其人事安排成為輿論焦點。輿論普遍認為，崔在下一個任期內，將對政府的主要官員“大換班”，著力打造新一代班底，為未來的崔氏新政提供組織保障。

　　按照《澳門基本法》第五十條的規定，主要官員是指，由行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官員，包括各司司長、廉政專員、審計長、警察總局局長、海關關長；還有司法機關的檢察長。

　　12月1日，特區政府終於對外公佈新一屆政府主要官員名單，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保安司司長黃少澤、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檢察長葉迅生、廉政專員張永春、審計長何永安、警察總局局長馬耀權及海關關長賴敏華。十名獲提名的主要官員人選中，僅何永安一“舊人”留任（只任了一屆審計長），其餘全是“新人”，有兩名女性較現屆多一人。除了梁維特，其餘都是公務員出身。

　　此份名單雖算不上眾望所歸，但也不出意料，表像上的最大特徵，自然就是“新”，十人中有九人是新人，名副其實的“大換班”。審視地看，這種大換班緣於兩個因素，一方面，澳門回歸十五年，經歷了三屆政府，政府組班應有一定的成例和規制，例如，做滿一定任期，不論政績如何都得換人，15年紅線一刀切，既避免因循守舊，又為公共行政注入更多年輕人才及施政新氣象，如此看來，更換三朝元老就遠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場舊例，而是本澳行政制度建設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崔世安的第一個任期內，主要官員的任命基本沿襲了“舊班老臣”，這除了有權力格局的限制，保持平穩過渡也是更現實的考慮，畢竟，崔世安彼時剛由司長擢升特首，全域把控能力還有待磨合和培養。現在，崔已經做夠一任，施政表現有目共睹，放手開創崔氏新政，大換班自然是應有之義。

　　澳門已經回歸15年，歷經了三屆特區政府，新政府的組建已有相當經驗，甚至已形成一定體例，比如，主要官員基本都是公務員出身，而財政經濟司長一職依舊由商界人士出任。但第四屆政府的組建上既有傳承，又有創新。傳承在於愛國愛澳依然是不可動搖的首要原則，創新在於突出了法律素質，為打造法治政府奠定基礎。從邏輯上看，愛國愛澳是傳統，是確保中央—特區特殊的府際關係良性互動的必要前提，也是底線；法律素質是趨勢，是順應澳門社會轉型，應對更大更艱巨挑戰，依法行政、法治澳門的必然選擇。

　　一、愛國愛澳是中央——特區良性府際關係的必要前提

　　新政府的主要官員中，有9個人都在體制內磨練多年，相當一部分更擔綱機關領導多時，有的還是回歸前就參與法律本地化及司法人才本地化的建設者，相信對愛國愛澳已有相當認識，並且得到了本澳社會各界乃至中央的認可和欣賞，這也是他們能得到崔世安的青睞和提名的主要原因之一。唯一非公務員出身的梁維特政治傾向更無須懷疑，作為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多年出入國家最高議事殿堂，對於愛國愛澳更有一番感觸。因此，從政治上講，新政府的新面孔首先符合愛國愛澳的標準。

　　在現有的政治語境中，愛國愛澳是特區官員甄選的第一要點，當然，這樣的要求並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務虛表徵，而在於十分現實的需求。

　　澳門回歸十五年來，“中央—特區”的良性府際關係成為澳門各項事業的基石。從澳門回歸後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澳門的發展離不開中央政府的支持，離不開與內地尤其是珠三角的經濟聯繫，因此就要求澳門把眼光放得更長遠，考慮澳門問題，不能僅僅拘囿在本土，要有對國家政權體系、國家核心價值的理解和支持，對一國兩制要有正確和全面的認識。

　　從法律層面上講，澳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行政特區，是高度自治，但絕非完全自治，在組織層面上，就體現為中央對特首及主要官員的任命權。我們看到，根據《澳門基本法》的描述，雖然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但必須報請中央政府任命後才具法律效力。而且，中央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及檢察長的任命權，也絕非只是名義上的榮譽權力，中央對於行政長官提名的主要官員人選及檢察長人選，甚至包括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而發回重議。但是，如果一旦這樣的情況出現，將造成嚴重的信任危機，甚至是憲政危機，這無疑是北京和澳門都不願意看到的。這顯然就要求特府和中央間要有一個平衡的默契點，或者說底線要求，那就是愛國愛澳。

　　愛國愛澳是硬性標準，也有章可循，絕非可以任意解畫。《澳門基本法》特別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檢察長在就職時”，“必須宣誓效忠澳門特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裡的“效忠”意味深長，尤其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效忠。澳門作為具特殊政治地位的行政特區，是由國家憲法和澳門基本法規定設立的，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做出的制度創舉。這裡面的政治邏輯十分清楚，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是國家主權的體現，澳門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來自於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授權，這種近似於管理學上的“委託—代理”關係顯然就要求澳門對北京要有一個保證。因此，對國家效忠就成為“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也是基本的政治要求”，這絕無討價還價的餘地，事實上也是國際慣例。回歸前，港英當局授予香港人“太平紳士”的虛銜，都要求宣誓效忠英廷，遑論現在擔任特區實職官員？

　　二、加強法律素質奏響構建法治政府序曲

　　下屆政府主官中，最主要的亮點是過半有法律背景，如“陳海帆歷任身份證明局副局長、個資辦主任，擁有法律學士、碩士學位，長期從事法務工作；黃少澤本身是助理檢察長及司警局長；羅立文於回歸前做過多屆立法會議員且曾任土地工務運輸司司長（局長）；葉迅生現職初級法院院長；張永春現職法務局長。即使商界出身的梁維特，也身兼澳區全國人大代表、特區政府行政會委員多年，對不同制度下的法律起草、執行等瞭若指掌”。

　　歷史上，澳門並不缺乏精通法律的高官，但像第四屆屆政府這般，在司長級層面，彙聚如此比例的法律界精英，則為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所少見。這至少說明崔世安對構建法治政府的決心和勇氣。

　　法治政府是政府建設的新高度。前不久，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綱領性文件，開啓了法治中國建設的新征程，其中，特別提出的“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頗具時代精神。事實上，對於澳門而言，依法治澳、依法施政、依法行政也是未來的路徑取向。如果說，崔世安的第一個任期是建設陽光政府，那麼，在陽光政府的基礎上，以法律改革為突破點，向法治政府推進將成為一種趨勢。

　　長期以來，法治精神是澳門的核心價值。尤其回歸後，澳門的法制建設出現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取得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但必須坦率地講，本澳法制建設還遠遠不夠。由於歷史原因，澳門法律制度源於葡萄牙，“其所植根的道德倫理、價值觀念等，與以華人爲主體的澳門不同，因而導致在立法、行政執法和司法上也産生不少差異”（岑浩輝），比如在刑罰方面，定罪與處罰太過人性化，明顯缺乏應有阻嚇力。而且尤為糟糕的，在本澳，“無法可依”，甚至“有法不能依”的情況依舊十分嚴峻，撒溪錢難入罪、善豐事件難追責、打擊非法旅館成效不彰等亂像，足以映襯本澳法制建設的蒼白和無力。

　　我們無意貶低本澳法制建設的歷史成就，但是，不能過度強調和誇大法治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從澳門目前法制建設的總體狀況和真實水平來看，“有法可依”問題不僅在法治實踐中沒有真正得到解決，在理論上也尚未貫穿到法制建設全過程，存在著諸多環節和程序“無法可依”或者是“有法不能依”的問題。這種與時代脫節、滯後於時代發展的法制困局依舊存在，已然構成本澳各項事業發展的瓶頸。法律滯後、漏洞百出，如何能有效治理社會？

　　這顯然提醒我們，在澳門現有的語境下，政府單純依法施政只是做到法治社會的表層，其中更深層的涵意是，法律必須與時俱進才能有效治理社會。這就要求政府必須對法制建設有系統化的統籌，“不但要考慮法律體系內在價值和邏輯上的一致性，也要注意立法政策的連續性、系統性和穩定性”。尤為特別的，澳門法律改革必須要以構建一套符合“基本法”要求和澳門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律制度爲終極目標，這顯然又和愛國愛澳構成呼應。

　　三、團隊建設決定改革成效

　　第四屆政府的主要官員，從年齡上看，多處於年富力強的黃金階段，精力和經歷足夠充沛，學歷和能力也相匹配，總體而言，應該是平衡各方意見，深思熟慮的結果。輿論普遍認為，“下屆政府是崔世安真正一手一腳組建的團隊，同心同德、忠誠是核心標準”，我們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妥，因為以崔將面臨的主要任務而言，一個帶有崔氏印記的施政團隊可能更有利於他的第二個任期。

　　種種跡象表明，下屆政府的重頭戲將是政府改革。在崔世安發表的參選宣言中，就明確指出，未來五年會重視行政改革，決心堅定，希望提升行政效率，回應居民訴求和期盼。儘管行政改革成爲本澳社會各界的共識，但崔作爲“掌門人”，把此項工作提到如此高的位置，做出如此大的決心，依舊具有不一樣的意義。

　　毋庸諱言，過去的5年裏，本澳社會在崔世安的帶領下，各項事業都取得了驕人的業績，但發生的問題也不少。新巴士服務虛耗公帑、電訊服務嚴重落後、公共工程屢屢超出預算等大事件，不斷暴露出行政部門出現的行政失當和解決不力的情況，一次次引發輿論風波，激化矛盾，致使各種社會爭議和雜音此起彼伏，每每都把政府放到風口浪尖，一度引發輿論對政府管制能力的質疑和不滿。

　　不過，將所有責任扣到崔世安頭上，並不公平，也不符合實際。客觀地看，“過去五年的施政現實，不同領域的多項政策措施，原意都是好的，但在具體的推行和實施中，卻不少出現變型變調，甚至錯漏百出，鬧出一系列擺烏龍的事件”（春華），唯因受了政令推行不暢，執行能力不彰的挫敗，崔特首才有切膚之痛，才有了如此堅定的行政改革的決心。惟因行政改革比之於其他領域，其所面對的對手正是自身，最大的阻力來自於內部，這就決定了問題的複雜性和艱钜性。

　　惟其複雜和艱钜，一個“同心同德、忠誠”的團隊就顯得尤爲必要，尤其在澳門的內外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之際。然而，也必須提醒的是，崔氏團隊畢竟是新團隊，團隊的磨合仍待觀察，崔世安作爲掌舵人，如何凝聚五司之力，打造一個強政厲治的班子，共推政府改革第一攻堅之戰，將決定行政改革的成效。

　　尤為特別的，崔世安的這次組班，在很大概率上將直接影響澳門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行政格局。從承前啟後的意義上講，這個團隊的建設就不僅僅只是第四屆政府，而是代表了澳門的福祉。這樣看來，或許這個全新的團隊可以被質疑，但值得支持！

　　對於新團隊而言，也應有更高的追求。前一段北京APEC會議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香港特首梁振英，鑒於港府在佔中事件中的表現，習主席在會面時以“疾風知勁草”來形容，指出香港現時面對的挑戰前所未有，稱贊梁振英仍能迎難而上，“在關鍵時刻靠得住”。這個評價相當高，也為港澳官員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桿，除了愛國愛澳及專業素質，在挑戰面前，迎難而上，在關鍵時刻靠得住，更應成為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行為準則。

　　12月20日起，新一屆政府就要正式開始運行。憑心而論，5年的任期不算太長，但對新一屆政府來說，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是不少，面臨的挑戰也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我們期待，崔特首帶領他的施政團隊，在一國兩制的支撐下，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大力推行行政改革，消除陳年積弊，加快法治政府建設，優化行政職能，使特區的社會治理、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得到全面的立體化提升。

　　◆澳門/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