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这些“年”

　　1954年，国家首次明确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一个月，铁道部当年成立了“春节旅客输送办公室”，昼夜值班

　　在中国，除了过年，再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每个离开家乡的人会如此迫切地渴望返乡。今天的“过年”和过去相比，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一票难求”源于何时

　　2015年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披露，2015年中国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初步预计将超过28亿人次，较2014年增加1亿人次，平均每天将有7000万人踏上回家之旅。

　　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曾说：到2020年，春运紧张状况将不复存在，届时发达完善的铁路网全面建成，加上其他交通行业的同步发展，春运旅客都可以像平时一样顺利回家过年。

　　究竟是从哪一年开始，过年回家的火车票变得一票难求了？

　　根据上海大学博士生邓剑提供的调研信息，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春运就已经买票很难了。1954年，国家首次明确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一个月，铁道部当年成立了“春节旅客输送办公室”，昼夜值班。1957年，国务院第一次专门就做好春运工作发出指示，要求企业、学校动员职工、学生体谅铁路运输困难，“能早走的早走，能晚走的晚走，能不走的不走”。

　　到了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外来务工人员在春节集中回乡过年成为春运新难题，人们常常提着大包小包在车站飞奔，甚至在火车发车前还有不少人从窗口爬进车厢。

　　时至今日，我们一直都是一路挤着，一路焦急着，奔向家的方向。

　　过年相亲成为常态

　　过年回家，除了看望爸妈，不少青年男女还会面临“相亲”考验，“每逢春节被相亲”。相亲活动已经成为新年新气象之一，有网站甚至推出了《过年回家相亲攻略》。

　　“我们这行经常加班加点，没时间交女朋友。”32岁的IT男王先生告诉本刊记者，“每年春节回家前，我都特别积极相亲，想带个女朋友回家让爸妈不再那么唠叨。”

　　韩小姐28岁，也进入了被父母“盯婚”的年纪，“过年回家少不了相亲，春节就是相亲节。”

　　“‘说亲’在农村已经成了一门生意，对于适龄女孩子到了‘抢’的地步，竞争激烈。”上海大学博士生行藏说。现在农村人娶老婆要两套房子：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县城的那套房平时空着，只是过年的时候回来住，但对于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代表。

　　河南一位姑娘回老家后，一天相了五次亲，“见到第五个男孩时，第一个人的长相都有点模糊了。”

　　2014年11月，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全国18%的人口处于流动状态。其中，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5亿，而流动人口的婚育年龄普遍在推迟。

　　可以说，人口的流动衍生了过年相亲热。

　　春节放假制度溯源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假日办2014年节假日安排通知后，网民吐槽最多的是除夕当天不放假。

　　其实，若追溯至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而过年，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放假的。

　　1914年1月，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为顺从民意，提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

　　新中国成立后，工农联欢和军民联欢是彼时两种重要形式。各地工人和农民在春节期间都会举行盛大的联欢活动。邓剑指出，这种参与性而非当下观看性的文娱活动，让人更能切身地感受到年味儿，“而军民联欢几乎是从解放以来唯一不曾间断的联欢形式”。

　　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春节为什么不放假》，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1980年，春节放假制度全面回归。

　　1999年，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从而形成7天的“黄金周”。黄金周旅游季就此催生。自此，过年7天假成为春节常态。

　　为何年味越来越淡

　　近年来人们常感慨：为什么过年越来越没有年味？

　　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罗小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春节正从过大年走向年味越来越淡的过小年。春节是国家革命和生产大潮下的一场文化仪式，无论工人、农民、军人，所有人都共同参与，是一场“大春节”，以前物资贫乏，但大家都为浓郁的过年氛围所感动。而从1970年代后期至今，消费市场让年过得越来越充实的同时，也在使其变味。

　　“中国人对过年的期待”，实际上受制于好几种不同的力量。“首先，当然是中国人注重家庭、讲究一家团聚的传统观念的力量。”罗小茗分析。但如今传承这一观念的社会土壤正越来越稀薄。

　　其次是国家的指导和规范的力量。从国家的角度，它希望如何调控时间、运输、市场、文化等多个系统，来规定这个节日的被看重和被接受的程度。

　　此外是资本的力量。从资本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它希望节日是越多越好，越隆重越好；但另一方面，如果快递员洗碗工都回家过节去了，生意自然也就不好做了。

　　罗小茗告诉本刊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固化这个社会矛盾大爆发。城市吸引了大多数的青年人来工作，来贡献劳动和青春，但城市却始终不是他们的家。在整个城乡二元结构中，这样一大批‘异乡人’的存在，实际上构成了春节这个仪式不断被重新规定的动力所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吕爽/上海报道