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语言是种生理功能

　　薛忆沩，作家，湖南长沙人，现定居加拿大蒙特利尔。1985年获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后又获得广州外国语学院文学博士学位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曾应聘为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和中山大学高等人文学院驻院学人，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

　　2014年12月7日下午，作为第十五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作品《空巢》的作者，薛忆沩出现在深圳南山书城，与读者分享写作背后的故事。

　　电信诈骗是波及无数中国家庭的“人祸”，人口老龄化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空巢》通过一个具体的诈骗案件将这两个“热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用“年度十大好书”颁奖词的话说：薛忆沩的大手笔把一个普通的电信诈骗案升华为一部炉火纯青的心理小说，演绎了一个时代的空虚和悲悯。而用薛忆沩自己的话说，他“再次透过一个小小的事件发现了整个历史”。

　　薛忆沩，被德国汉学家彭吉蒂评为“越境”最频繁的中国作家。1964年出生于湖南郴州的薛忆沩，4个月后随家人迁回长沙。1981年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1985年完成学业，获工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就职于湖南电子研究所、南方动力机械厂、湖南省经济建设推动会及深圳的民营企业等处，每一段工作的时间都不太长。1993年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1996年完成学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在深圳大学文学院任教6年。2002年，他又选择离开中国，移居到大洋彼岸。在学业上，薛忆沩也在不停地实践着“越境”。 先是选择弃理从文，后又选择跨越语言的“边境”，开始尝试中英双语写作。

　　2002年，薛忆沩移居加拿大，他借用法国小说的题目称自己“生活在别处”，他重新开始的写作不断被异乡的生活打断。在蒙特利尔这座法语城市，他必须学习新的语言，此时，他开启了自己全新的身份——学生。他重新进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最终以优异成绩获得蒙特利尔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

　　尽管有着如此频繁的“越境”，但薛忆沩的生活却从来不曾改变，他一如既往地热爱着阅读和写作，信奉着简单的生活。正如他在读者分享会结束后，接受《留学生》记者采访时所说的：“我的生活始终围绕着印刷品，抽象点说就是围绕着‘知识’。但如果一个人被知识迷住了，他就永远成了一个无知的人。”

　　汉语依然能够触及灵魂

　　留学生：从你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其实你对科学和历史也非常着迷。这是否跟你的工科背景有关？

　　薛忆沩：很多人读我的专栏觉得特别不一样，对我的评价是“数学的精准和浓郁的诗意”，这是理科训练带给我的帮助。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卡尔维诺这样的作家，因为他也是特别精准，法国一个文学机构的口号是“文学就是数学”。按乔伊斯的说法，语言本身是逻辑的和可以推导的。我到现在依然喜欢做数学题，几何学就是教人简洁，它给我最大的启迪是：用最少的东西去做最多的事情。理科对我还有一个帮助是，产生宇宙感，认识宏大，从而认识自己的渺小。我记得在一位很有名的评论家抱怨王小波的作品有太重的“工科”色彩时，我强调说我也是学“工科”的。而这位评论家却马上为我辩解说，“但是你隐蔽得很好，你的作品很感性。”尽管如此，我相信很多读者肯定也会有跟你同样的印象。其实我一直喜欢科学，我相信数学是美学的基础。但是同时，我的作品又是极为感性的，我的人物的孤独和伤痛经常会妨害我的正常生活。我觉得，文理分科其实没有必要那么粗暴。在西方，就有不少人既写科普作品又写纯文学作品。我也很想将来能够用汉语写一部像样的科普作品，那样的作品会被我自己当成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业绩。

　　留学生：在你看来，英美文学对像你这样以中文为母语的写作者有着怎样的影响？

　　薛忆沩：语言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它是一种生理功能，大脑的功能。我的大脑配置比较落后，这是我的难言之隐。我曾经可以用法语写不坏的作文，但是，到了要用英语作文的时候，我却不得不将法语忘掉，将羞涩的内存腾给历史上曾经与它纠缠不清的英语。我不能够同时打开许多的“窗口”。 不过，我赖以写作的汉语依然保存完好。我曾在一个访谈里恭维自己，说我的汉语依然能够触及灵魂。现在，我不时也清点一下我汉语的收藏，我会感觉到一些词语因为时间灰尘的覆盖而失去了一些光泽。但是，我确信我没有丢失任何珍品。对于汉语，我需要的顶多是“除尘”，而不是“挂失”。

　　留学生：你在用英语写作过程中有着怎样的体会？

　　薛忆沩：当时我选过一门叫“小说形式”的课。那其实是一门写作课，几乎每个星期学生都要用英语写一篇极短的小说，期中要写一篇较长的小说，期末要写一篇极长的小说。我的老师是加拿大的一位出名的纯文学作家。我很内疚我一直没有向她暴露过我与写作的长期的“亲密关系”。她只知道这个学生每星期要交来一篇作业，并不知道这个交作业的人在太平洋彼岸也是一个偶然被人表扬的“作家”。 这门课给了我极大的推动。从我的第一篇作业开始，我的写作不断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表扬我写作的哲理、结构以及语言上的“杂耍”。这种推动促使我完成了最后那一篇很有意思的“极长的”小说。在小说中，皇帝问传教士是否能够发明一种仪器，帮助他记录下他的宠妃的每一个表情，那个传教士却建议皇帝学习令他不堪忍受的记忆术。这次写作让我“浅尝”了用英语写小说的快感和艰辛。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多远。我希望我不要仅仅停留在一个皇帝对生命和爱情的困惑里。我希望我能够走得更远。

　　“我在莎士比亚那里看到了太多的莎士比亚”

　　留学生：中国读者对小说家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因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大家觉得小说家根本就不可能写好今天的现实。但是，你的《空巢》打破了这种“现实”的咒语。在以往的作品中，你总是把具体的现实及经验藏得很深，这一次你为什么会如此“贴近现实”，写这么难写的题材？

　　薛忆沩：不是我贴近了现实，而是现实贴近了我。2010年9月15日清晨，我在给母亲的电话里得知她遭人诬陷，“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公安机关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同时对我母亲实施了特殊的保护。母亲是从一个网络电话里得知这一切的。她极为气愤，也极度恐慌，同时她对公安机关也充满了感激。最后，母亲将自己能够集中起来的存款集中起来，转入了与她通话的警官提供的账号上。

　　留学生：小说《空巢》里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

　　薛忆沩：是的。三年来，我在小心将母亲带离那曾经令她痛不欲生的一天的同时，也在思考她的一生，或者说他们那一代人共同的人生。母亲遭受电信诈骗的特殊经历为我打开了一条进入她内心世界的特殊通道。在那里，我发现了现实中的一天与历史中的一生之间的许多联系。正是这种发现给了我贴近现实的勇气。如果说《空巢》打破了“现实”的咒语，那是因为它在时间上伸向了历史、在空间上伸进了内心，或者说它通过迷宫一样的内心世界，发现了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联系。

　　留学生：在你的作品中，“空巢”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居所，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越来越空”的过程，一个从信仰到幻灭的过程。这种过程彰显了《空巢》的悲剧性。

　　薛忆沩：用符号学的说法，在这部作品里，“空巢”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我经常说写作者应该努力为自己写作的语言作出贡献。将一个词变成一个复杂的过程，也许就可以算是《空巢》的一种贡献吧。《空巢》呈现出了主人公“越来越空”的生命过程。这个过程有心理和生理两股力量的牵引。小说结尾处，因为最后一个骗局被揭穿，主人公跌入了心理的最低点，而与之相应的那段悲壮的“大便失禁”又意味着她的身体已经被彻底掏空——《空巢》当然是一部悲剧，因为它最后的那个句子将叙述者推向了死亡。那个句子看起来十分平常，但它实际上是全部作品中最富震撼力的句子。这部悲剧最深的暗示也许就是人在冷酷的历史和现实之下的无能为力。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是我的写作反复探讨的主题。在《空巢》之前，我完成过三部长篇小说，包括在国内出过三个版本的《遗弃》，以及在国内没有出版过的《一个影子的告别》和《白求恩的孩子们》。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已经是这三部作品共同关心的主题。而《空巢》具有更长的时间跨度，这种时间跨度为这个主题的重现和深化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留学生：在《空巢》进入尾声的时候，叙述者的梦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舞台，上面站立着的都是遭受过电信诈骗的老人，他们突然喊出了“救救老人”的口号。中国的新文学是从“救救孩子”的呐喊开始的，现在我们又听到了“救救老人”的口号，这两者之间有何关联？

　　薛忆沩：“救救孩子”的呐喊出现在中国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中，那是1918年的激情，离现在已经将近一百年了。“救救老人”的口号并不是我对那百年前的孤独的刻意呼应。它是从那个场面里自然流露出来的声音。狂人笔下“话中全是毒”的“吃人”的社会早就过去了，旧社会的孩子们已经变成了新时代的老人家，可是他们并没有幸免，他们接起了“话中全是假”的电话，他们成了形形色色的欺骗和诈骗最脆弱的受害者。你应该也注意到了这揪心的口号在小说的最后又重现了一次：高喊着口号的游行队伍从需要急救的“我”身边走过，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这是我刻意安排的细节。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忽视。可以避免悲剧的最后一次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这既是现实又是历史。

　　留学生：你的作品中，“我”的分量很重，也就是说你的作品有很强的自传性。而《空巢》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将近八十岁的老妇人，甚至在如此特殊的“我”的身上也多少能够看到你自己的影子。这一强调“我”的潜意识写作习惯，会不会为写作设限？

　　薛忆沩：作者与人物的关系非常复杂。在我看来，能够完全独立于作者的人物，和能够完全独立于人物的作者都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每一部作品都是由作者与人物构成的隐喻。很多年前，我不是很愿意承认自己写作的这种自传性，现在我非常乐于承认。这种转变与自己文学见识的增长有关。要知道，我在莎士比亚那里看到了太多的莎士比亚，我在乔伊斯那里看到了太多的乔伊斯。在写作《空巢》的过程中，我不仅将自己的许多亲身经历和感觉转嫁给了那位将近八十岁的老妇人，也真切地感到了她心理和身体上的许多正常和不正常的反应。我的短篇中已经多次出现女性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次能够用第一人称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展现一位女性的一生，对我是一种突破。激励我这样做的动力是我发现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女性人物都出自男性作家之手。性别不应该成为写作的障碍，就像一个感觉敏锐的“我”不可能成为写作局限一样。

　　学海无边，回头也看不到岸

　　留学生：那你一般构思和写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薛忆沩：我会去想一个好题目，一个好的开头，结构慢慢打开，故事可能来得慢一点，结构带领故事的发展，而故事本身应该是经典的。我总在想，小说里的“我”应该是什么人物，才能把故事讲得更清楚？所以我不在乎他一定是个男的、一定是个中年人、一定要戴眼镜，我不在乎这些。别人说我的写作一直在“跨越边境”，挑战自己。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当然，结构的完善并不是那么轻易，要归功于后来漫长又艰苦的写作过程中的精雕细琢。

　　留学生：有评价说你是“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

　　薛忆沩：我不喜欢“异类”这个称号，我觉得我是正宗。这个称号本身就说明中国文学的现状不太正常。有人说我创造了一种文体，也有人说我是文学的“异类”，但这两个概念是错误的。我的写作手法是创新的，不断地做现代主义的探索，思考写什么和怎么写。我的文学理念却是正宗的，我相信基本的人性、爱和善念，这也是从古至今所有伟大作家都在讨论的。可以说，我是手法上的异类和理念上的正宗。正宗怎么会被说成异类呢？我想这不是我的问题。也有人解释说“不是指你的文学‘异类’，而是你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睡早起，坚持长跑，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很简单很健康，又为什么会成了“异类”呢？

　　留学生：你作品中的中国跟现实中的中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薛忆沩：我作品中的中国是我记忆中的中国，我关注的现实是历史中的现实。我只会写经过我的心智长时间咀嚼，并且已经彻底消化了的素材。回国的感受总是极为矛盾，一方面我看到祖国的活力，这让我兴奋；另一方面，我看到人们的浮躁，这让我沮丧；总有一天，我们记忆中的家园会变成一个面目全非的地方。这令我绝望。我怀念上世纪70年代的长沙，80年代的北京，90年代的深圳，它们现在都只是记忆中的幻影。

　　留学生：你怎么看待生活经历和写作的关系？

　　薛忆沩：我总是强调“生活来源于艺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会有比其他人更复杂的关于生活的困惑，因为他生活在一种不同的时间里。一个艺术家其实已经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经历”，他的“经历”只是我们对他的一种“庸俗的”看法。尽管我还没有完成或者永远也不可能完成我梦想完成的那部艺术作品，我却不愿意对自己有那种“庸俗的”看法。其实我的生活始终围绕着印刷品，抽象点说就是围绕着“知识”。而用我总是对儿子唠叨的一句话：“一个人一旦被知识迷住了，他就永远成了一个无知的人。”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回过头来看”。因为，学海无边，回头也看不到岸。

　　留学生：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文笔简练精准，在许多读者看来，你的文字也有着同样鲜明的特点。

　　薛忆沩：简练精准是写作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更像是一个奇迹，会让当事人和旁观者都有成事在天的感叹。能够一直生活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中，靠的是对文学的狂热和虔诚，或者说对文学的愚忠。

　　文·本刊记者·张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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